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编选的《201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精选2013年度公开发表、较具影响的优秀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注意思想与内容的统一，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展示并总结年度短篇小说的创作成果。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选入26篇2013年度公开发表的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作者有毕飞宇、铁凝、须一瓜、范小青、苏童、徐则臣等。审美价值在回归生活本身，小说也在庸常生活中彰显人性，彰显生活本身无法逾越的无序而又微妙的生存冲突，有现代都市人躁动而无序的精神状态，也有微不足道的人群在缭乱的现实中奔突。叙事上的机智与精巧，以及对生存况味的精心演绎，让回味再三，把玩良久。

《201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选入26篇2013年度公开发表的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作者有毕飞宇、铁凝、须一瓜、范小青、苏童、徐则臣等。作品题材更多地介入公共生活，透露出更深刻的主体思考及其价值向度。

《大雨如注》直面教育。铁凝的《火锅子》、裘山山的《课间休息》、田耳的《合槽》和戴来的《前线，前线》等，将笔触深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之中，演绎了老年人的种种生活模态及其精神困境。金仁顺的《喷泉》、蒋一谈的《透明》、张惠雯的《醉意》和薛忆沩的《剧作家》等短篇，都是将人置于各种尴尬的伦理之境中，让他们在极度脆弱的伦理关系中穷挣苦扎。

《201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由洪治纲编选。

序

大雨如注

火锅子

课间休息

合槽

前线，前线

赵氏孤儿

第五个喷嚏

我能跟你谈谈吗

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送话

名字游戏

她的名字

喷泉

透明

醉意

剧作家

吐字表演

醉太平

野薄荷

看不见的城市

鹊巢

酒疯子

浮屠

朝着雪山去

夏瓜瓤红，秋瓜瓤白

死亡的颜色

大雨如注

毕飞宇

丫头不像她的母亲，也不像她的父亲，她怎么就那么好看的呢。大院里粗俗一点的玩笑是这么开的：“大姚，不是你的种啊。”大姚并不生气。——粗俗的背后是赞美，大姚哪里能听不出来。他的回答很平静：“转基因了嘛。”

大姚是一位管道工，因为是师范大学的管道工，他在措辞的时候就难免有些讲究。大姚很在意说话。——教授他见得多了，管道工他见得更多，这年头一个管道工和一个教授能有什么区别呢？似乎也没有。但区别一定是有的，在嘴巴上。不同的嘴说不同的话，不同的手必然拿不同的钱。舌头是软玩意，却是硬实力。

大姚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作为父亲，他希望别人夸他的女儿漂亮，可也不希望别人仅仅停留在“漂亮”上。大姚说：“一般般。主要还是气质好。”大姚的低调其实张狂，他铆足了力气把别人的赞美往更高的层面上引。所以说，两种人的话不能听：做母亲的夸儿子；做父亲的夸女儿。都是脸面上淡定、骨子里极不冷静的货。

大姚夸自己的女儿“气质好”倒也没有过，姚子涵四岁的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上“班”了，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是民族舞。舞蹈这东西可奇怪了，它会长在一个孩子的骨头缝里，能把人“撑”起来。什么叫“撑”起来呢？这个也说不好，可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姚子涵的腰部、背部和脖子有一条隐性的中轴，任何时候都立在那儿。

