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面临一个空前复杂的局面，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时间众说纷纭。然而，越是纷繁复杂的时候，越需要战略，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发展方向；越是矛盾丛生的时候，越需要战略，才能分清主次，不至于手忙脚乱，而能真正找到病源，并有勇气和决心痛下针砭，敢于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谋篇布局。离开战略的项目是行尸走肉，离开了项目的战略是空中楼阁。

《推手(一家民间智库的战略实践)》由王志纲工作室编著，从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城市战略、地产战略、产业战略和企业战略六大方面，从各个项目的策划缘起及深层次背景出发，对战略策划的思路与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度剖析，理论与实践兼备，宏观与微观并行。它代表了一种思考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看问题角度，让你能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感受和思考。

《推手(一家民间智库的战略实践)》由王志纲工作室编著，《推手(一家民间智库的战略实践)》的内容如下：

今天中国的地区、城市和企业的发展焦虑不言而喻。认真研究下来，其中很多并不缺乏资源，甚至也不缺乏人才，而是缺少了一双发现的眼睛，不会以战略的眼光和思路，发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所在，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挖掘出自身的无穷潜力。在飘忽短见的战略指导下，多么优秀的装备和人员都无法施展。无论是国家、区域、城市，还是产业、企业、个人，只有掌握了战略的思路和方法；只有懂得发挥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远无法被复制和取代。

王志纲工作室20年来专门从事战略，尤其是区域战略规划的第三方咨询机构，他们曾经是“云南，彩云之南”的提出者，也是“成都，休闲之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战略规划者。这些年他们更走出边界走到非洲，在更大的坐标系下为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找到了更宽阔语境下的战略定位。这些前沿的探索与实践能帮助政府及企业的战略决策者从中掌握规律、抓住机遇，也能让普通读者开拓视野和思维，在大环境大背景下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方向。

前言 走向战略时代

第一篇 国家战略--穿越国境线

 第一章 深入中南半岛的心脏

 第二章 打造大西南的桥头堡 链接：项目为体，战略为魂

 第三章 通往东盟之门

 第四章 重新认识西南

第二篇 区域战略--拥抱大北京

 第一章 规划首都圈

 第二章 穿越首都圈

 第三章 打造首都圈

 第四章 畅想首都圈 附录：保定--低碳城市样本

第三篇 城市战略--新文化运动

 第一章 西安--文化首都，皇城复兴

 第二章 成都--西部之心，典型中国

 第三章 洛阳--国色天香 链接：穿越千年的探寻 附录：揭阳水城

第四篇 地产战略--走进新时代

 第一章 事情正在起变化

 第二章 榜样的力量

 第三章 狮子湖--开创主题休闲新时代

 第四章 龙湖--山海湖计划

 第五章 万达--旅游综合体 附录：冬季长白山

 第六章 荣盛--荣华盛放 链接：业态创新，模式为王 附录：破解地产谜局

第五篇：产业战略--会战新大庆

 第一章 十年之约

 第二章 突破高新

 第三章 能源首都

 第四章 百团会战 链接：休斯敦城市发展案例 附录：杨凌嬗变

第六篇：企业战略--草根的崛起

 第一章 草根的困惑

 第二章 导师的烦恼

 第三章 显现的力量

 第四章 升级的方式

 第五章 战略的时代

后记

2012年11月5日一6日的第九届亚欧峰会是亚欧之间最高层次的会议，于1994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起，每两年一次，旨在促进亚欧两大洲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为彼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举办这样一次国际性的峰会，对于老挝来说，不仅是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更是促进老挝及万象实现社会和经济升级的重要契机。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与周边区域共同发展、构筑和谐世界的良好契机。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打造万象的城市之心，不仅是在老挝，也是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发展中国家里都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亚欧峰会的平台传递出中国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让东南亚国家认识到，跟中国的合作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什么。这无疑是此项目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了。

