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苍，民国收藏家，曾与徐悲鸿等人游学欧洲，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搜购大批西方古典油画原作，是目前所知中国美术史上收藏西方原典的第一人，曾任国会议员，后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寻找孙佩苍(精)》作者孙元从小对祖父孙佩苍一无所知，为求自保，文革时父母在生活和工作各方面刻意抹去了与祖父的联系，但祖父留下来的西洋画却像一个个家族密码，吸引着孙元去寻找祖父孙佩苍的踪迹，本书记录了这一感人的寻找过程，通过孙元的记录，一位此前不为人知的民国大收藏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孙佩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第一收藏家，旅欧期问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列宾、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以师相称，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从此在历史中消失，大量藏品也不知下落，六十余年后，孙佩苍的后代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写成《寻找孙佩苍(精)》，这是湮灭的家族史，也是美术史上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

《寻找孙佩苍(精)》由孙元编著。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自序

一、立志寻找

二、东北大学

三、中法大学

四、大海捞针

五、两个画展

六、台湾之旅

七、明尼苏达文件

八、留学和从政

九、国民参政会

十、离奇猝死

十一、遗失的珍藏

十二、褫夺后的封杀

后记

历史在耐心等待忠实的读者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四、大海捞针

社会在逐渐开放，加之强烈的寻找之心，几年下来大海捞针，从互联网上也得到了一些文字记录。

五十年代初奶奶以两万元(新币)价格转手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印刷品为何物？在中央美术学院网站“美院特色馆藏”里有详细介绍：

自1952年起，我(常任侠——孙元注)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孙元注)，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父亲去世前几年，对我讲过当年爷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为搜集美术品，爷爷去一家印制美术品的工厂打工，遇见报废的次品就收起，不久被老板发觉问及缘由，爷爷解释是为了研究西洋美术史。老板听后不仅没谴责，反而决定每次加印一张送给他。

但我认为那批“西洋名画原大”，“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的印刷品应是他当了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有了经济实力后搜集的。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爷爷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一根香炯分三次吸，做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用包装纸给她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她讲每到一个城市，都没有游逛机会，爷爷总是一头钻进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她在旁边等着，站得腿都酸了……

确实如此，1942年祖父去世时，既没房产，也无金银细软，身无分文的他只有一堆美术藏品，父亲只能向教育厅借部分款安葬，此借款后来被迫用留在成都的陈老莲画册相抵。

陈丹青先生说：“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错过，必有故事。”我无法看到中央美术学院拒不交还的孙佩苍手稿和笔记，因此无法完整描述他收藏的故事，仅从父辈记录中无意提及的只言片语知道点滴，写在第七章“明尼苏达文件”中。

孙佩苍还有一批足以登人美术殿堂的西洋名画真品和印刷精品，遗憾的是这些精品伴随他的死亡去向不明。这是我于2012年6月在台湾国史馆文献馆的发现。在后文会详细介绍。

网上搜索“孙佩苍”，看到兰州大学教授刘国铭先生《民国职官年表·人名录校读》一文。刘教授是研究民国史的专家，他在审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第二档案馆出版的《民国职官年表》中寻出多处错误，包括把孙佩苍写成张佩苍，纠错后写道：

据查，孙佩苍(1890一？)，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北平中法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职，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我设法联系刘国铭，先找到电子邮件地址，接着试拨兰州大学总机查找。终于联系上。  刘教授说他出版了一套《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里面有关于孙佩苍的记载，可代我以优惠价格邮购。

我立即汇去300元。

二十几天后收到寄来的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发行，精装的两大本，标价600元。

在这本书的第695页有这样的记载：

孙佩苍Sun Peicang(1890一？)辽宁辽阳人。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回国后任东北大学教授、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国民大学教授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日战争中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刘教授讲他只有这些资料。

我多少有些失望，但翻阅这厚厚的全书，不由肃然起敬。

全书的封底有两段文字：

无论国民党人将来的事业和前途如何，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和突出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全面展示了中国国民党内，及其相关政府和军队中的成名人物共21458人，肖像照9580幅。