姚子涵的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她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姚子涵念“Water”的时候从来不说“喔特”，而是蛙音十足的“瓦特儿”。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棋琴书画”能够概括得了的呢。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她的学业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这是骇人听闻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他们不嫉妒，相反，他们怀揣着敬仰，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画皮”。可画皮决不2B，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亭亭玉立，是文艺青年的范。教导主任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过？不要说“画皮”，“人妖”和“魔兽”他都见过。但是，公正地说，无论是“人妖”还是“魔兽”，发展得都不如“画皮”这般全面与均衡。教导主任在图书馆的拐角处拦住画皮，神态像画皮的粉，问：“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呢？”偶像就是偶像，回答得很平常：“女人嘛，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操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米歇尔很守时。上午十点半，她准时出现在了大姚家的客厅里。大姚和米歇尔的相识很有趣，他们是在图书馆的女卫生间里认识的。大姚正在女卫生间里换水龙头，米歇尔叼着香烟，一头闯了进来，还没来得及点火，突然发现女卫生间里站着一个大个子的男人。米歇尔吓了一大跳，慌忙说了一声“堆（对）不起”，退出去了。只过了几秒钟，米歇尔晃悠悠地折回来了。她用左肩倚住门框，右手夹着香烟，扛到肩膀上去了，很挑衅地说：“甩（帅）哥，想吃豆腐吧？”嗨，这个洋妞，连“吃豆腐”她都会说了。大姚说：“我不在卫生间吃东西，也不在卫生间抽烟。”大姚说话的同时指了指身上的天蓝色工作服，附带着用扳手敲了一通水管，误会就这么消除了。米歇尔有些不好意思，她把香烟卷在掌心，说：“本宫错了。”大姚笑笑，看出来了，是个美国妞，很健康，特自信。二十出头的样子，是个长不大的、爱显摆的活宝。大姚说：“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人和人就是这样的，一旦认识了，就会不停地见面。大姚和米歇尔在“卫生间事件”之后起码见过四五次，每一次米歇尔都兴高采烈，大声地把大姚叫作“甩哥”，大姚则竖起大拇指，回答她“好同志”。

暑假之前大姚在一家煎饼铺子的旁边又和米歇尔遇上了。大姚握住手闸，一只脚撑在地上，把她挡住，直截了当，问她暑假里头有什么打算。米歇尔告诉大姚，她会一直留在南京，去昆剧院做义工。大姚对昆剧没兴趣，说：“我想和你谈笔生意。”米歇尔吊起眉梢，把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撮在一起，捻了几下，——“你是说，沈（生）意？”

大姚说：“是啊，生意。”

米歇尔说：“我没做过沈（生）意了。”

大姚想笑，外国人就这样，说什么都喜欢加个“了”。大姚没有笑，说：“很简单的生意。我想请你陪一个人说话。”

米歇尔不明白，不过马上就明白了，——有人想练习英语口语，想来是这么回事。

“和谁？”米歇儿问。

“一位公主。”大姚说。

美国佬真够呛，他们从来都不能把问题存放在脑袋里，慢慢盘，细细算，非得堆在脸上。经过嘴角和眉梢的一番运算，米歇尔知道“公主”是什么意思了。她刻意用生硬的“鬼子汉语”告诉大姚：“我的明白，皇上！”  不过，米歇尔即刻把她的双臂抱在乳房的下面，盯着大姚，下巴慢慢地挪到目光相反的方向。她刻意做出风尘气，调皮了，“我很贵了，你的明白？”’

大姚哪能不知道价格，他压了压价码，说：“一小时八十。”

米歇尔说：“一百二。”

“一百。”大姚意味深长地说，“人民币很值钱的。——成交？”

米歇尔当然知道了，这年头人民币很值钱的了，一小时一百了，说说话了，很好的价格了，米歇尔满脸都是牙花：“为什么不呢？”

客厅里的米歇尔依旧是一副快乐的样子，有些兴奋，不停地搓手，她的动态使米歇尔看上去相当“大”，客厅一下子就小了。大姚十分正式地让她和公主见了面。公主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她的举止相当好，得体，高贵，只是面无表情，仿佛被米歇尔“挤”了一下。大姚注意到了，女儿的脸上历来没有表情，她的脸和内心没关系，永远是那种“还行”的样子。高贵而又肃穆的公主把米歇尔请进了自己的闺房，大姚替她们掩上门，却留了一道门缝。他想听。听不懂才更要听。对一个做父亲来说，还有什么比听不懂女儿说话更有成就感的呢。大姚津津有味的，世界又大又奇妙。

大姚忙里偷闲，对着老婆努努嘴，韩月娇会意了。这个师范大学的花匠套上袖管，当即包起了饺子。昨天晚上这对夫妇就商量好了，他们要请美国姑娘“吃一顿”。大姚和他的老子一样，精明，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他的小算盘是这么盘算的：他们请米歇尔做家教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可是，如果能把米歇尔留下来吃一顿饺子，女儿练习口语的时间实际上就成了两小时。