工作室2002年首倡的“城市运营商”概念，经过中国这些年来快速城市化的洗礼，已逐渐深入人心。许多城市也通过经营城市的方式，借助城市运营商之手实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既能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又能充分调动市场力量的运营方式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我们把这一概念加以扩展的话，在“走出去”过程中，它也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式。如果说“走出去”的个体只是散兵的话，那么运营商所扮演的则是航母的角色，它所带过去的是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环境。比如，中国的银行正在努力“走出去”，但由于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高，在海外的布局也不广，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不能充分满足需求，开拓市场的难度很大。并且，“走出去”的企业对国外金融机构的了解也不够，相互之间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这些企业能与中国“走出去”的银行对接，相互支持。银行做运营的业务，运营商提供办公和生活平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有效配合海外扩张战略，降低融资成本。

就对象国而言，它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不再需要一个个去面对众多的招商引资对象，一次性就可以获得一个强大的区域发展动力源。并且，这个区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本国居民同样可以在这里置业、就业、生活和休闲。实际上是构筑起了一个真正实现两国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按照这样的思路，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和老挝政府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也对这种合作方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我们的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时，就传来了老挝希望中工国际去开发万象新城的消息。

中工国际正在探索的是，作为拥有众多海外资源的企业如何将这种资源转化成优势，将无形的资源变成有形的平台，在平台上形成集聚，又通过这种集聚帮助更多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带动当地的发展。这就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方式。在2012年亚欧首脑峰会上，当这个项目惊艳亮相的时候，它所展示的正是中国“走出去”的新模式。

中工国际已经是一个成功“走出去”的企业，它所要探索的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实现资源的整合，成为国家战略更为有力的支点，同时给更多“走出去”的企业搭建起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当中工国际按照这样一个新的思路和模式再度扬帆出海的时候，必将打开一片新的天地，驶入更广阔的海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进来”战略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而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走出去”战略无疑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在这样一盘大棋中，我们需要更多像中工国际这样的运营商，去建设更多这样的阵地，来实现“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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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去寻找战略，战略就会来找你。”这句话无论是国家、城市，还是企业、个人都适用。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没有合适的实施路径，我们很容易被表象牵着鼻子走。

中国向来有重视战略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战略的得失往往决定国事兴亡，孙武助吴则吴胜，范蠡助越则越兴；三国时期，“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诸葛武侯更被国人视为智慧化身。数千年以来，或出将入相，或为师爷、幕僚，几乎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或推动历史进程的最佳途径。虽不乏成功案例，然而其中最难跨越之处在于无法摆脱人身依附的宿命。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多大的作用，甚至连个人的生死进退，都与所依附的政治人物休戚相关。

有没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有没有一种超越人身依附的合作关系？有没有一种超出个人影响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当古老中国面对新时代全球化冲击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途径。市场经济无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不少人找到了不依附体制的生存之道。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离开体制之后，即便生存不成问题，又如何实现最初的追求，用其所学推动小至企业，大到城市、国家的发展呢？

这无疑是一道难题，我们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寻找其中的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之后，我卷起裤腿奔向市场经济的大潮。碧桂园等一系列项目的小试牛刀，引起不少关注。有一天，一位中国南方著名的知识分子参加完一个研讨会后，兴冲冲地找到我说：“王志纲，你给企业找定位，有没有给自己找定位？我给你找到一个定位。你知道美国的兰德吗？你别只是搞点企业策划，应该去做像兰德那样的事情。”

当时，我只是礼貌地送别了他。作为一个关心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我对这个以战略研究影响国家决策的著名思想库，又何尝不是心存向往。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那样的目标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还需要主客观条件都具备。就当时而言，无论是客观的需求方面，还是个人的准备方面，条件都还不充足。那时候，市场经济逐步恢复并开始快速发展，大量问题亟待解决，而政府也还没有找市场机构参与决策研究的先例。所以，工作室成立之初，我把目标设定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  战略思想库和商业咨询机构，具有明显的区别。西方战略思想库的代表如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要从事趋势、政策和国家战略的研究：商业咨询机构的代表如麦肯锡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主要从事市场、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不同机构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使命。就美国来说，最初一批咨询公司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候，一是大工业流水线生产催生科学管理思想，二是经济步入萧条时期，需要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比如麦肯锡咨询公司，最初是教人会计学的，经济危机出现后开始帮人整理烂账和从事企业兼并。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并意识到其中的商机，于是开始从事管理咨询，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成为咨询公司的代表。美国兰德公司诞生于“二战”期间，最初作为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参谋机构，战后成为军工企业的研究发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为RAND)。伴随大量军事工业转化成民用工业(如计算机、互联网)，军事服务业转化成民用服务业，原来服务于军事需求的兰德便服务于国家安全，以及进行相关发展趋势的研究。

