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1421年－1495年），字仲深，号深庵、玉峰、琼山，别号海山老人，琼山府城镇下田村（今金花村）人。明朝政治人物，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推崇理学，撰有《伍伦全备记》，写伍伦全、伍伦备一家满门忠孝事，宣扬封建教化，徐复祚批评此剧“全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臭腐烂，令人呕秽”。晚年“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著有《大学衍义补》160卷、《世史正纲》、《家礼仪节》、《伍伦全备忠孝记》、《朱子学的》、《丘文庄集》、《琼台集》等。

吴建华、傅里淮编著的《丘濬》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讲述了丘濬的生平故事。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物。

《丘濬》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之一，由吴建华、傅里淮编著。

《丘濬》讲述了：

丘濬是明代中叶著名的经世儒臣，是岭南最早的朱子理学笃信者及实践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明末清初经世实学思潮和经世实学派的先行者。他的经典著作《大学衍义补》，是一部封建帝王治理国家的参考书，也是一部古代总结性的治国百科全书。丘濬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无意中道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为他赢得了“中国的亚当·斯密”的称号。丘濬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被誉为“海南双璧”之一。

小引

一、少年才学冠琼

二、翰林仕途岁月

三、为民排忧造福

四、著《大学衍义补》

五、力主革除弊政

六、中国的亚当·斯密

七、功名下的凄凉

八、中国一流人物

后记

二、翰林仕途岁月

早在宋代，朝廷就下令兴学，海南也办起了官学，兴建府学。府学是古代海南最高的官办教育机构。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正统四年（1439），十九岁的丘濬成为府学学生（郡庠生）。正统九年（1444），丘濬参加广东乡试，以优异成绩，举乡试第一。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在乡试中，丘濬的对策答卷，因其出色的才学，引起了考官和学者们的关注。

在古代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普通家庭的孩子一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上学考功名，二是学手艺。早在丘濬两岁时，祖父和父母亲就为他安排了将来的前途——考功名。于是，正统十二年（1447），为了报答祖父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丘濬毅然赴北京参加会试。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生皆可应考。共考三场，每场三日。录取者称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元”。只有获得贡生资格之后，才有可能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试期一天，殿试合格者称“进士”。进士依成绩录取分为三甲，赐及第、出身、同出身，然后释业授官。三甲具体为：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

丘濬虽自幼习儒，熟读经史，但第一次参加会试却未能考取功名，名落孙山。可他不服输，不放弃。为了参加三年后举行的会试，他旋即人读太学，继续学业。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宋代时太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博士；太学生则主要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在仕途上，太学生可经博士人官。若任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政绩显著，日久可致公卿。若任地方官，可任刺史、太守和相卿等职。太学虽然主要是为封建朝廷培养统治人民的官僚，但它同时又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在文化传播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太学学习期间，丘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攻读，博闻拾取，广猎知识。

丘濬还关注民生，关心国运，思索人生，不忘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刚好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正是在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丘濬作为一介书生，凭着一腔热血，积极投身于谦组织的京师保卫战，保家护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愿。此举也强烈地表达了他以国家命运为重的宏伟抱负。

京师保卫战胜利之后，为准备来年的会试，丘濬重返学堂。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同时，由明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陷人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撰出合乎形式的八股文章，并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和能力，以至于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举考试，思想渐被四书五经和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学识眼界还是独立思考的能力都被极大地限制了。因此，当景泰二年（1451），丘濬再次参加会试时，再次名落孙山也就可以理解了。不仅如此，他第三次参加会试时，竟发生了本应被录取为一甲却被改为二甲的事情。

景泰五年（1454），丘濬第三次参加会试，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所谓“当为一甲”，就是他应为“一甲”而实际上又并未按“一甲”录取。原因是他在“策问”考试中，大胆针砭时政，颇触时讳。考官遂以“貌寝”（即相貌丑陋）为由，将他改为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以其名官，始于唐代。到了明代的翰林院，翰林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明代将翰林院定为五品衙门，翰林官品秩甚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翰林若得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

丘濬入主翰林，为当年录取的十八庶吉士之首。在屡试不中而最终中第之后，丘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诗为证：

我生幸逢辰，滥竽厕英贤。

出入清华池，昕夕相周旋。

经史事幽探，兀兀穷岁年。

誓言追往哲，绝彼尘累牵。

立足千仞岗，游心万古天。

表达了他欲摆脱世俗牵累，效仿先贤，穷自身毕生精力，努力探究学问的高远志向。

丘濬在翰林院夜以继日读未见之书，潜心研读文典，见闻益广。他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并以博古通今、操翰成章的出众才华获得了上司的青睐。人翰林院未满半年，即授翰林编修。景泰六年（1455），丘濬被任命为《寰宇通志》的编纂。

《寰宇通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是一部关于明朝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地理志书，早在太祖时就已下令编纂，永乐时书仍未成。景泰五年（1454）七月，为继成此业，朝廷任命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和东阁大学士高谷为编纂，继续此书的编辑工作。

编纂《寰宇通志》是丘濬为国家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他学识渊博，工作时昼夜不分，废寝忘食，大大地提高了编撰的进度。仅年余时间，到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便修撰完成。依明朝惯例，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都将获得皇帝的奖赏与提升，丘濬也因此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同年，丘濬续弦，娶同乡吴姓女子为妻，育有三男二女。

《寰宇通志》书成之时，正值“夺门之变”事发，景泰帝退位，该书未能颁行天下。天顺二年（1458），英宗以景泰帝时所修之《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下令重新编写《大明一统志》。该书颁行后，《寰宇通志》即被销毁，故流传不广。  《大明一统志》为明代官修地理总志。该书总裁为吏部尚书李贤，副总裁为翰林学士彭时和吕原，丘濬则为编修。早在明朝大一统局面日臻巩固之时，明统治者就开始了一统志的编修。“舆地之书，关系甚大”，英宗要求该书的编写须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承先祖编志的体例，聚天下英才，以传后世。一统志的地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丘濬能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参加《大明一统志》的编纂，一方面证明丘濬确实才华出众，名至实归；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在皇帝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大明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四年，至天顺五年（1461）完稿。该书遍阅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靡不网罗，举皆搜采，缀贯群籍，约为成书。义类凡例，悉有据依，信疑是非，均加订正。该书不仅对巩固明朝皇权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让统治者做到足不出户，天下险易了如指掌。

P11-17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作《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2004年8月

《丘濬》一书完稿，首先要表达对给予笔者极大信任的原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陈泽泓先生的感激之情，是他向出版社推荐，从而给了笔者一次学习的机会。广东人民出版社李锐锋先生承担了繁重的编辑与联络工作，在此也深表感谢。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今人的许多论文，特别是有关学者对《大学衍义补》及丘濬的法律思想、民族思想、相业等进行的研究，限于本丛书的体例，为方便普通读者阅读，故未有一一注明引文出处。敬请诸位学者见谅，并致以谢意。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不免存在不足之处。真诚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吴建华 傅里淮

2011年12月27日于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