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禅师、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鄢烈山编著的《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以史为据，通过对“异端”人物李贽的坎坷一生及其思想、活动的介绍，发掘了李贽作为反封建斗士、思想解放先驱的价值。

《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以史为据，通过对“异端”人物李贽的坎坷一生及其思想、活动的介绍，发掘了李贽作为反封建斗士、思想解放先驱的价值。

鄢烈山编著的《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并没有对李贽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尽可能在选定的容量内，容纳更多的史实材料，奢望不过是为李贽研究者编写翔实的李贽年谱与学谱提供参考意见，为普通读者了解李贽提供比较清晰的阅读线索。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辞官云南

第二章 求友黄安

第三章 削发麻城

第四章 初居龙潭

第五章 厄难武昌

第六章 困斗龙潭

第七章 壮行南北

第八章 被逐麻城

第九章 流落通州

第十章 自刎诏狱

尾声 此翁千古在

李贽年表

写作与出版附记

袁中郎“求自得而已”、“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重真声与自然之趣的文学理论，后来与他的兄弟一起形成了“公安派”，对扭转承袭百年的拟古颓风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李贽可以说是“公安派”的助产婆。

李贽留袁中郎在龙湖住了几个月。

其间随侍李贽的沙弥怀林记下了李贽的几个生活片断，历历如绘，读来如见秃翁其人，不妨转述于此。

麻城少年书生中，李贽最欣赏丘长孺。丘郎所喜者，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胜，善诗工书乐游历，武艺高强，不拘俗礼。李贽在丘长孺生日曾赠诗一首云：“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三杯生瑞气，一雨送春寒。对客犹辞醉，尊前有老聃。”

九月十三日晚问，李贽气喘甚急，不能躺卧，坐到更深，忽张目对侍者说：“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侍者劝他莫太感伤，念了一篇“顺口溜”安慰道：“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他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此来。”

李贽闭目不语，乖巧的侍者又用责备的口吻念道：“此说不然。此人聪明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

十五日晚上，听人们在议论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访荆州袁生，且亲自下请帖邀请他做客。袁中郎拜既不答，召又不应。丘长孺是这位老先生的“通家”之侄，竞不劝袁生一声。旁观者无不对此感到惊骇，以为人世间从未见过他们这样的人。

李贽说：“袁生只为不省人间礼数，取怒于人，因而遨游至此，今又以细故责备他，他往哪里逃死呢！”小沙弥怀林从旁哂怨日：“袁家、丘家肯定是天上人而初降于人间，因此不省人间事。若是世间人，岂有不省世间礼数之理？”李贽说：“怀林的话不错，只有真正的天上人，才不知有人世事。所以世间人知道的，天上人不知，世间所行的，天上人不能行；因此就叫‘天人’。世间人所知所能的，‘天人’不知不能；‘天人’所知所能者，世亦必不知不能。若羡慕‘天人’有世人所不知不能的神通，又要求‘天人’有世人所共知共能的凡俗识力，这就跟要求世人有‘天人’的神通一样，太难了！ ‘天人’世人难两全，与其求全责备，我看不如取‘天人’所独所能者而与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人者，则善矣。”因感而赋诗三章，以祛责备者之惑：

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礼？

省得世人礼不难，尔来我往知礼矣。

既不能知人世礼，如何敢到人间世？

任尔胸藏万斛珠，不如百拜头至地。

去年曾有一新郎，两处奔波苦苦忙。

粪扫堆边都是也，痴人却说郎非常。

也是九月十五晚上，怀林侍奉着李贽，见有猫儿伏在禅椅之下，说：“这猫儿日间只拾得几块带肉的骨头吃了，便知疼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李贽叹日：“人言最无义者是猫儿，今看养他顾他时，他即恋着不去，以此观之，猫儿义矣！”