这些机构在美国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这些机构持续的研究工作，使得美国对外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商业领域上的决策都能够着眼长远，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美国的国家实力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都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二十年前的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自身的问题。我们作为一家体制外的智力机构，除了将根深深地扎进市场的土壤，别无选择。这并非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之举，反而是对思想库最好的锻炼。因为真正的思想库需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提供对策，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第二，必须有独立性，拥有独立的视角和超然的位置，才具备公信力。

对策研究是真刀实枪的考量。下海之前，我作为记者在中国南方这片市场经济热土上活跃多年，自认为对市场还是有感觉的。然而，站在岸上观察和真正下到海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从沙盘推演到战场上空手夺枪，考量的是临门一脚的实力。回首将近二十年的市场化生存之路，不仅让我们具备了第三方的实力，更让我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知识，锻炼了方法论武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之路。

二十年的探索

过去二十年，是中国天翻地覆、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过程。

2003年之前，为人所熟知的是地产领域的影响，虽然这个时期所参与的茅台、昆明世博会等项目已经有后来从事企业和城市战略的雏形，但主要还是活跃在地产领域。

早期的碧桂园且不多论，世纪之交的华南板块大盘之战是中国地产界的一场盛事，其竞争之激烈、竞争规模之大、竞争水平之高，至今仍是业界学习的经典。当时，许多地产行家和专业人士都对华南板块的前景表示悲观和怀疑，但我们经过充分的研究，协助企业经过三年精心准备，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再次引领中国地产潮流。

正在地产行业一片高歌猛进的形势之下，我们却开始从传统地产转向新的领域。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明明已经发现了一个金矿，怎么又要去开拓新的地方？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大盘时代的意义。当房地产大盘的体量和价值已足以影响城市发展格局的时候，如果不能理解和把握，甚至影响城市的发展战略，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如果只是靠此前的决策方式，依靠行政力量或政府资源去推动，也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市场已拥有与政府跳双人舞的能力，但它同时也有与生俱来的盲目性，如果不以科学决策的方式去整合这两股力量，就会像两个不合拍的舞者总是踩到对方脚一样，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后果非常严重！

正是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可能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把政府意志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起来。当时代有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抓大放小”，退出常规地产，进军城市战略。

2003年夏，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委托工作室为大成都未来五年的发展之路提供战略咨询，这是工作室参与城市、区域发展战略的前奏。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课题蓦然摆在我们面前，从大北京到大上海，从东北到西南，越来越多的城市、区域，乃至省级政府开始找到这家来自市场的机构。

十年后，已经不难看出当初决定的价值。而更让人欣慰的是，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城市和地区，当初的那些判断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比如成都，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作为一个西部的省会城市有一大堆竞争者，仅仅靠做大经济体量，跟一些东部城市相比也难有出头之日。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级别越高，越能吸引高端的人才和资源。想要占据更高的位置，就不能满足于自我循环，而要考虑自己在更大的舞台上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今天看来，成都战略的成功之处在于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体量或行政级别之争，把自己放在了代言西部与东部城市群互动的格局中。跳出单纯将自身做大做强的套路，不拘泥于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是反弹琵琶，打造休闲之都，以宜居宜业的环境吸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资源，将获得极大的空间。

过去十年中，得益于成都领导班子对于这一方向的坚持，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新农村建设示范”，从高新技术产业到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从信息时代的城市到城乡统筹，每一步都是站在全国的格局中谋求自己的位置。现在，当人们来到成都的时候，已经不觉得这只是一个西部城市，而是一个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更有魅力的城市。在此，五百强企业争相抢滩，世界级活动相继落地。2009年，成都重新审视发展战略目标时，充分肯定了过去的发展成绩，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谋划自己的角色。