且将刘国铭先生在该书“前言”的一段话抄录如下，以表我对这位尊重历史的专家之敬意。

这是一件艰难而漫长的工作，为此我竟花了八九年光景。常年紧张工作，其间教学任务繁重(我也不敢稍有懈怠)，同时资金的不断投入，却不见出成果，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不由得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最痛苦的时候甚至希望会有一场意外的大火将数据和书稿化为灰烬，也就此可以一了百了，另辟新路。在痛苦和困惑中，我常利用假期游历西部高原，壮丽圣洁的雪山、宁静的土地予我莫大的慰藉。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失去信心，自认为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我已经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了。2001年，某省的档案局长对我说：“国民党自己都没有人物全书，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做人物全书？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了，现在搞这本书对统战没有帮助，不合时宜。连战讲话还在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国，我们对他们不应多宣传，所以这本书还会有什么价值呢！”局长先生的话令我语塞。我编这部书为什么？为政治？为统战？我真没想过。我能想到的只是把一百多年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国民党人物尽可能真实地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无论国民党人将来的事业和命运如何。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做的。

我要再次向刘教授致敬，为他的执著敬业，更为他的良知良心。P69-74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尘九年，延至1978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了，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刘海粟、颜文樑，买了欧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间砸了、毁了、流散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拢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说看—

说是历史的糊涂账，单看孙先生书名便知。序言头一句：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经六十一岁。

一个孙儿，逾花甲之年，犹不清楚祖父是为何人，做了何事：这是无数民国隔代晚辈的普遍真实。而祖孙之间的那位父亲，如千千万万“解放后”的父母，为避祸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辈的身世：

他们讳莫如深的做法还是有效的……父亲生前单位办我与爷爷的亲属证明时，发现他档案的履历表没有写上爷爷。

刻意抹去上一代，刻意隐瞒下一代：六十多年来，无数家庭三代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然而，“血浓于水”，孙元先生在这部书中详细交代了自己往来两岸档案馆及东京、京都国立国会图书馆苦苦追寻祖父的漫长旅程。祖父的收藏，孙元先生倒是在三十九岁那年，豁然见到了：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在尊敬的习仲勋先生的批示下，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

其时距我在美院目击真迹，已过七年。换言之：当时孙元先生也在北京，却是既不知详细，更未亲见。即便孙元先生同在现场，他也和我们一样，完全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藏家，更别说藏品的由来与命运—中国收藏传统讲究“流传有序”，欧美收藏家族的谱系则如军事档案般，保有精密准确的产权与记录，可是现代中国唯一拥有洋画真迹的收藏家族，其孙辈晚年的志业，竟是寻找祖父：这不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账么？

为什么糊涂？谁使之糊涂？这是孙家迄今难安的疑案。在追寻过程中，经反复求证，孙先生逐渐拼凑了祖父的生平：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

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林风眠等是为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联（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1942年，在陪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

在艰难寻获的历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两点最令后辈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间，一次经孙佩苍生前至友过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经两次程序暧昧的交公，归还后，又遗失若干，包括我们那天尚未见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以及一幅库尔贝的风景画。

孙佩苍的名字，在民国史早已消失；五十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园因建设之名，夷为平地。

以上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这一句，便再不追诘，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可告慰者，是孙家葆有的这份遗产，虽经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国现代收藏史足可骄傲的一份孤本。

念及此，我曾信告一位研究国学的长者牛陇菲先生。陇菲先生回信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中国向来有历史书记传统，正史、野史、方志、家谱、传说、演义，成一完整系统，可相互参照，证实证伪。就连周边国家、民族历史，也要靠中国史书恢复。如此有典有册的中国，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

