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到法国讲学，开设了示嵌类理论课程，听众之中有瑞士的A.Haefliger先生。我回国之后，Haefliger在法国继续示嵌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0年以后，我可以重新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引起这样一些思考：示嵌类理论是我开创的，我找到了具体的方法，但20世纪60年代时我已经落后了，因为Haefliger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继续做这方面工作，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那么我是被动地进行下去，还是摆脱这样被动的局面寻求新的方向？这是当时要考虑的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理论联系实际，任务带动学科。这在思想上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因为过去一直是为了数学而数学的，对应用根本不加考虑，跟现实世界也没有怎么考虑，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学书，是和现实脱离的这样一种状态。在“大跃进”的思想影响之下，我对于应用变得比较重视，觉得对现实世界不应该完全脱节。就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我对有些与应用关系比较密切的运筹学、博弈论产生了兴趣，这对我的学习研究产生了影响。1965年，我无意之中发现，我开创的示嵌类的方法，可以用来考虑集成电路布线问题，并用这个方法使布线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大跃进”时代这种思想上的冲击，碰到集成电路、布线问题我还是不屑一顾的，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得我不仅注意这类问题，而且有意识地真正花工夫来考虑。
1958～1965年，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执教，在1964～1965年开设了几何拓扑专门化课程。这还是以Bourbaki思想体系为中心的，它的构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拓扑学，我请同事来讲授；还有一个是代数几何，我本来是外行，就采取了边教边学的这样一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我对代数几何得到了一定的了解，提供了新工具、新方法，甚至是新动力，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65年我参加了“四清”。“四清”回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1966～1976年，这10年主要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数学研究工作完全处于停顿。20世纪70年代的每一年都是比较平稳的，有些美国数学家访问中国，他们带来了一些拓扑学在近年的新发展的资料，使我有可能对于拓扑学重新进行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进程之中，又引发了一些思考，就是他们给我的资料中，有许多是手写的，讲学听讲的笔记，里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任何的书本杂志里面，也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是国外的数学家在互相交流学习的时候，在讲习班或者在黑板上面随便写出来的符号，所以不会出现在书本杂志中，至少一段时期内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参与这样的工作，你必须要经常与国外的数学家打交道，要经常到国外去，参加他们的讨论班，参加他们的学术会议等。这就使我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所以我当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找出自己进行研究的一条路来，可以不受国外的影响，用不着经常到国外去，就在国内，我也可以自己进行我的研究工作。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解决。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肇直同志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我过去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无所知，关肇直同志当时带动数学研究所的许多同志，一起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使我知道研究数学，不仅是研究数和形，而且应该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和形。这个数和形不是脑子里空想脱离实际、抽象的事物，而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思想上的影响。关肇直同志经常说，数学上扎根国外，追随国外，但不经常去国外，不能久留国外，你该怎么办？关肇直不仅提出这个思想，而且他身体力行，提出了关肇直道路。他在数学研究所成立了控制论的研究室，他把研究方向与卫星和航天这些部门直接联系，研究课题就来自卫星和航天部门，他在数学上提供了这些部门所需要的一些解决的方法。这说明，关肇直的这种不要扎根国外、追随国外，而要立足国内的思想不仅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而且也是行得通的。关肇直同志自己就做出了榜样。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我当时自然地就想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像关肇直同志那样，寻找一条道路，可以立足国内，不受国外的影响。这是当时在思想上所引发的一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学方面的研究当然是完全停顿下来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思想上面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就是说我可以不完全整天纠缠在数学范围以内，而是可以放眼世界，立足国内，对于周围得到比较深的认识，在此影响之下，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很自然地学习了自然辩证法，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从中得到许多启发。这对我的工作有很深刻的影响。在当时还提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这句话的影响之下，结合到我自己在数学上的研究工作，我应该想方设法解决“怎么样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国外干国外的数学，我在国内应该寻找我在国内干的这个道路、方法。可是具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相当困难，心中无数。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