再比如大北京，首都圈的打造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之后，为了真正实现世界城市的目标，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无论从国内外区域合作的经验，还是从现实运作的实践来看，都不难发现：区域合作的推进，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高度共识，更需要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来支持。翻开我们的案例库，这个区域中的许多城市都赫然在列：从廊坊到张家口，从承德到保定，从秦皇岛到天津。因此，北京市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委托工作室进行首都圈战略研究，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开放使得中国接轨全球化，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包括“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在沿海快速发展的同时，沿边开放多年来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一些地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沿边开放区域合作，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效应，都无法与沿海开放相提并论。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今天，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改变，又一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沿边开放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过去五六年间，我们从东北的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丹东、珲春到西北的新疆，再到西南的西双版纳、红河，以及钦州和崇左等，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重要边境城市，并帮助各个城市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路径。很多战略已经变成现实，比如黑河的“两国一城”；牡丹江战略使黑龙江从“哈大齐”走廊到“哈大齐”与“哈牡绥”并举，打通外向型通道，等等。

政府之外，很多企业探索新领域的时候也找到我们。四年前，王健林牵头，卢志强、郭广昌等企业家组成的考察团北上长白山，南下云南，探索旅游开发的新模式。在与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的会面中，我代表战略咨询方阐述了长白山整体开发的意义和价值，促进了项目的落定。在云南的考察中，西双版纳、普洱、玉溪和昆明争相拿出最好的资源。究竟该不该投，投在什么地方？这些向来谨慎的大佬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恰好此前半年，我们受西双版纳州政府的委托策划其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挖地三尺，还走出国门，充分研究了未来西双版纳的发展价值。几位投资者非常认同我们对西双版纳发展趋势的判断，决定在此投资200亿元打造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经过在长白山和西双版纳的探索，这几家企业的投资组合在旅游产业开发上大展拳脚，在福建武夷山、大连金石滩、武汉等地攻城拔寨，用不了几年又将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

此次考察也给云南省政府方面很大的触动，陪同的省委领导后来在全省会议上感慨：之前的招商往往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但对于这些长远着眼的大企业来说，不仅要看到眼前的资源，更要看到未来的价值，而要深入挖掘价值，把资源与市场相结合，把企业与地方的共赢方式说清楚，则非要经过战略策划的过程不可。

从沿海到内地，从北国到南疆，哪里有难以解决的课题，哪里就活跃着我们的小分队；从产业战略到企业战略，从文化旅游到区域发展，哪里需要前沿课题的突破和探索，哪里就出现我们的身影。当我亲自奔赴前线或翻看战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一个战略时代终于到来了！

时代的呼唤

智库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战略地位密切相关。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库，一方面与其决策方式有关系，另一方面则因为它要走向全球，要对全球的趋势和动向进行研究和控制，就需要借助这些智库的力量。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对于智库需求的增长是必然结果。今天的中国，一边快速发展，一边又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转型；一边要应对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一边又要面对国际发展环境的风云变幻。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长江和珠江里的航船，那时只要“船老大”有经验就行了。左边有村庄，右面有树林，他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在哪里。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珠江口、长江口，到了浩瀚的太平洋。这时如果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没有高效的分工——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就不可能“挂云帆济沧海”。

对中国而言，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以这一轮危机为标志，中国正在从过去较被动的全球化提升为更主动的全球化，从过去产业层面的全球化提升为产业与资本相结合的全球化，从过去“引进来”为主的全球化提升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球化。

比如在非洲，中国的影响持续上升。中国的援助及中非合作，都给非洲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非洲国家也希望能更多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于是在非洲设立了数个经贸合作区。这些愿望非常好，但是从愿景到现实有着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操作者原本或从事资源开发，或从事贸易，对合作区的运作规律并不熟悉，对于特殊背景下的合作方式也不熟悉，因而走了不少弯路。