大姚早就琢磨女儿的口语了。女儿的英语超级棒，大考和小考的成绩在那儿呢，错不了。可是，就在去年，吃午饭的时候，大姚无意之中瞥了一眼电视，是一档中学生的英语竞赛节目。看着看着，大姚恍然大悟了，——姚子涵所谓的“英语好”，充其量也只是落实在“手上”，远远没有抵达“舌头”，换句话说，还不是“硬实力”。大姚和韩月娇一起盯住了电视机。这一看不要紧，一看，大姚和韩月娇都上瘾了。作为资深的电视观众，大姚、韩月娇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喜欢一件事，这件事叫“PK”。这是一个“PK”的年头，唱歌要“PK”，跳舞要“PK”，弹琴要“PK”，演讲要“PK”，连相亲都要“PK”，说英语当然也要“PK”。就在少儿英语终极“PK”的当天，大姚诞生了“好孩子”的新标准和新要求，简单地说，一，能上电视；二，经得起“PK”。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加明朗一点：经历过PK能“活到最后”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个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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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为最高标准，有时甚至奉为唯一的标准。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形式，在各种精妙的文本结构中，传达人类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及其可能性，并让读者辗转再三，反复寻思，这大约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本质属性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显示，文学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存在，它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到人类的公共生活之中，并不断发挥其特有的、几乎是无可替代的作用。认真盘点并反思这些超越了单纯审美的社会作用，探究文学对人类公共生活的潜在影响，可能无法用“载道”或“言志”来进行简单的概括，也无法用认知功能和教化功能进行归类，因为其中还隐含了异常广博的社会和自然因素。事实上，文学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不仅在于人类语言自身拥有复杂而微妙的符号特质，而且在于文学的精神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知识谱系、经验谱系和想象谱系，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无法小觑。

有例为证的是，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人类学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作为分析对象，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作为实证目标，我甚至认为，作者将无法完成自己的一系列有关人类“虐恋”情结的分析和评判。从萨德到波琳·瑞芝，这些人或许算不上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许算不上经典，但是，他们在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本能，尤其是那种痛感与快感相交融的性活动，却揭示了人类性心理、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隐秘景观。李银河将之作为分析材料，看起来有些缺乏现实勘证性的力量，但它终究是作家自觉地创作出来的，它同样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某些本质属性，作为论述证据，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与此同时，美国的历史学家彼得·盖伊也写过一本《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在该书中，作者饶有意味地解读了三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并从中分析了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真实之间微妙而丰富的差异。在作者看来，本体性的历史永远分布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无法囊括，更难以包容，而历史学家常常渴望面面俱到，最终仍难免挂一漏万，将历史肢解成一堆人与事的碎片。尽管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条主线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但依然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人为的痕迹。而小说家就不同了，虽然他们有时会对现实进行一些夸张或变异的描述，但他们却能在包罗万象的生活中，发现各种生活的真谛。更重要的是，小说家能够帮助人们切实地体验到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和现场感，而不像历史留给人们的只是一堆抽干了血肉的人名和事件。这本书似乎在告诉我们，没有一部又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作为补充，人类将无法体验到各种真切而丰饶的历史生活。

最有意味的，还有法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这本书毫不含糊地认为，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实用主义经济学思维对人类社会制度（尤其是司法正义）建构已产生本质性的规约，甚至成为唯一的衡量标杆。这种过度理性化的标杆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总是追求效率最大化或者财富最大化，甚至将效率或财富的最大化作为正义和司法的标准，将人看作是“效用的载体和容器”，忽视了其个体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不仅导致同情和怜悯的缺失，也导致了群体仇恨和群体压迫。但是，“文学在它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中表达了一种与政治经济学文本包含的世界观不同的生命感受；而且，伴随着这种生命感受，文学塑造了在某种意义上颠覆科学理性标准的想象与期望”。①为此，她十分大胆地提出，我们还必须建立一种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这种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将比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拥有更多的人性关怀，也将能够为正义提供更加可靠的中立标准。或者说，它至少可以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标准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这个文学裁判是亲密的和公正的，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系拥趸那样去思考；她的‘畅想’中了解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文学裁判就像惠特曼的诗人，在草叶中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以及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看到了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②

