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遥远的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编著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为《北京记忆》的姊妹篇，在《并不遥远的记忆》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说，本书六位主人公倾注大量心血。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鲜活的、生动反映北京当代历史的著作。他们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经历：他们虽然多数不是北京人，但都对北京一往情深，并为北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并不遥远的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编著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并不遥远的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其中一本。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工农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从容忆往

往事回顾

人生经霜始绚丽

北京记忆

真诚面对人生

志远记叙

我骑着车，后来又遇到高小的同学，跟他一求证，果然，因为“读书会”抓了很多人。我赶紧绕道回家，母亲看到我大吃一惊，马上催促我离开，抓了两个清明节祭祖的“枣蛋”放我书包里，哭着说： “家里没钱，你自己想法子找地方躲起来。只要过了黄河就安全了。”

迫不得已，我只得离开学校，在县汽车站我遇到了同样逃出抓捕的席荆山。我们去陕西华阴县农具厂找我的姐夫李剑豪，看他能否帮忙找工作，李剑豪在闻喜做过督学，与席荆山相熟，但李剑豪对我们十分冷淡，说华阴找不到工作，要我们去西安。

我们到西安仍然找不到工作。席决定去甘肃，我只好再去找姐夫。第二次又到华阴，姐夫训了我一顿，他抽鸦片，不仅不给我钱，还要我给他钱。没办法，我只好将借来的五块大洋给了他。他一时高兴，还带我上华山赶了一次庙会，尽管那时我为生活和出路忧心忡忡，但险峻的华山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天后，姐夫带我去找他在42师军械处的父亲，看能不能找一份工作。我这时才想起我二哥也在42师一个营里当文书，于是跟着去了驻地大荔县，最后给我补了个看护兵。要我去三原县等缺。等了三个月，也没补上。这时，刚好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在西安办军医训练班，要从部队招考一批老护士，我因为有文化基础，学过外语、生物等课程，顺利考上了军医班。

军医班的伙食由公家负担，每月还可领7块大洋。生活一有着落，我就开始找党的关系。运城师范的同学李艳河，此时正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当兵，他知道我到后，便从驻地三愿县赶来看我。我们重逢在西安，非常兴奋，他跟我说军医处卫生队中有个班长彭大海是党员，他已跟彭大海介绍了我。我可和彭大海联系，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影响，根据情况输送一些党员或进步青年到部队中来。

这一段，我从一朋友那里偶然接触到世界语，便萌发了学习这门新语言的热情，当时很多人不懂世界语，用世界语搞秘密工作、传递信息，对我们搞革命工作，尤其做地下工作很有好处。因此，我白天在训练班上课，晚上就学习世界语，还在《工商日报》上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新的世界观。我还带着训练班的学员晚上一块学世界语，军医处处长便把训练班集合起来训话； “你们这些穷小子，学好医，一辈子饭碗都保住了，还想学什么世界语作外交官！以后不准再学！’’没想到，他还真说对了，我20多年后还真当了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西安，还去看这位军医处处长，他已经离开部队，是西安市工商联主任了，他开玩笑说：“被我说中了吧，我有预见性。”

与此同时，我约了两位朋友，创办了《更生》半月刊，反映腐败现实、民众苦难，宣传抗日主张。1936年7月，我因《更生》稿件被捕，被押送到绥靖公署军法处，被投入又脏又臭的牢房，脚上戴着最重的八斤重脚镣。牢房对我逼供信，我死活不改口，只说自己是学医的，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投稿只是为补充生活不足，完全不知道这犯法。他们没法，只好把我押送去西北剿匪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处的法官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同情抗日，我向他解释自己学世界语是公开合法的，我不是共产党，不是共青团，不是左翼联盟组织。法官只是笑了笑，宣判我无罪释放，对《更生》发行人樊仰山以违背出版法罚款释放。樊仰山后来告诉我， 《更生》筹办款是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P7-P9

中唯一的环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侯，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感情。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我们和过往历史的距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之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亟待当事人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史叫做“抢救活资料”。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工农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呀！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

作为《北京记忆》的姊妹篇，在《并不遥远的记忆》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说，本书六位主人公倾注大量心血。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鲜活的、生动反映北京当代历史的著作。他们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经历：他们虽然多数不是北京人，但都对北京一往情深，并为北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记忆》和《并不遥远的记忆》的出版，标志着“北京市市级老同志口述历史资料征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这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肯定，得到了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的脚步不会停止．口述历史的征集工作将不断进行下去，并争取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