我们参与了其中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室团队两次赴毛里求斯，遍访毛里求斯总统、总理及各部大臣。深入考察了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境外合作区发展规律后，递交的发展战略得到毛里求斯从官方到企业的高度认同。毛里求斯总统、总理在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中，也多次提到合作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再比如东南亚，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西南是闭塞的边陲：但以全球化的眼光，西南则是前哨，是中国跨向另一个大洋的关键通道。今天的东南亚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美国高调回归，缅甸、泰国的动荡，使得这一对我国来说具有独特战略价值的区域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为了加强这一区域的沟通与合作，除了在国家层面的交流之外，有没有更多、更丰富的合作方式，可以成为操作层面的抓手，使联系更为紧密和稳固呢？

2008年，我们沿着昆曼通道南下老缅泰，认识到打通国内、国外两个扇面的战略价值，由此确定了西双版纳的发展方向。按照这一思路，西双版纳吸引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不仅“引得进来”——吸引包括万达等一系列大项目落地，而且“走得出去”——本地企业做得风生水起并成为这一区域资源的整合者。

2009年，我们策划广西钦州、北海及崇左的战略时，沿着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从广西到越南，深入河内、胡志明市等地，切身体会到新一轮世界产业从中国到中南半岛的转移趋势。如果说原来广西的城市还在指望这些产业从广东向西转移的话，那么今天则发现这些产业会直接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而广西的这些城市机会又在哪里？

就在这本书出版之际，第九届亚欧峰会已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受中工国际邀请，深入参与到为这一盛会打造的国际中心项目中。作为“走出去”的央企代表，中工国际在海外承接项目多年，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良好的关系。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刻，中工国际也在探索一条从单纯工程向复合投资转变的道路，将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及相关优惠政策整合到一起，为央企“走出去”探索一种新模式。

毫无疑问，在海外的投资更为复杂，也需要更充分地借助各个方面的力量。比如，我们做老挝项目的时候发现，万象的规划就是用日本援助的资金找日本的机构完成的，所以接下来他们对这里的投资就能获得更好的资源，也更容易让对方接受。这无疑是中国下一步可以借鉴的方向。  把目光拉回国内，同样面临着关键的转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低成本一直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嵌入全球产业链低端的时候，过十多年之后就会因为成本的上升被迫要往高端走，日本和韩国都是如此。但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不断有劳动力从内地往沿海迁徙，一拨人走了又来一拨，竟然将这一“优势”保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今天，这个低成本的神话终将破灭：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使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再唾手可得；新一代农民工子弟也不愿意从事父辈的工作；环境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也正在上升……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低迷伴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生。全球经济的恶化使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新的技术又将改变全球分工体系，制造业有回流本土靠近消费市场的趋势。这一切，都迫使中国要进行升级和转型。

首当其冲感到巨大压力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过去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家、个体创业者作为微观经济运行的主体，走出了一条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的壮丽诗篇。如今，由民营企业创造的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民营企业所解决的就业更是高达80％以上，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转型是横在民营企业家面前的一道坎——后发优势逐渐消失，简单发展模式就能带来快速增长的奇迹难再。对于个人来说，当年那一批为改变命运而奋勇前行的创业一代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最初的目标实现之后，企业做下去的动力在哪里？当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的增加并不成正比的时候，做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日益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和逐渐消磨的创业激情双重夹击之下，许多企业家陷入内心的焦灼之中。除了一小部分明星企业家之外，大量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家缺少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他们虽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傲人的财富，却因为缺少精神的皈依而倍感困惑。于是，他们涌向商学院，但这样的问题不是商学院能够回答的；他们拜倒在各路神仙之下，但仍难以解决现实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以这一群体为对象的培训行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思八达是这一培训行业的代表。在众多培训机构还专注于技能培训的时候，思八达就发现了这些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困惑。其专注于心灵拓展的智慧系列课程，受到众多中小企业家的追捧。如果没有终极目标，只把企业当成实现财富的手段，一旦大势走低，企业家就会缺乏深入挖掘市场空缺的耐心和毅力。