苟活者中，总有不甘遗忘、不肯糊涂的人与事。今孙元先生初步寻获的孙佩苍故事，又以我所亲见的真迹，便是中国画界一份迟到的美谈——

今天，遍中国有得是艺术学院、油画教学、研究机构、美术团体，更兼火得离谱的拍卖业，可是百年过去，没有一座收藏西洋画真迹的美术馆——美国各大美术馆收藏之广、之富，不必说了，俄罗斯自十八世纪末大肆收购西欧绘画文物，乃有冬宫博物馆，也不必说了。其中，仅印象派到毕加索马蒂斯的收藏(其质量足与纽约现代美术馆相诘抗)，便是两位旧俄年轻伯爵往来法俄的大手笔。便是邻海对过的小小日本，也竞有三十多家洋画美术馆，均为民间私人收购，或自建美术馆，或捐献国家，收藏所及，自古希腊到印象派，每一时段均有若干作品。梵高总共画过六幅向日葵，其中一件即为日本人购藏，二战毁于美军轰炸，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某公司斥资八百万美元又买了件梵高回来，一时轰动西方拍卖业。是故，日本画家，日本国民，无需出境即可观看为数可观的西洋画真迹，把握古今绘画的文脉。

中国向来是看不起东瀛岛国的，日本西洋绘画收藏一节，就不见专家认真提过，便是介绍了，国中美术界也不会在意，比之欧美收藏，日本人并不吹嘘——中国怎样呢?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

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唯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面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给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与美俄日本无可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或日，中国巨变了，孙家不捐政府，也可自建私人美术馆，可是想想吧，孙佩苍的儿子长期不敢在履历中填写父亲之名，孙佩苍的孙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寻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讨不到清楚的说法：这样的“私人”恐惧，这样的“藏家”命运，何谈自建美术馆?无怪如今市面上层层迭迭的所谓中国现代美术史，就我所见，没有一书、一页、一句，说到这份珍贵而离奇的收藏，说到孙佩苍。

不说也罢，便是孙元先生，也是这两年这才渐渐看清祖父是怎样的人物：所以我愿将孙佩苍尚未公开的故事，忝为民国年间的又一传奇。

分裂、离乱、争战……从来是民国叙述的主项，随着近年民国档案与相关回忆的渐渐展露，有头脑的年轻人，不免惊讶被涂黑被贬损的民国，竞有那么多人做成今日政府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万难做到、万难想象的奇事，之所以奇，是奇在全凭主事者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梦。

例子太多了。单说民国人的忠勇壮烈、奋身爱国，如八．一三淞沪战争，沪女杨慧敏只身泅渡过江给临阵守士送国旗，并非政府安排；有抗日将领抬着棺材上阵，对左右说：若退却，你们先打死我，也非国军的命令；小小艺术圈学术界，张大干去敦煌临画，王洛宾去新疆采民谣，梁思成林徽因探寻古建筑文脉，未必是、也不必是政府的“文化项目”。话说孙佩苍而立之年，有家有口，决意求艺法兰西，公家批了，但既没要他收购洋画，也根本没资金，可是孙先生单凭一股子激情与热心，自己办了这件事。他是为自己吗?抗战烽火，他在成都展示私藏，死在展期间；他是为家族吗?他从未出售一份珍藏给后代换钱，倒反不明不白散佚不少，子孙过着平民日子，哪像个富有收藏的家?

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巨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借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须看在藏品的精当。论资财、论权力，论满世界花钱的豪阔，论政商两界的硬背景，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说回来，以孙佩苍之酷爱艺术，若亲睹今日中国收藏界景象，必神旺而欣快，也必为早年巴黎搜画的滋味，感慨万端：游走于二战前法兰西画市与行情，孙先生如何起搜购的一念?他如何选择画作，又如何度量财力?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错过，必有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无从得知了——孙元先生苦心追觅，迄今唯获祖父生平大概，其中最是传奇的一笔，即如上，而他不知，他父亲也不知。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

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便是西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干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的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

孙佩苍生平，是一回事，美术收藏，另是一回事；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而为一，成为传奇。我于孙元先生的追踪，无可作为，谨以这篇文字，向孙佩苍先牛致敬。

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父祖的路途中。我在三十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三十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一，成为传奇。

——陈丹青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