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将软实力正式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软实力危机重重，已经被当政者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对热点的政治话题进行深入和通俗化的解读。

直击中国社会弊端，如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探究中国吸引力丧失的根源。

《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作者韩和元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多年，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曾提出过许多可行性建议。被美国经济观察家称为本论金融危机的第一预言者。

带头大哥——美国行将崩溃，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当国人沉浸在大国崛起的癫狂中时，是否想过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当中国精英华丽出走，移民大潮奔涌，大国空巢，他们带走了财富，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荒芜。金融危机最早预言者发出第三次警示，我们的软实力，正在“被丧失”！无数事例证明，有软有硬才是实力，光硬是绝对不行的！

文化产业薄弱、教育制度僵化、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是第一本全面探讨中国软实力缘何尽失的书。

深解中国精英移民大潮的切肤之痛——这是一个热点话题。精英移民折射的是什么？仅仅是有钱？仅仅是压力大？仅仅是没有安全感？恐怕不是。《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作者韩和元的考量是经济制度、自由度以及财富分配问题引起如文化、民族情结和凝聚力等软实力的涣散，直言中国崛起任重道远。

序言一 警惕中国软实力危机

序言二 退出、呼吁，中国该如何回应当前挑战

第一篇 美国软了吗

第一章：美国崩溃论，周期性意淫

　　西方大旗一倒，东方彩旗飘飘

　　“美国崩溃论”豪言再起

　　中国该领导一把世界了

　　日本也曾有那么点意思

第二章：阿凡达与孔子，文化软实力在单挑

　　广电总局通稿了一下

　　广电总局又尴尬了一下

　　抢着给阿凡达当爹

　　惨败的孔子

第三章 光硬是不行的

　　有硬有软才叫实力

　　“美国衰落”不靠谱

第二篇 中国很硬吗

第四章 呐喊有用吗

　　吴敬琏的忧心

　　郎咸平没忽悠

第五章：金融的彷徨

　　猴急的农行上市

　　银行业归零

　　金融改革的号子

第六章：优势渐远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老龄化社会缺钙，还能硬吗？

　　悲哀的年均创富力

　　愚公们的破坏力

　　抑制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

第三篇 出走的快感：软与被软之间

第七章：精英的无奈抽身

　　移民，只在追逐内心的安全感

　　投资移民进行时

　　中国，他国人才培养基地

　　人才流失给俄造成超万亿美元损失，中国，你呢？

第八章：绿叶对根的纠结

　　“婆婆”的“骚扰”

　　仇富的代价

　　高房价VS奋斗，完胜

　　教育伤到的未来寄托

　　对不起，我们无法给您签证

　　还能吃什么呢

　　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第九章：警惕！人才的空心化

　　知识人=财富人

　　企业家也是生产力

　　凝聚力也是国力

第四篇 中国软实力验证

第十章 论软

　　实力，是种资源

　　软实力，一种培养粉丝的能力

　　软有软的力量

　　软硬都有用

第十一章：评软

　　共鸣的力量：非洲的中国软实力评估

　　行一百半九十：美洲的中国软实力评估

　　落花有意：东南亚的中国软实力评估

　　潜力股：中东的中国软实力评估

第十二章：中国软手段

　　投资

　　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

　　外交和参加多边机构

　　交流项目

　　别以为中国真的有那么大魅力

第五篇 软有力，才能硬持久

第十三章：软，你真懂吗

　　软实力=外交政策？

　　文化=软实力？

第十四章：别把国内价值和政策不当回事

　　美国是怎么美起来的

　　古代的软战略

　　塞缪尔·亨廷顿错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

第十六章 中国软革命

　　拿掉收入分配的夹子

　　双重结构之谜

　　看看罗斯福的犀利“新政”

　　吃的安全，是民生

　　教育，是国计

高房价VS奋斗，完胜

反观中国，高房价已经让中国经济透不过气。高房价严重地透支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挤压了居民在其他领域的消费空间，例如，旅游消费、家电换新、衣物更新消费等。同时高房价也抑制了个人的发展空间，例如个人的教育投资、创业投资等。

另外，高房价对社会组织或经济结构也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高房价导致的楼市经济一枝独秀的繁荣局面，是以对其他行业或经济形态的信贷空间的挤出效应为代价的。例如高房价导致的楼市经济，掠夺性地占据了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血液，基本上等于抢钱，或者说其是经济吸血鬼也不为过。

当然，楼市经济的支持者一般都会很真诚地编织其产业链条、税赋、带动内需等华美托词，显得自己往自己口袋里扒钱，那是相当的爱国，相当的大局。

其实这也没错，错就错在楼市经济有点“过”了头。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很有意思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60％，上缴的税金占总税收的50％以上，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城镇就业人口的75％。楼市经济一门心思吸取信贷血液，把自己搞得营养过剩，把中国中小企业、服务业、制造业弄得营养不良。