中国的草根企业家在真正实现从小草成长为大树的目标之前，势必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拷问——做企业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这一群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引导这一群体，如何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与困惑？这不仅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的企业能否真正成长壮大也很重要。往深了说，这样一批民营经济的主体能否完成一次蜕变，从无意识的拼搏奋斗到有意识的理想追求，甚至对于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工作室与这个颇受争议的培训机构——思八达的合作，以及与它所凝聚起来的这个群体的合作，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同样面临考验的还有产业园区。高新区、经开区这类园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年来在带动地方经济、促进创新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历了以税收、土地等优惠吸引企业的政策驱动阶段和以土地配比、城市建设吸引企业的土地驱动阶段之后，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推动城市的发展？

大庆可能成为高新区探索新发展路径的一个代表。它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它的体量，而在于它的思路和模式——真正通过高新区的战略找到与城市战略的结合点，从高新区整体战略到产业推进策略，再到企业孵化战略，完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演进过程。在完成了其整体战略和产业推进战略之后，大庆高新区再次委托工作室和长城战略研究所完成百家重点企业的发展战略调查和发展策略建议。希望通过探索一条从传统的“送政策、送土地”到“送智慧、送战略”的创新道路，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从而培育和孵化出一批国家级、世界级企业，为大庆转型提供动力引擎，为中国城市发展探索一种新模式。这不仅是大庆高新区的创举，在全国高新区发展史上也极具创新性。这种发展理念和支持模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科技部等各方的高度关注。

今天，中国大范围的变革在如此短促的时期内发生，这是在稳定发展时期内的观察者难以想象的丰富体验，也爆发出对于战略的巨大需求，感谢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对一个个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时代命题时，我深深感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机会频生而又扑朔迷离的时代里，如果不借助科学的方法，人们的认识往往会陷入迷途。

时代在呼唤更多的战略研究机构。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与世界更深度的交锋，势必催生更多战略研究机构。而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更少走弯路且走得更合理，无疑也离不开更多战略研究机构的工作。

迎接战略时代

在2009年的年会上，我把工作室的目标从“打造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改为“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从商业思想库到战略思想库，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变，却经历了多年的积累与磨炼。我又想起那位跟我讲兰德的朋友，不禁自问：今天的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中国的战略思想库主要有三类：其一是政府主导的，例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二是大学主导的，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其三是一些企业的战略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各有所长，比如政府机构在政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高校机构在理论研究上功底深厚；企业机构的研究则在专业领域上有广阔的前景。

未来中国需要能够打通这几个领域的战略机构。用工作室的话来说就是“纵横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这句话听起来口气很大，但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咨询机构对自己的要求。

“术”是实践，也就是“知其然”，解决客户当下需要的；“学”是理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解决理论上可行的，很难说是“学”重要，还是“术”重要。实际工作中，我们可能从“学”开始，也可能从“术”开始，但真正困难的是在“学”与“术”之间形成互动。拿我们自身的探索来说，首先是从“学”到“术”，去经受市场的考验，用复合地产、大盘开发等理念去指导“术”的实践；当我们把这些实践变成《大盘时代》、《城市中国》等作品时，实际上是向“学”回归。今天工作室已经对政府和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未来我们要完善分析方法和研究理论，形成更多专著，就像《国家竞争优势》一样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和中国研究世界的理论武器。  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实践若不以理论为指南，则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在“学”与“术”之间起舞，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穿梭，这就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合格的战略研究者，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成熟；一个合格的战略机构，也要经历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检验，才能承担起更高层面战略研究的使命。

未来中国的战略思想库，一定是带有东方智慧思维特征的，也一定是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实际相结合，提出可以实现的发展路径。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目前这股力量更多的是从经济体量上而言；未来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贡献更多的思想，才能无愧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积淀。对于百年来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重估自身思想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全球竞争的支点，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命题。