读这些著作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文学（尤其是小说）总是能够如此轻松地成为一种跨界论述的材料、证据或标准？为什么文学总是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其他学科之中，甚至成为其他学科建构自身体系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物？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的非审美化功能，对于人类的公共生活有着超乎寻常的作用，而这些巨大的作用恰恰被我们在自律性思维的规训之下忽略了？重审这一问题，我以为，绝不是为了夸大文学的认知功能或教化功能，不是为了重返文学的非审美化之歧途，而是为了更好地重新检视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全面而公正地了解文学的边界，并使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审美范畴，从更多的角度或更宽的层面上，阐释它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所赋予的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这一想法，在粼选今年的短篇小说时，我开始更多地留意作品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深度，也更加关注作品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主体思考及其价值向度。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当下一些有影响的作家来说，叙事技能已不再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障碍，而思考的深度与视野的宽度，尤其是对公共生活观察与捕捉的敏锐度，才是考验他们创作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其中同样存在着叙事对思想的承载智慧。在短篇这一有限的文体中，巧妙地传达作家深邃的思考，无疑要远胜于作家思想的裸奔。

我想先谈谈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它直面我们的教育，准确地说，是直面我们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失语症。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这么多年来，始终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所有的家长、老师和学生，都在以各种方式揠苗助长，以素质的名义摧残孩子的内在素质。更可怕的是，这种极度扭曲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恪守的一种价值理念。我们推崇的是培养杰出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我们追求的是教育非凡的人，而不是完整的人。所以，姚子涵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就对自己非常“狠”；她以超乎想象的承受力疯狂地扭曲自己，以至于最终彻底地“失语”。小说中，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到了姚子涵的真实生命，可是，这场大雨能浇醒我们那些病态的价值信念吗？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教育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杰出、卓越和非凡的存在，而不能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自由而又健康的生命实体？换言之，毕飞宇其实是借助这部小说。检视我们的教育理念与生命应有的丰富性之间的距离，他对公共生活的介入，不只是面对盲目的现在，还指向民族的未来。

铁凝的《火锅子》、裘山山的《课间休息》、田耳的《合槽》和戴来的《前线，前线》等，是一组思维开阔且耐人寻味的短篇。它们都将笔触深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之中，演绎了老年人的种种生活模态及其精神困境。其中，《火锅子》在温馨的叙事语调中，浸润了人生的沧桑与平静。它围绕着一顿简单的火锅午餐，精心地勾勒了一对年迈的夫妻以沫相濡的生活，也诠释了爱、宽容、牺牲、相扶相依等等复杂的精神内涵。《课间休息》则叙述了一位独身老人的日常生活。对于退休后的张淑英来说，她排遣孤独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很充实、很有规律，但是，这一切只是不堪一击的假相。这种假相，最终在一次意外的盗窃事件中轰然坍塌；她那近乎绝望的孤独，也在儿子的责怪中展露无遗。《合槽》中的老父亲对于牙齿的关注，与其说是为了抗争衰老，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炫耀儿子的“能耐”，也炫耀自己的“福气”，不料却因为假牙的丢失而丧了性命。而《前线，前线》则围绕着性生活的困顿，将退休后的老石推向伦理的绝境。一直做思政工作的老石，抵抗不了本能的诱惑，最终毁掉了自己晚年的体面生活。每一个人都终将老去，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正在向中国逼近，我们的作家在面对这一复杂的公共生活时，虽然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关注方式，但都体现了他们特有的敏捷性。

作为评论家的李敬泽，发表了耐人寻味的短篇《赵氏孤儿》。它无疑印证了彼得·盖伊关于历史与文学之真实的阐释——当历史只留下干瘪抽象的人物和事件时，小说却可以精妙地还原其丰富无比的生活现场，重建生命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那个有关赵氏孤儿的历史印痕中，作者让不同身份的人物，围绕着晋襄公幼子的继位问题，纷纷展示了各自微妙的心态。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须一瓜的《第五个喷嚏》、东君的《我能跟你谈谈吗？》、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和钟求是的《送话》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巧妙地探入人们内心深处某些隐秘的精神空间，由点及面，生动地展示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生存的独特性。其中，《第五个喷嚏》无疑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之作。河惠对身体之美、本能欲望的维护，不仅透露了强烈的性别觉醒意识，而且以自身的命运遭遇，撕开了伪善的两性伦理。《我能跟你谈谈吗？》直面死亡问题，让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通过一系列特殊的交流，层层剥开了有关死亡和活着的沉重命题。在这个命题中，既有老甘的遭遇所辐射出来的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又有苏教授的内在困惑；既是现实性和世俗性的，又是哲学化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有力地展示了人类生命的内在能量，它可以超越各种身体的局限，呈现出诸多匪夷所思的奇迹。它是生命可能性的一种探讨，也是人类渴望对命运进行的另一种诠释。《送话》以一个年轻法警的视角，试图去完成一次母子之间生与死的沟通，同时也让送话者实现了一次自我灵魂的洗礼。死者的临终之语有没有送到，不是目的，送话者对生命的感悟、尊重和体恤，则是作者所要传达的精神意愿。这些小说的叙事切口都非常小，似乎都是在演绎一个个生命的“特例”，然而，在这些“特例”的背后，又分明映现了社会的缭乱和繁杂，折射了人类公共生活中诸多的吊诡之处。它不见得与实用主义经济学相关，也不见得与日常生存的普遍性相关，但是它依然指向我们公共生活的重要区域，并引发我们的反省与思索。