怀林道：“今之骂人者，动以禽兽奴狗骂人，以强盗骂人，骂人者以为骂得极重，被骂者自以为极重，但谁知岂是骂人的话！世间称有义者莫过于人。看他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只是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之处。盖世上做强盗的有两种：或是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于是遁入绿林；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得以效用，他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矣。这样说来以强盗骂人，就不算骂人，反为赞叹称美其人了。狗虽人奴，义性尤重，守护家庄，逐亦不去；不与食吃，它亦无嗔，自去吃屎，将就度日，所谓‘狗不厌家贫’是也。今以奴狗骂人哪里恰当呢？我怕不是以狗骂人，反是以人骂狗了。至于奴之一字，但为人所役使而不足以役使人者，都可称为奴。世间何尝有主人！为君者，汉代唯有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可称主，其余的也都是奴。这样说来，以奴称人，乃其本等名号，为何要发怒呢？”

“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不足以骂人，则当以何者骂人乃为恰当？”李贽很欣赏怀林这段人畜比较论与主奴新解，虽是愤世之谈，却也言之有理，言之成趣，便很有兴致地请怀林继续讲下去。怀林遂引数十种世人所谓害人之物如毒蛇猛虎之类，与人进行比较。两人商讨至夜深，竟找不出有什么比人更可恶更可怕的，而可以用来骂人的畜物。李贽叹道：“呜呼！好看者人也，好相处者人也，只是一副肚肠甚不可看，不可处！”

九月二十七日，怀林随李贽游至西城，雇了一乘小轿打算到万寿寺去。万寿僧明玉师事李贽，常相往返。走到半路，忽逢暴雨，铺天盖地倾泻而下，李贽避雨于路边人家门下，不到一盏茶工夫，雨过去了，但平地积水可以行舟。怀林启禀李贽：“不如升堂一坐，稍等水退再走。”

李贽登堂，坐于中堂之上。这家的老仆人即欲人报主人，李贽急忙阻止说：“勿报！我躲雨到此，权坐一时，切勿报！不报，我还多坐一会儿；若报，主人出，我不过一茶即起矣。”偏有个老妈子从内屋出，见是李贽不觉嚷出声来：“是卓吾老爹，怎不快报！”便转身人内，边小跑边喊：“卓吾老爹在堂，快报知！快报知！”于是主人出，安座毕，坐未一盏茶时刻，李贽果然告辞。

在路上，李贽问怀林：“怎么这里的妇人女子都认识李卓吾呢？”

“偏是妇人女子认得，丈夫模样者反不识，此间男子见了您个个攒眉蹙额。”

“依你之言，此间男子反而比不上妇人吗？”

“不对。男子见惯了您，所以作寻常看待；这个老妇人乍见您，因是乍见，感到稀奇、喜出望外。您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若说男人不如妇人那就错了。”

李贽说：“你说得有道理，有道理！”

疾行至万寿寺，会见了方丈明玉。明玉索求书法作品。李贽书写了好几张纸，明玉的徒弟又索联句。李贽作一联：“僧即俗，俗即僧，好个道场；尔为尔，我为我，大家游戏。”天色已晚，夜雨不止，雨点大如车轮。李贽带雨而归。他坐在四檐雨水淋漓的小轿上，大叫：“你看我与你共作雨中游，怎么样？”怀林答：“您真可谓游戏三昧，大神通自在长者矣！”

尤可注意的是躲雨及躲雨后二人议论的一段。看来，作为旁观者的小沙弥怀林，似乎比李贽更清醒——更清醒地意识到李贽与环境的不相容。聪慧的怀林这次并不为安慰李贽而顺着他，讲让他得意的话；而是明白地提醒他，此间男子见他个个厌憎，妇女们也不是由于多么了解而崇敬，她们只是看新鲜。这样说来，他的名满麻城城乡，就不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了。