在这个基础上，完全可以这么说，高房价是造成就业率走低的间接凶手。

这种政策有什么弊端呢？

首先就是产业结构失衡继续恶化。货币资金像洪水一样从消费者手里向房地产商集中，但是房地产商也不是这些资金的最终归宿，他们也就是过过数钱的瘾，然后再由房地产商转手到地方政府那边去了，最后政府摊子就越来越大。

那政府这么大摊子干什么用呢？投资。

但说大点，世间万物，都是需要平衡的，投资和消费也不例外，投资无限放大，最后看到的必然是经济失衡的“杯具”，只能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为未来的通货紧缩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高房价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迅速流进富人的腰包。在高房价的杠杆作用下，房地产行业也就成为了暴利行业之一，成为富豪们互相垂涎欲滴的淘金乐园，~再加上“炒奴”们的搅和，房子简直就变成了少数有钱人更有钱的机器，穷人们则只能徒增伤感。

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像被鞭子赶着一样普涨或暴涨，在高房价的领导下，房地产成为中国财富的代名词，而住房消费则成为中国贫富分化最集中、最突出的领域，房地产的购买力成为衡量财富持有及增值能力的重要标杆，一场在以“房产”为门槛的“财富拉力赛”拉开大幕。这种比赛，基本上没普通劳动者什么事儿，他们与玩房者之间的收入“鸿沟”越来越宽，社会开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分层态势中大步前进。于是富人房子多多，住不过来啊，怎么办？炒，而且还取个非常销魂的名字——保值增资。穷人呢，只能望房兴叹，多人蜗居，甚至无房居住，甚至挖地盖房，甚至住胶囊，租房还要承受房租看涨的压力。

种种迹象表明，高房价正在蚕食着社会弱势人群的幸福指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克鲁格曼在他的那本畅销书《美国怎么了》一书里强调道：“有什么证据表明，‘镀金年代’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的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同样的观点大概也适合中国吧，我想是一定的。就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和高房价的致富效应，不妨让我们看看下面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吧，它们充分说明了这些。

2010年5月份中国校友会网站发布了我国首个针对亿万富豪的调查报告——《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报告对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展开了调查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涉足房地产、能源、IT三个行业的亿万富豪数量约占上榜亿万富豪总数的50％，其中涉足房地产行业的富豪几乎占全部富豪的1／3。

《2010胡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内地有87.5万个千万元富豪和5.5万个亿万元富豪。其中，十亿元富豪1900人、百亿元富豪有140人。中国内地富豪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涨、房价上涨和GDP的快速增长。不仅如此，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这两年新进的富豪无一例外地都是房企老板。他们大多通过在香港H股上市一夜暴富，碧桂园、龙湖、恒大这些房企的老板轮番争当中国首富。不过，观察他们的财富之路会发现，这些人多少都有些不务正业，其财富的增长基本上和自己公司的价值创造不沾边，而主要是靠上轮和这轮房地产泡沫中疯狂“吸血”完成。

对于普通人而言，《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月21日的一则消息，无疑将他们的“头疼指数”进一步给提高了。消息称，北京五环沿线新盘已开始突破2万元／平方米，四环内新盘价格大都在3.5万元／平方米以上，现在六环内已经基本没有1万元／平方米以下的房源了，中低收入人群全线“被远郊化”。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的家庭，需要购买六环内即使是二手房也需要苦挣20年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界定，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高房价不单让持币待购的工薪层浑身哆嗦，也让被掏空了口袋的“中产阶级”大幅度减“产”。

早在2007年11月，在由清华大学举行的名为“十七大后的中国经济——2007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讨论会”上，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曾美好畅想：“到2020年，家庭年收人6万元以上的可以达到55％。”在郑主任的眼中，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后，社会将更加和谐稳定。

说是这么说，中等收入人群按理说就应该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未来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按这个群体的现行收入和现在大城市的房价，房子都买不起，躺马路上维稳，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高收入者有钱住豪宅别墅，低收人者纳入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在暴涨的商品房面前，成了最尴尬最“杯具”的一个群体。虽然在欧美国家，“中产阶级”充其量不过就是普通阶层的代名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工薪阶层，他们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但在中国，在这个由工业化逐步向知识经济化转变的时期，中产阶级代表的是相对来说有点知识和技术的那个阶层。也正是这个阶层，就曾经在我国以技术移民的形式制造过一波壮阔的移民潮。