范小青的《名字游戏》和苏童的《她的名字》都是讲述人的名字问题。众所周知，人的名字只是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一个符号，它与人的命运并无内在的关联。但是，在《名字游戏》中，一个送水工因为太不在意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差点卷入了一桩刑事案件；而《她的名字》里的段福妹，又格外在意自己的名字，并不停地更改自己的名字，最终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两篇小说都是从名字入手，凸现了卑微的个体生命在应对复杂的社会伦理时的茫然无措。换言之，无论你是在乎还是不在乎自己的名字，你的生存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秩序的控制，即一种特定的公共生活来决定你的存在。而这种公共生活的诡异性，也恰恰是作家要“声东击西”的主要目标。

对于人类的公共生活而言，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伦理问题。它是一种内在的思想观念，又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规范；它仿佛是一柄双刃剑，总是将不同的个体推向各种难言的困境之中。努斯鲍姆所讨论的“诗性正义”问题，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试图校正司法正义中冰冷僵硬的实用主义准则，让人们重新考虑人类情感伦理中的诸多因素。在她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所持有的“畅想”，恰恰为人们重构公正的生活秩序提供了有效的价值参照。“畅想”可以“赋予感知到的事物以丰富和复杂意义的能力；它对所见事物的宽容理解；它对想象完美方案的偏好；它有趣和令人惊奇的活动，因为自己本身而感到愉悦；它的温柔，它的情欲，它对人必将死亡这一事实的敬畏。这种想象——包括它的有趣，包括它的情欲——是对一个国家中平等和自由公民进行良好管理的必要基础，这是狄更斯的观点，也是惠特曼的。有了它，理性就将为一种看到事物的宽容观点所指引，理性就是有益的；离开了它，理性就是冰冷而无情的。”①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表述。它意在表明，文学可以激起人类生命的温度，可以使人们在尊重个体丰富性的基础之上，更科学地寻找正义的社会准则，或者说，使司法意义上的公正与伦理情感上的普适性标准达成一致。

如果暂时放下文学的自律性要求，我们确实会发现，文学在介入人类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总是无法绕过各种人类的伦理观念或准则。这些伦理观念是理性的，又是感性，它附着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不是能够用理性可以有效剔除的。譬如，金仁顺的《喷泉》、蒋一谈的《透明》、张惠雯的《醉意》和薛忆沩的《剧作家》等短篇，都是将人置于各种尴尬的伦理之境中，让他们在极度脆弱的伦理关系中穷挣苦扎。《喷泉》中的老安和张龙，其实都是死于伦理的重压；而《透明》中的“我”和杜若，也同样被血缘伦理拉开了内心的距离。《醉意》中的她，无法排遣内心深处对婚姻的不满，只能借助一次醉酒宣泄心中的失意；尽管这只是一次非理性的冲撞，但它同样昭示了伦理与情感之间的裂痕。《剧作家》看起来是在叙述一场无法补救的爱，一次有关自我的拯救，然而，在剧作家的漫长等待中，我们又分明地看到，其中显然还藏着剧作家对自我灵魂的伦理化修筑。读这些小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为维系公共生活秩序的纽带，日常伦理有时就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在地包裹着每个人，让我们永难挣脱。这是生命的自然之境，也是文学无法挣脱的一种精神境况。

