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简的话语，至深的启示。

法国青少年人手一册的畅销书。

安奈特·维奥尔卡所著的《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用小孩提问父母回答的形式向小孩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

《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简介：种族灭绝、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是一段人类永远无法否认也不该忘记的历史。如何向后人乃至世人讲述那段渐行渐远的残酷的人类历史？如何增强人类的“记忆责任”？历史学家安奈特·维奥尔卡在《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通过与女儿玛蒂尔德问答的形式，将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困扰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问题以及作者的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成人提出的问题相比，孩子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一语中的。作者运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向女儿同时也向世人揭示了如下问题：纳粹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地球上彻底消失？纳粹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精力在他们所占领的整个欧洲遍寻老人和孩童，最后将他们统统杀掉。

1 流放奥斯维辛

2 种族灭绝

3 犹太人的反抗

4 奥斯维辛之后

5 记忆的责任

妈妈，贝尔特手臂上为什么会有数字文身？

因为贝尔特以前被流放过，有人把贝尔特从她生活的法国强行运送到波兰。如果你听别人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流放犯，那么你就可以判断他们的流放地就是集中营。

那你为什么说贝尔特被流放到了波兰呢？

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啊。

贝尔特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我认识她好久了，但奇怪的是，我对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

1942年7月16日，贝尔特在巴黎被捕。那一天，法国警方奉纳粹德国的命令逮捕了将近1．3万名犹太人。有孩子的犹太家庭被圈禁在一个大运动场里。这个运动场叫做“冬季自行车赛车场”。以前，许多自行车比赛和政治集会都在那里举行。这次大逮捕因此被称为“冬季赛车场大逮捕”。

“大逮捕”是什么意思？

就是警察突然实施的大规模逮捕行动。虽然现在“冬季自行车赛车场”已被拆毁，但是每年人们都会在赛车场的原址举行悼念仪式。贝尔特被逮捕时十九岁，还没结婚。她没被关进“冬季自行车赛车场”。她与其他未婚青年以及没有孩子的夫妻一道被人用公共汽车运到巴黎近郊的德朗西集中营。

“德朗西”以前是集中营吗？

如果把集中营定义为关押失去自由的人的地方，那么“德朗西”的确可以算作集中营。但是，“德朗西”又不同于纳粹集中营。贝尔特被运到“德朗西”时，那里只是一个中转营。在德朗西关押两周后，他们便被流放了。贝尔特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一个叫做博比尼的小火车站。在博比尼，贝尔特和其他一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运火车。火车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当时正值夏天，货车里挤满了男女老少，闷热难耐，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条件十分艰苦。最可怕的是没有水喝。口渴可以让人变得疯狂，有些人的确因此疯了。最后，火车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停了下来。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用波兰语说，那个地方叫做“奥斯威辛”，用德语说就是“奥斯维辛”。

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两个名字？

在犹太人的流放地，也就是波兰的南部，有一个省叫做上西里西亚省。1939年，纳粹德国吞并了上西里西亚，然后把这个省下辖的所有地方都起了德语名字。

车门打开时，贝尔特听到党卫军的叫喊声和狗吠声。你在许多电影里都看到过那样的场面。贝尔特在德国生活过。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十岁的贝尔特被迫离开德国。她能听得懂党卫军的叫喊：“动作快点！把箱子放到站台上！”只见站台上一些奇瘦无比的人正指挥着刚下车的乘客摆放行李，他们都剃着平头、穿着类似睡衣的条纹衣服。德国人告诉大家，走不动的人可以乘卡车到集中营去。他们把刚到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走不动的人、老年人、孩子以及能够明显看出怀孕的妇女，这些人被送上了卡车；其他人则步行前进，贝尔特就在其中。接下来，德国人又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分别送往男女集中营。贝尔特被关进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即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那里距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三公里远。

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了？

德国人强迫女人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那个年代的女人可比现代的女人腼腆多了，她们从不赤身裸体地站在别人面前。对很多女人来说，赤裸地站在别人面前是一种奇耻大辱。然后，有人给她们搜身，连身上最隐私的部位也不放过。后来，她们又被赶去淋浴，然后剃光了她们的头发、腋毛和阴毛。每个人领到一套衣服，这些衣服与我们在照片上、电影里、博物馆里看到的那种条纹睡衣或裙子可不一样。那是真正的破衣烂衫，有的衣服脏得令人作呕。其实，这些衣服都是从以前的流放者的行李里找出来的，质量很差，德国人根本不屑于留下这种衣服，有的衣服是其他犯人穿过的。最后，就是在流放者的身上文数字了。德国人用一种金属笔蘸着蓝色墨水在他们的皮肤上刻下了永远都擦不掉的印记。贝尔特前臂上的数字文身就是那时刻上去的。

那一定很痛吧？

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告诉我其实并不是很痛。不过，这一串数字使他们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样东西——名字。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就被这个刻在手臂上的号码取代了。每天早晨和晚上，所有囚犯都要在集中营的操场上集合点名，点名时他们要用德语报出自己的号码。这种点名常常要持续几个小时。他们一无所有，此前生命中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物件、一张照片、一件衣服，全都没有了。普里莫·列维一离开集中营就发表了《如果这是一个人》。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一无所有，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甚至夺走了我们的毛发……他们还要剥夺我们的名字。如果想记住自己的名字，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足够的力量去记住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某种东西。”他们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许多幸存者都谈起过类似的感受，普里莫·列维的描述无疑是最为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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