P102-106

退出、呼吁，中国该如何回应当前挑战

Pierre（韩和元先生的英文名）想要我以一个非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就最近所发生在中国大规模的移民和留学潮予以解读。Pierre的这一要求让我很兴奋也很苦恼，兴奋的是这项工作很具有挑战性，但苦恼的是我对于这个领域实在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正如中国官方所表述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固然有着一个全球市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的是，政治安排却依旧牢固地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挑战，那就是全球市场特别是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如何与国家主权和利益协调一致？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关于这个命题，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地理学副教授Robyn Iredale给了我巨大的触动。无可否认的是，Robyn Iredale的确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好人，他对弱者给予了让人感动的同情心，他认识到“对现代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是财富的最重要形式。拥有智力资源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最快的国家。但是，知识不仅产生财富，它还是解决当今生活中面临的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有效因素”。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是当前这种形式的输家。贫穷地区人力资源的净输出没有能够得到技术工人回流、别国移民和技术传播等形式的弥补。除非它们能够在某种形式上逆转这种流动或找到加入主要知识网络的途径，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受到威胁。也正是因此他对发达国家公然从不太发达的中国家掠夺人力资源的做法表示了莫大的愤慨，他说：“（这）让人无法接受……”

单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说，我还是更愿意接受中国知名的学者胡适博士的观点——那就是问题不仅要从外围去找，不仅只是将原因推诿于人，一切还得从自身的内因着手。当然，如果能够客观一点的话，我更愿意相信那些不发达国家的麻烦，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因素，也有他们自己自身的因素，正是这两种合力才导致了他们深陷在麻烦之中。

这种逻辑我想同样也适用于目前中国的移民、留学潮这一事实上。

我们固然得承认，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于中国在最近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的是，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之间并非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虽然它们之间有关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确实也有利于增加政治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又有助于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联系远非是必然的，传统的固有的权力主导意识并不情愿主动放松对权力的控制。但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市场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人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里，这种主导意识往往是对一个国家繁荣稳定的最大威胁。

虽然当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出现衰落，但作为一个对这个国家充满好感的外国人而言，我个人能够给出的建议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领导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再好的组织和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衰退。

对于这种现象，Alben O.Hirschman在他1970年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一书中的导言部分给出了一个有力的介绍，他说：“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从总体上而言，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抑或其他组织，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的、理性的、守法的、高尚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或者说，运行如常的行为模式会逐渐地出现瑕疵。”为什么会如此呢？索罗斯曾指出过“所有人类构筑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尽善尽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Hirschman也给出了几乎相同的解释：“无论一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得如何完善，某些主体未能按人们预期的行为方式来活动，总是在所难免。”而汤因比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他说：“人类在获得伟大成就后，似乎常会趋向于这种精神上的堕落。不过这种堕落并非出于宿命，而是由于成功常使我们趋向怠慢、自满及浮夸。”

但所幸的是，Hirschman卓有成效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纵然面对衰退，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予以修复。而其解决方式呢？索罗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并不完美但必须随时愿意接受改进的社会。”汤因比则进一步给出解决之道，他认为大众对创造性的领导者‘适度的挑战’是最好的办法，他认为：“适度的挑战不但可以激励被挑战者获得一项较成功的回应，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种动力，可以驱使他们更向前迈进一步。”这种适度的挑战，在Hirschman的语境里就是呼吁和退出。

当然，这一切还得视乎被挑战者是否愿意和如何予以回应了。当该组织的某些成员认为组织存在某种弊端，他们基于对组织的忠诚，会发出在表现形式上或善意或激进的改善呼吁，如果被挑战者予以正面回应，并将其视为一种动力，那么组织完全可以更向前迈进一步，从既有的现状，走向新生的奋斗，并得由解决一个问题后，立刻走向另一个问题的挑战，整个组织也开始从消极的“阴态”，又进入积极的“阳态”。

但如果被挑战者采取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并不接受挑战，那么大众在温和的呼吁无效后，要么采取激烈的呼吁，要么则选择退出机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对组织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只会加速组织的衰落，原因很简单，诚如Hirschman指出的：“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

最近所出现的移民潮，确实在某种程度来说已经透照出，中国的大众对国家这个大组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某种程度的挑战了，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选择了“退出”。但所幸的是，这一切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局面，她的国人对她还是充满了希望和无限忠诚的。譬如Pierre他就没有选择“退出”，而是留下来坚守，并试图通过您现在阅读的这本书来对他所热爱的祖国予以“呼吁”。但这一切都有赖于被挑战者如何来定义这种挑战和如何来回应这种挑战了。套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的观点就是不要让“人们对‘呼吁’机制的效用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以‘以脚投票’的方式选择‘退出’了。”

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对这个国家抱有无限好感的美国人而言，我是衷心地希望她繁荣稳定的，希望她更向前迈进一步，从既有的现状，走向新生的奋斗，并得由解决一个问题后，立刻走向另一个问题的挑战，从而使得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阳态”中，当然这一切还真依赖被挑战者的态度。

詹森·布卢

于加利福尼亚，10年10月

詹森·布卢为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合伙人。本文由David M Chang博士翻译，David M Chang为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