放眼未来，前方的道路还很长。战略的研究和制定是一个发现规律的过程，更是一个承认规律的过程。发现规律并不容易，承认规律则更难。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懂，而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不愿意去承认。要改变这种状况，无疑会涉及更深层次的变革。只有完成这一变革，中国才会更具竞争力。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不少政府和机构认识到原有决策方式的局限，开始了新决策方式的探索。其中就包括尊重市场的力量、尊重科学的方法，按照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和发现规律。毋庸讳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开明决策者的存在，我们作为一个来自市场的战略咨询机构才有可能参与到许多大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之中。

过去近二十年里，我们不断把实践总结出来，贡献给大家。很多人也在关心我们这两年又有哪些方面的探索。一个机构能力再大，所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而今天中国需要以科学的方法、战略的思维去处理的问题太多。因此，我们一直试图把我们的探索和盘托出，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相比起来，这本书与之前有所不同。其一是时间上的跨度：其中不少项目都有十年的跨度，十年中企业从几千万元到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规模，城市从偏安一隅走向世界级城市，从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其二是领域上的跨度，不只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城市，而是涉及国家战略、地产战略、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和企业战略。这六大领域如同一个六面体，每一个面的内容都与其他面的战略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领域之间的穿越，才拓展了原来的视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战略时代。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动荡之中，就像处在地质活跃期的地球一样，矛盾频生、冲突不断。中国的崛起意味着重新洗牌，中国与世界之间，中国自身各部分之间，每天都有很多新的问题发生，每天也都有很多新的挑战出现。

这个时代呼唤科学的方法，更呼唤决断的勇气。未来中国去向何处，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有更新的思路与方法来发现突破性的解决之道。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家战略咨询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探索，通过把这一过程中的思考与收获跟大家分享，能对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有所帮助。如果或多或少真的能有助于此的话，那么也就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诸多机会了！

只有把写作当作一次精神探险的人，才会对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深有感触。

这本书的写作比最初的预期要困难许多，一方面因为写作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现实，在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有新的东西涌现，以至于想要完整地描述这一过程变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原因则源于自身的要求。从工作室对于这本书的期望来说，它不只是对我们所做事情的描述和记录，更希望通过对长达十年的案例回望和反思，重新梳理当年战略判断的价值。战略的价值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我们也难以站在当下模拟未来，所以“千金难买回头望”也就成了评估战略和学习战略思路的最佳方式。

因此，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如同一次穿越。穿越不同的时空，于现在照见未来，于此处照见彼处；穿越不同的领域，打通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让政府和企业之间，让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让在这个博弈游戏的各方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穿越也成了一种追求，成为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穿梭，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快速地理解对方，体会不同的文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唯有这样，我们眼中的世界才不是一个割裂的世界；唯有这样，万物之间的关联才正如他们真实的关联一样被整体地认识和考虑；也唯有这样，我们才既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而能够以一种让人耳目一新，又中正平和的大道之行去解决问题。

最终，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是对这一方法、思路和追求所做的一次尚不成熟的描述和探寻。无疑，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幸好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团队协作的成果。没有工作室众多同仁在战地一线对众多难题发起的冲击，这本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他们在紧张工作之余细心地记录和翔实的文案，这本书同样将无从着手。

成书的过程自然离不开工作室前辈的指导和众多同事的支援。首席顾问王志纲老师不知道多少次耳提面命，几易其稿；北京战略中心任国刚总经理对项目的来龙去脉，以及战略意义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细心讲解；上海战略中心总经理路虎、深圳战略中心总经理段明、成都战略中心总经理张志宇、广州战略中心金凌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王家洛整理的大量谈话资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原始素材；而不少同仁如林小骥、熊海峰、颜克银、王加俊、宗伟、卢伟等都曾参与过本书初稿的写作，留下了大量有用的文字；尤其要感谢《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王大骐，没有他的帮助，最后一章的写作将困难许多。

有一首歌里唱道：穿越迷雾，把世界看清楚。在完成了这些案例的梳理之后回过头来看，发现把一件事情看清楚、说清楚远非易事。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这样的工作。工作室的每一本著作都凝聚着所有人的心血，其宗旨就是希望将工作室所接触到的这样一幅生动鲜活、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给读者，和大家一起见证中国的巨变，感受时代的脉搏。

而这，也就是作为一个智库的真正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