不久以后，李贽送袁中郎回公安县，恋恋不舍一直送到了武昌城。

有人就暗暗随他到了武昌，买通湖广会城里的流氓地痞，要对他下毒手。以豪侠自许却只有一枝毛锥藏身的李贽，用什么自卫呢？

P107-110

最早接触李贽是在“文革”中（1973年在沔阳师范学校读书时）奉旨“批林批孔”的时候。毛泽东欣赏的冯天瑜怎么批孔的早已忘光，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三篇文章：荀子的《天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李贽的《赞刘谐》。有孔教信徒宣传“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讥讽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李贽对此言的机智恢谐大表赞赏。当时我只是领会了此言的逻辑力量，因为孔子是慕古而称颂“先王”的，刘谐之言揭露了如此尊孔与孔子本人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来重读此文，觉得它不也是对“东方红太阳升”的有力驳斥吗？多读了一些李贽之文，更加明白至死仍以儒士自居的李贽，并非专为砸烂孔子的神位，而是反对独尊孔教禁锢天下人思想的“执一”（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后上大学，文艺理论教科书更有李贽的《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说得多么好呀，这个对“异端”的指控供认不讳的老顽童！

“思想解放”大潮中，读李贽之文，心中多有共鸣。比如，他提倡“自然之性”，标榜“士贵为己，务自适”，揭露那些虚伪的教条，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重视实学和事功，认为“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建功立业的才智高于僵死的伦理道德榜样；他的以民为本，不仅主张民众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也有不殉主而求生的权利……李贽的许多思想，不仅在他的那个时代会被掌权者视为灭而始安的“异端”，就是在今天，也大有“超前”的罪嫌。

1850年8月20日，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巴黎各界为小说家巴尔扎克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宣告：“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一个思维人物不存在了，举国为之震动。人民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国家哀悼的，是有天才的人。”雨果的预言，在法国也许早已成为现实：拿破仑·波拿巴的武功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隳灭，世人传诵这个被打败的将军和被废黜的帝王，主要是因为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法典。

中国到了没有虚构神话的时代吗——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远没有到。尤为可叹的是，李贽在他生活的明末，虽然为当道者所不容，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而治罪，但他在思想文化界却是一个极受尊敬并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思维人物。他只有一个举人出身，而敬重他学识的众多朋友都是进士出身，其中他最知心的学友、忘年交焦竑是状元，公安三袁的老大伯修是“会元”（礼部举行的进士会试第一人）、老二中郎20岁就中进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他一生不喜交接贵人，仅以四品官致仕，他的朋友顾养谦、梅国桢、刘东星、汪可受都官至总督（顾梅汪总督军务，刘总督河漕，四人中只有晚辈汪可受是李贽身故后致高位的，今天西安的“关中书院”仍有汪可受兴学的记录）。他的影响力风靡一时，难怪皇上要担心他“惑世诬民”了。

可是这样的思维人物在当代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

流寓“湖广”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中，政治家诸葛亮、文学家苏轼都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那份崇敬。襄阳隆中与黄州赤壁一代比一代装妆饰得更辉煌，慕名前往访谒者络绎不绝；而作为思想家——“异端”思想家的李贽，生前既不能不狼狈以避，身后的麻城龙潭也永是萧条可掬，连读书人也没有几个知道麻城龙潭曾为何人所栖。这在从前并不奇怪，统治者需要鞠躬尽瘁的忠臣，但不需要思想家，思想家有一个孔子就足够了。而今，孔教再也不是享有独尊地位的国教，一切对孔教“不敬”的“异端”思想家，只要他们对丰富中华文化，启迪民族心智有所裨益，都应当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李贽，以他对专制主义禁忌的猛烈冲击力，以他前无古人的批判精神，以他至今仍不乏活力的某些观点的深刻性，理应得到比诸葛亮、苏东坡更大的光荣。比李贽早两年（1600年）牺牲于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的布鲁诺，他的罪名是“异端”。李贽这个中国的“异端”分子，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和思想自由的渴望，与布鲁诺是血脉相通的。李贽，是中国的“布鲁诺”，理应像布鲁诺一样赢得后人的尊敬。

对一个思想家的尊敬，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让他的思想抖落历史的尘垢而大放光彩。为此，作者不自量力撰写了这部传记，不仅是为驱李的“湖广”愚氓补过，更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李贽的“发掘”与普及。

