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风雨征程》的16位口述者长期在京工作和生活，他们有的是国家、北京市的老领导，有的曾是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有来自生产建设一线的科技人员或劳动模范。这些从不同角度回顾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见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和曲折的文字，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爱党情怀。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风雨征程》是《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一。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农工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百姓中的奇闻轶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风雨征程》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编者的话

峥嵘岁月话人生

一生抉择终不悔

九十载甘苦志不移

从卢沟桥抗战一路走来

征途漫漫行思录

我的“晋京赶考”之路

风雨征程忆京华

多方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忆北平解放前后二三事

解放初期北京的宗教工作

我在北京亲历的一些历史事件与思考

“文革”琐忆

艰苦创业铸辉煌

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同行

我所亲历的首钢巨变

我与垦荒不了情

回忆人民大会堂建设

我与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不解之缘

参与北京大型活动设计的回忆

后记

1945年我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应父命接手福兴面粉厂，几乎与此同时正式介入政治生活。此后的60多年，我一直工作与生活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开明正直的祖父、母亲以及伯父孙越崎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我正在东北读书，亲身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氛围，还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与日本同学打过架，因此挨了日本老师的打。后来祖父举家迁到北京。我13岁，即离家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形成了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奠定了日后“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那时我才14岁，就在郑怀之等进步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运动。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范孙楼的后面，油印学生运动的传单；跟随郑怀之、王刚等到天津西车站拦截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1936年夏天，我和郑怀之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和大哥哥们一起做宣传抗日等活动。但当时我并未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福兴面粉厂，我被小特务敲诈殴打，现场的工人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们，阻止了事态的扩大。另一次动手的是美国官兵。我与内弟在天津，到朋友家去。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愤愤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我的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一味横行。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的我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已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日，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此时北平解放在即。

当时有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我曾说过，国民党要能好的了，死人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走路。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正好，我父亲要南逃，要我回来。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我是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我以为非常精辟。就19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回来后，我找到郑怀之，这才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联系。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

我回到北平以后，和地下党有了接触，并立即参与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中。不久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邵力子到北京，我即去探望。邵力子先生既是我伯父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老师，也是我本人的证婚人。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得知：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

解放初期，我与中共北平(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我实际上是在刘仁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但见刘仁的次数不多，他传达政策都是通过统战部和其他部门的。彭真是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兼市长，在很多会议上都有接触。他对北京有个要求，说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新政权如何建立，旧城市如何管理，是一大课题。1949年3月开始，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数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的我参加了工商界代表座谈会议，会议地点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参加会议的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吴晗、李乐光、李续刚；民主人士雷洁琼、钱端生；工商界人士浦洁修、刘一峰、陈荫堂、王向宸等等，共四五十人。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

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群策群力。

陈荫堂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也干。我心想，你有多少钱赔呀？赔钱总有赔完的一天。发言时便实话实说：解放好，少赚点也可以，赔钱不现实。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这个发言说得彭真连连点头。王向宸的话更妙了，当时正解决房屋问题，他说凡是好房子都搬出来，让老百姓去住。意思就是“共产”了。总之，会议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会议经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4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时，就是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这个消息使得与会代表情绪大振。实际上，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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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岁月消磨不了记忆。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岁月是可以消磨、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

原因何在？不言自明。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资料，保护不当，会有分散和遗失。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可以躲过水淹火焚，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埂：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记得的越来越少，忘却的越来越多；记得准确的越来越少，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这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因此，经验的归纳、教训的总结、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把记载在纸张上(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保存手段)的历史成为“历史文献或档案”；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历史，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脑之中，通过他们的口，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口述历史。

在历史学的发展上，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长久的地位。结绳记事，口述歌颂，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在现在和当代的历史中，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一下子扯远了，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

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甚至是历史链条中唯一的环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候，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情感，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我们和过去历史的距离。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亟待当事人的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历史叫做“抢救活资料”。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从农工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百姓中的奇闻轶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这本书是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过程中征集的部分口述史料的汇集。2007年前后，第二卷审改任务在即，文献史料的利用已获得一些便利，但口述史料的奇缺使复原历史的工作一度陷入困境。这种境况迫使我们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拨通了一个个陌生的电话，接触到一位位亲切的老人，采撷回一段段珍贵的记忆。到2009年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时，随着我们对共和国沧桑巨变历史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加深，老同志对抢救“活资料”的工作更加理解和支持，我们开始了对所征集史料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

编辑本书的过程是我们受教育和感动的过程。本书的16位口述者长期在京工作和生活，他们有的是国家、北京市的老领导，有的曾是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有来自生产建设一线的科技人员或劳动模范。这些从不同角度回顾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见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和曲折的文字，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爱党情怀。就在我们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几位老领导已不幸病逝，我们倍感沉痛。高戈同志在重症监护室依然挂念着本书，并再三嘱其秘书核对史实，其严谨的态度和忘我的精神实令我们感动。在此，要对所有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老同志及其亲属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本书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副主任陈志楣逐字逐句审阅了全书书稿。在本书前期策划、联络采访、文字整理、史实核对、图片收集和编校工作中，韩勤英、宋传信费力颇多，瞿宛林、张文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杨华锋、张惠舰、王锦辉参加了后期编校工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