与这些日常伦理进行抗争的，还有朱辉的《吐字表演》、付秀莹的《醉太平》、张楚的《野薄荷》、徐则臣的《看不见的城市》等。读这些短篇，我们同样会看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头欲望之兽，这头野兽的行动之所以显得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就是因为有一双伦理的眼睛在注视着它。《吐字表演》中的电视台主播含逸，为了自己的位置，不得不在伦理与欲望之间左冲右突；《醉太平》里的刊物主编老费，在与一个又一个异性的暧昧交往中，同样展示了欲望与伦理的对抗；《野薄荷》里苏芸之所以不断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在金钱与伦理之间，她依然被伦理所牵制；《看不见的城市》里的天岫和贵州人，都是因为父亲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职责，艰难地走出了家门，也从此走向了失控的命运。仔细地想想，这些人物，无论是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的，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的，他们都活得如此尴尬，如此扭曲，都是因为心中还存在着一份畏惧——畏惧那柄伦理之剑的寒光。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当然也是一种伦理的存在。从观念到秩序，日常伦理在人类公共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体现为精神的规训。当一些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范被颠覆之后，现实秩序或人的生存尊严，都将受到巨大的挑战。譬如，朱日亮的《鹊巢》讲述的是有关房子的事情。老陆一家面临拆迁，无奈之下他们不惜放弃“北京人”的身份，为家庭的未来生存谋求一片天地，可是弱肉强食的现实，还是将他们推向困境。“鸠占鹊巢”，看起来只是一个金钱重构中国社会秩序的结果，但背后却隐含了失序的伦理，正在搜括每一个平民最后一点资本。晓苏的《酒疯子》中的“酒疯子”之所以整天喝酒卖疯，同样也是失序的伦理所致。它将一个卑微的生命挤压得彻底失去了尊严。同样，刘荣书《浮屠》里的苏双、甫跃辉《朝着雪山去》中的关良、余一鸣《夏瓜瓤红，秋瓜瓤白》里的和尚，无一不是伦理崩坍时代的生命祭品，他们即使活着，最终都会被伦理折磨一生。

万玛才旦的《死亡的颜色》通过别具一格的故事，讲述了情感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因为父母双亡，尼玛总是将双胞胎的弱智弟弟达娃视为手足。即使达娃不断地冒犯尼玛的女友卓玛，尼玛也从不责怒。他希望以自己的宽厚之爱，温暖达娃并不健全的人生。当达娃去世之后，他又渴望与卓玛迅速结婚，以便达娃能够早日转世。在尼玛的情感世界里，达娃和卓玛都属于不可或缺的存在，然而达娃又像是一根鱼骨，总是梗在日常伦理的咽喉中，差点让尼玛和卓玛的爱情窒息而亡。

众所周知，文学所涉猎的，始终是人类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的状态。它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源自人类生命自身的复杂性，也源自人类理性认知的局限性。当我们反复强调文学的自律性，甚至专注于文学的审美性时，其实是在削足适履，以自划疆界的手段，抛却了文学的诸多价值与功能。当然，作为一种反抗工具化写作的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倡导这种方式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依然严守文学的自律性，或许会对文学的发展构成伤害。在梳理俄罗斯思想时，别尔嘉耶夫曾说道：“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①其实，别尔嘉耶夫的这番话，道出了文学的普适性意义。

文学对人类公共生活的介入姿态是毋庸置疑的。如何认识并公正地阐释它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揭示其发挥各种潜在作用的内在肌理，尤其是它对社会伦理的拆解、辨析和修筑，或许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就短篇小说而言，它对公共生活的介入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在一个个微观化的生存片段中，在一个个庸常生命的挣扎中，它依然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做出了各种发现，也提出了各种质询，甚至发出了尖锐的拷问。

不错，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存在，“畅想”是它赖以发生的前提，“同情”是它的伦理基石。它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的某些非理性的生命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能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进行判断。努斯鲍姆曾经强调：“为了达到完全的理性，裁判必须同样有能力进行畅想和同情。他们不仅仅必须培养技术能力，而且也应该培养包容人性的能力。如果缺少这种能力，他们的公正就将是迟钝的，他们的正义就将是盲目的。”①作为一位法学专家，一位必须靠纯粹的理性来探讨人类生存法则的学者，努斯鲍姆试图从文学的特质中寻找人类正义的另一种裁判标准，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她确实感受到了文学拥有远远超越于其审美属性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公共生活。

就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而言，叙事的成熟性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展示了自身很好的艺术智性。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不少短篇还是显得很单薄，灵动有余而蕴意不足。盖其因，作家的视野仍然受自我所限，未能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生存镜像之中。

2013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