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老木的知青生涯中，穿插着他与三个美丽女人的爱，与现役连长之间的仇恨纠葛。为爱，老木杀了残暴荒淫的连长；为爱，三个把老木视为生命的女人送老木走上刑场。缠绵于爱恨之中的老木迎着子弹倒在莽莽昆仑山下的荒酷深处，老木的爱在三个女人心中烙下了永远的印痕。

凄美浪漫的故事，感人至深的爱情，唏嘘伤感的落幕雕刻了《迎着子弹缠绵》。

杨志军的作品大多都在孜孜不倦地破解着西藏密码，无论是《藏獒》还是《伏藏》都具有鲜明的荒原烙印。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除了藏獒的脚印还留下作者如歌如泣的青春往事。

凄美浪漫的故事，感人至深的爱情，唏嘘伤感的落幕雕刻了《迎着子弹缠绵》。

主人公老木的知青生涯中，穿插着他与三个美丽女人的爱，与现役连长之间的仇恨纠葛。为爱，老木杀了残暴荒淫的连长；为爱，三个把老木视为生命的女人送老木走上刑场。缠绵于爱恨之中的老木迎着子弹倒在莽莽昆仑山下的荒酷深处，老木的爱在三个女人心中烙下了永远的印痕。

杨志军大胆的笔锋，跌宕起伏的情节，使整部小说充满批判。让人掩卷之余无比心酸，触痛文革年代的累累伤痕，名家的风范尽在于此。《迎着子弹缠绵》不仅仅是作者的青春，更是八零后一代父母的青春记忆。

有一个名字我终生热爱，那就是冬妮娅。我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觉得隐隐地有一种企盼自心头升起，觉得那时最美好的怀想就是希望这个名字日夜陪伴着自己，于是就给赛虎改名字了。

赛虎也是我从一本书上看来的，是跟万马军中一小、r的白茹有关系的一只狗，但它怎么能和冬妮娅比呢？

爸爸妈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我家的狗起这么一个不合习俗的名字，就说，它又不是外国狗怎么起个外国名字？

我不说。这是我内心深处的幽曲，想说也说不清楚。

冬妮娅毛发纷披，一身漆黑。

爸爸说，刚抱来时拳头大一点儿，没想到两年就长得这么高大这么漂亮了。

我说，我想到了，我当时就觉得它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它差不多就是按照我的想象长大的，不然它怎么会跟我这么亲呢？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冬妮娅听到了，就翘起前肢搭在我身上。我把手伸进它嘴里，逗它咬它不咬，它怎么能咬主人呢？不光主人不能咬，别的人也不能咬，追追可以，吓唬吓唬可以，就是不能咬，除非贼。可是冬妮娅从未遇到过贼，也就从未咬过人。

那时候，冬妮娅每天奔跑在青岛信号山下那条寂静的马路上，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我读高中的日子就在它每天接我回家的奔跑中过去了。我抱它，喂它，跟它睡在一间房子里，不上学的时候就带它出去玩，冬天玩雪，夏天玩水，人和狗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快乐。

但是突然就有了不快乐，我的毕业证书找不见了。爸爸你见了没有？妈妈你见了没有？姐姐你见了没有？

找累了的我揪着狗的鬣毛说，冬妮娅我完了，没有毕业证书我就不能报考大学了。

爸爸说，你快去学校，看能不能补办一张。

我说，不能了，学校已经放假，我找谁去？可是大学报考就在下个星期，在街道办事处。冬妮娅，是不是我们丢在路上了？那天我们疯走，你在前面，我在后面，路线你还记得吧？

我和冬妮娅跑到街上去寻找。

后来，居然是冬妮娅找到了我的毕业证书，但同时它也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它把那女孩吓坏了。

女孩将捡到的毕业证书揣在身上，两天了，不知道证书的主人在哪里，就有意无意来到捡证书的地方走走。走着走着就碰到冬妮娅了。

冬妮娅扑向女孩，一口咬住女孩装着毕业证书的口袋，咬住就不放。

女孩尖叫着，她哪儿知道这只矫健的大黑狗仅仅是为了毕业证书呢？她要逃跑，冬妮娅不可能让她逃跑，于是衣服就被撕烂了。女孩倒在地上，喊着救命。

P4-5

1982年，大学毕业的我在省报文艺部做编辑，突然就对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整日伏案编稿发稿产生了厌倦。我向往一种散漫而新奇的工作，就坚决要求去农牧部当记者，因为这个部门的记者可以去草原，骑大马，住帐房，吃糌粑，更可以长年累月不来报社上班，因为他们到遥远的地方采访去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张望。

这是何等诗意的描述，而在我青春浪漫的企盼中，不仅仅是经过她的帐房，而且要进入她的帐房，因为草原上的姑娘大都是很开放的。

我的要求有幸被获准，而且成了青年人勇于去基层吃苦锻炼的典范。如此，我就有机会于1983年的初夏去采访早已在我视野中的柴达木军垦。农建师师部负责宣传的老金接待了我。他说，你来得正好，有个杀了人的知青逃亡六年后被抓回来了，你要是有兴趣采访，我给你联系一下。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又救不了他。我说，他为什么杀人？老金说，为了爱情。我说，那我肯定有兴趣。于是就拿着省报的介绍信，通过保卫部门，见到了这个叫老木的杀人犯。

一连几天，我都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和这个英俊高大的杀人犯谈话。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说着说着就会哭，哭完了又说：“我不后悔，我对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后悔。”

采访结束后老金问我，怎么样，能写一篇东西吧？我说，能。果然就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遗憾的是我未能将它发表出来。省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便于为一个死刑犯在动机和原因上开脱罪责，尽管报社也很同情他。正如领导所说，小杨啊，要报道典型，要从积极的方面反映生活，要让人看到光明。我深以为然。

但出于对苦难的尊重，我没有丢弃我的采访资料，十多年以后，当我整理旧物时，我发现那些口述实录的资料依旧那样鲜活、生动，且对今天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一种说明和补充。我知道我有了把它写出来的冲动，因为有很多罪其实是非罪，有很多非罪其实是罪；而小说的目的，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把罪写成非罪，把非罪写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