《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由章文晋、张颖著，张颖和章文晋都曾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本小书初版的文章是张颖多年所写，这次修订又加上了文晋的三篇及其后来所写的文章。

文晋的情感与张颖是一样的，但他是个内向的人，不轻易流露。这次修订收入的他的三篇文章原本是两篇。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那篇较早写成。另外两篇其实是他的一篇遗作。他基本写好的部分在他去世后即以《魂系周公》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一部分经整理稍晚发表于香港《紫荆》杂志，题目是《周总理与张颖家四代人》。张颖记得，为写这篇文章，文晋构思了几个月，思绪万千，却总觉得难于下笔。文晋是恩来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复杂困难的局面中，文晋看到了恩来同志的大智大勇与缜密潇洒，在成长的道路上深受恩来同志的教诲与鞭策，他的家人亦受到了恩来同志如亲人般的关照。每每接到撰写回忆恩来同志的邀请，他总觉得自己难以表达对周总理的伟业和人格的景仰，总为自己的笔拙而感到惭愧。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由章文晋、张颖著，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0余篇，均为章文晋、张颖两位作者先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来，与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亲历各种活动、事件的真实记录。《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既记述了雾都重庆文化界瞬息变化、共和国建立以后文坛风云变幻，又叙述了周恩来与文艺界朋友息息相通的友情，在外交事务中与各国人士交往的点点滴滴。每篇文章都记载着珍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传递出作者坦诚、真实的情感，和周恩来独具的人格魅力。

序

魂系周公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1946年

周恩来和我家四代人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广州会议

上海“周公馆”

董必武、周恩来托起国统区一片天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委

组织抗战文艺大军

雾重庆的企盼

父逝——恩来同志的遗憾

挚友·知音——周恩来与郭沫若

周恩来与茅盾在重庆的交往

夏衍心目中的周公

周恩来、孙维世和金山

周恩来与陈荒煤

他心中装着多少人——周恩来与冰心、常书鸿

周恩来喜欢戏剧又爱提意见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傅天仇：终生追求周恩来精神的人

发挥革命历史剧的教育作用——从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说起

我心中的邓颖超大姐

·我为周恩来当翻译

1944年冬天，我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那时正值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插手调解国共关系。以后，从1945年底至1947年初的马歇尔使华，则是美国政府企图进一步调解国共关系。我在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头10个月与周恩来接触甚少，主要因他当时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正赶上我们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此外，也由于赫尔利调解活动很快就陷入僵局，赫尔利对我党充满敌意，关系急剧恶化。

抗战胜利后，应蒋介石邀请，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抵达重庆会谈。三位领导同志曾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周公馆接见我党在重庆南方局和报馆工作的全部同志。周恩来同外事组的几位同志见了面。王炳南、龚澎和李少石都是周恩来十分熟悉的，而我还算是个新人。我自我介绍说，1930年春，他秘密去莫斯科经过柏林时，曾接见过几位留德学习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我也在场。我的父亲还是他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周恩来笑着说，他还记得这些事。

30日，毛泽东从桂园迁到红岩下榻。那时，荣高棠同志正好组织我们排了一个戏，他也拉我参加。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舞台艺术实践。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都来看戏，但他们只看了一幕就退席了。第二天早晨，周恩来见了我就说：“我认识你父亲就是在戏台上，我们曾在南开中学同台演戏；现在看到你也是在戏台上。”

重庆谈判后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访问了一些主要国家的驻华使节。当他们去见加拿大大使时，我被指定做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党的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结果出了一点笑话。因要我先独自到使馆等候，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达时我已在客厅内。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起身与使馆人员道别。他也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表示感谢。看来是我穿的那套西服使他把我误认为使馆的译员了。他称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还不错嘛！''我连忙解释：“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实际上，直到马歇尔来华之前，几乎所有的重要场合都由龚澎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她同时还担负着联系驻渝外国记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正随着国共和谈的进展而变得十分繁重。马歇尔抵华前夕，她正式建议，由我接替她的翻译工作。那时，我已为周恩来做过几次翻译，他对我已比较熟悉，就同意了。这样，我就以译员的身份，参与了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12月22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三位同志也到机场去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位同志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

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问题。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1月10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1月9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这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包围解放区，并切断我党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的一大阴谋，而且根本违背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我方所接受，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他接着说，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之目，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立即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做出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表示愿意按照周恩来的建议，随即与蒋介石会谈，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应同意让步。10目，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这样，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争取到及时正式地达成停火协定，为政协会议按期开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  我们党同意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当时，周恩来曾向马歇尔强调，中共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求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些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前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了的，也是我们检测马歇尔的调解活动是否公正的标志。在马歇尔来华初期，可以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当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相处得较融洽。

周恩来觉得他尚属较公正，较坦诚。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过：“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P7-11

我和文晋都曾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本小书初版的文章是我多年所写，这次修订又加上了文晋的三篇和我后来所写的文章。

记得我写第一篇纪念恩来同志的文字是他逝世一周年。那是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我把稿纸放在书桌上，拿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的泪水不断流下，那些稿纸都湿透了，而我伏在湿透的稿子上……这种情况连续了好多年。我内心深处填满了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这不仅是对恩来同志，而是对党、对人民的感恩之情！

文晋的情感与我是一样的，但他是个内向的人，不轻易流露。这次修订收入的他的三篇文章原本是两篇。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那篇较早写成。另外两篇其实是他的一篇遗作。他基本写好的部分在他去世后即以《魂系周公》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一部分经整理稍晚发表于香港《紫荆》杂志，题目是《周总理与我家四代人》。我记得，为写这篇文章，他构思了几个月，思绪万千，却总觉得难于下笔。文晋是恩来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复杂困难的局面中，文晋看到了恩来同志的大智大勇与缜密潇洒，在成长的道路上深受恩来同志的教诲与鞭策，他的家人亦受到了恩来同志如亲人般的关照。每每接到撰写回忆恩来同志的邀请，他总觉得自己难以表达对周总理的伟业和人格的景仰，总为自己的笔拙而感到惭愧。

岁月如梭，在不少不眠之夜回首往事，我常常责问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为人民和祖国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写下些回忆的文字，有些是受邀，但大抵是受到一些青年朋友的鼓励，同时也总觉得有一种责任。最初来到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时，我只有十七岁，是红岩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已经离去，但这一代人的经历却不应被忘却。我希望，用自己真诚而非虚构的讲述，多少能为年轻一代留下些感性的历史。

我要再次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的鼓励和厚爱，使之能集成小书。我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对本书进行修订的建议和为再版所做的努力，在文晋百年即将到来之际，了却了他未竟的心愿！

张颖

201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