从这样的初衷出发，作者确立了撰写这本书的两条指导思想。一是坚持学术性原则。与历史小说、传奇、演义划清界限，传主的生平事迹与思想观点言必有据。总体上也不取《史记》那样的文学样式，“合理想象”地进行场景描绘；有几处为了行文方便采用的描述，其性质是一望而知的，不至于使实质性内容真假莫辨。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史传，传主的每一句话都应当与可资核查的日记、演讲辞、文章等文献资料完全一致；但这样一来，李贽原著及相关资料原文的古奥艰涩，势必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困难，因此在言必有据的前提下，作者没有完全照抄引文。此外，学术性当然也不完全排斥主观性，选择、理解、分析、评说的主观色彩是不可避免的，这便是蕴含其中的作者的一家之言。这种“一家之言”，作者也用在了本传的结构上。第一章“辞官云南”既是追述李贽前五十四年的经历（家世与生活感受，仕途与政治抱负，学术与人生追求），也是分析他之所以辞官的思想动因。采用心理分析的层次结构不言而喻含有某种假定性，作者认为，这是无害于学术性的。

第二条指导思想是更注重从积极的方面，发掘李贽作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斗士、思想解放先驱的价值。恰如李贽的《书胡笳十八拍后》（《续焚书》卷四）说：“此皆蔡伯喈之女（蔡文姬）所作也。流离鄙贱，朝汉暮羌，虽绝世才学，亦何足道。余故详录以示学者，见生世之苦如此，欲无入而不自得焉，虽圣人亦必不能耳。读之令人悲叹哀伤，五内欲裂，况身亲为之哉！际此时，唯一死快当，然而曰‘薄志节兮念死难’，则亦真情矣。故唯圣人乃能处死，不必以死劝人。”人们当然可以据此批评李贽的不彻底，没有坚决与专制主义的节烈观决裂，没有跳出专制思想体系的大框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服从于揭示时代悲剧性的总体构思，就是这样做的），但更应当把这段话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考察，揭示它的进步意义。毕竟，这段话饱含着对蔡文姬不幸身世的深挚同情，肯定人的求生欲望发于真情；重点在“不必以死劝人”六字，针对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杀人教条的不近人情，其批判意义是主导方面。现代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人们，是不应轻易讥笑从前躲在“但是”，“然而”盾牌后面的勇士的。在注重发掘积极方面价值的同时，作者也尽量避免对传主的偏爱，把传主拔高到现代民主主义的高度。李贽反对文化专制（“执一”），但并非“儒教叛徒”；李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但时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根本反对整个的专制思想体系。这就是作者为李贽传确立的基调。

贯穿本传的脉络，是李贽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李贽说：“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李贽正是这样一只在精神宇宙翱翔的凤凰，一切纷嚣依染，不论古今，全不足以累其心。诚如袁宏道所言：“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原以凤为歌。”（《敝箧集》卷下之《怀龙湖》）李贽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孔孟的一些贻误后世的思想观点提出质疑，不仅具有对思想专制的挑战意义，也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袁宗道在《入都过秃翁墓》中悼念李贽说：“威凤不潜羽，蛟龙罢隐鳞，网罗耽耽至，何处可藏身！”（《珂雪斋集》卷三）李贽的悲剧性生活经历，正是一首牢笼中的凤凰之歌，是对王权专制制度的控诉。

本书并没有对李贽的生平、思想作多少剪裁，而尽可能在选定的容量内，容纳更多的史实材料，奢望不过是为李贽研究者编写翔实的李贽年谱与学谱提供参考意见，为普通读者了解李贽提供比较清晰的阅读线索。  由于作者学识浅陋，也限于本地可资借阅的研究资料的贫乏，此传只能算是初稿，真诚地希望文史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鄢烈山  记于1993年春，改于2009年夏

2009年5月下旬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返程在武汉停留；6月1日，内侄告诉说，帮我在搁楼里找到了《李贽传》的手稿，一张不差。这是天意：就那么放在那里没人管，16年过去了，居然没有老鼠和蟑螂啮咬，也没有被虫蛀！此前，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就提议叫我重出李贽传；因为没有手稿，我不愿照老样子再版。现在好了，按我的手稿付印，在版权上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也可消除前两版在内容上的遗憾。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的梁光玉先生路过武汉，与朱健国和我三人相聚。梁提议写一本晚年流寓湖北麻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传记，并表示他愿在工人出版社争取出版。那是一段十分沉闷的岁月，主流媒体正在问“姓社姓资”、反“和平演变”，杂文难写难发，研究和写作这样一个异端历史人物对于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是通过朱健国，梁与我才认识的，他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人合作，至于怎么合作他不必管,他只是建议写作风格可以参阅《弘一法师传》和《苏东坡传》（林语堂著）。这显然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项目，我从不愿为“抽屉”写作，有人愿意出版，能够给我表达的机会，不挣钱也不贴钱，我很乐意去干。

确定这个写作题目后，我着手研读李贽原著、参考书目和资料，梳理和考辨人物生活与思想历程，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素材取舍，写出原稿，并将手稿复写件交给在武汉471厂情报室工作的妻妹王黎光，录成了电子文本。朱健国按照他的写作风格和理解，修改了原稿“引子”和“第一章 辞官云南”部分内容；并提议用“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做书名；且请他的专访对象蔡尚思先生题写了书名和三句关于李贽的评语。更主要的是，朱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创造了条件。所以，1993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署名为鄢烈山 朱健国”。当然没有稿费与版税，两人各得了1000册书自销代酬。我没有这种营销能力，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南下广州时扔了，至今手上还有几十本。

大约是1999年吧，时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祝勇先生到广州，在南方周末编辑部我所在的公共办公室里与我有一面之缘，短时间的交谈。回北京后，他提议再版李贽传，我当然求之不得，朱也表示同意。能够再版且有稿酬可拿，我感激还来不及，根本不会去干涉他的编辑权。他有他的考虑，将书名改成了朴实的“李贽传”，虽然没有“中国第一思想犯”吸引眼球，却在学术上更严谨、政治上更少不必要的风险。时事版《李贽传》（2000年3月面市），取消了“工人版”不伦不类放在内页的蔡尚思题写的书名，同时取消了“工人版”放在封二的蔡尚思评李贽短论；“引子”内容也有个别词句和段落的改动和删节，更多的是订正了“工人版”印刷中出现的一些莫明其妙的字词错误（当是那时电脑排印技术粗糙造成的）。

当初答应书稿让朱健国修改是不得已——毕竟是“合作”嘛。两个人的写作习惯（所谓“文笔”、“笔调”、“风格”）自然会有不同，对历史材料和李贽文章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实上，朱的修改版（工人版）就是在谋篇布局和叙述体例上也前后不一。在朱修改过的引子和第一章，他在正文（特别是第一章开头）里加了一些历史背景资料，而原稿全书对此的处理是放在附注里，不影响正文叙述时空的连贯性；在第一章原稿里，我用了李贽内心独白加作者旁白的特殊叙述方式，来回顾李贽辞官前的经历，他则把第一章与全书“统一”，都改成了第三人称叙述。产生歧误的修改是，我追溯李贽的家世谱系，囿于手头资料不足，采用以李贽为“原点”而上溯的表述，即其父为上溯第二世祖，祖父为上溯第三世祖，一直上溯至第七世祖李驽；朱除了将李驽保留“上溯第七祖”的叙述外，其他改成了“六世祖”、“五世祖”等习用的“顺叙”用语，这就将李氏谱系弄拧了弄乱了。前两次出书，我以为他只改动了第一章第一节之前的开场白部分，这次认真对照原稿，才发现他改动了第一章各节，包括家谱叙述。

现在有机会按原稿付印，可以保持本人著述风格的完整，并订正某些错谬，得感谢贺雄飞先生的支持。特别要鸣谢的还有浙江的李延良先生：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购买了“时事版”《李贽传》，用他的过硬功夫“咬文嚼字”，找出了许多文字错误，给我寄来了勘误表；本书若能顺利出版，也有他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另有一事说明一下：张建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0年5月出版的《李贽文集》，没经授权在卷七收录了“工人版”的《李贽年表》（略有删节，将“背景”中张居正的“夺情”错改为“守情”），没有说明出处，经交涉支付了1000元稿酬。

鄢烈山  2009/07/20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