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与中国》作者武际良（简历见后附）曾写过《斯诺与中国》一书，该书重印3次，很受读者喜爱。

本书稿系作者受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老外交家黄华之嘱托撰写的，是关于海伦的第一部中文传记。

《海伦·斯诺与中国》记述了她与斯诺一起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不畏艰险奔赴延安，探索、宣传中国革命真相，支持和帮助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传奇经历，以及和她为缔结美中人民的友谊奋斗一生的感人事迹。

书稿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海伦·福斯特·斯诺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十年间的工作和生活。讲述了她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交往与友谊，表达了她对中国劳动人民、红军战士、爱国学生之间的深厚友谊。

书稿还讲述了她与斯诺在爱情、婚姻等方面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书稿中附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使本书更具有吸引力与可读性。

武际良编著的《海伦·斯诺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已故美国记者、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的中文传记。书中全面、详实地记述了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中国的近十年间，同另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忠诚合作，不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宣播中国革命的真相，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传奇经历和她两次访问新中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感人事迹。

《海伦·斯诺与中国》生动、真实地记述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和友谊，对爱国学生、红军战士、普通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及她同埃德加·斯诺的爱情婚姻等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心装着中国的海伦·福斯特·斯诺（代序）

自序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影响：“打人生之基础，插事业之翅膀

 祖辈的苦难

 父母的榜样

 童年的憧憬

第二章 十字路口：“希腊女神”与“飘泊者”相逢在上海

 面向东方

 一见钟情

 志同道合

第三章 北平岁月：探索中国革命真相的铺垫

 约法三章

 首次合作

 学习生活

 风雨同舟

第四章 一上西安：报道了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

 决定冒险

 独家新闻

 离奇谎言

 “这是经典

 创办《民主》

第五章 再闯西安：为揭开红色中国内幕勇往直前

 千载难逢

 陷入困境

 虎口脱险

第六章 红军前线：海伦心目中的中国红军

 戴上红星

 青年大军

 “红小鬼”们

第七章 延安之夏：发现新思想、新人物，开辟新天地（上）

 毛、朱、周印象

 专访毛泽东

第八章 延安之夏：发现新思想、新人物，开辟新天地（中）

 雨夜谈话

 采访群英

第九章 延安之夏：发现新思想、新人物，开辟新天地（下）

 红色妇女

 记“阿里郎

 新的生活

第十章 别了延安：她要永远维护中美人民的友谊

 追寻邓小平

 巧遇邓颖超

 虚惊和遗憾

第十一章 工合之母：为支援中国抗战奔走呼号

 独创的思想

 无私的奉献

 满怀着希望

第十二章 回到美国：度过悲欢离合的日子

 新闻人物

 劳燕分飞

 如释重负

 坚强守望

第十三章 重返中国：“文革”动乱中的特殊访问（上）

 渴望与担心

 “哇！你还活着

 沉闷的一天

第十四章 重返中国：“文革”动乱中的特殊访问（中）二

 访“老中国通

 会见朱老总

 独立的思考

第十五章 重返中国：“文革”动乱中的特殊访问（下）

 毛泽东故乡行

 从长沙到浏阳

 从南京到上海

第十六章 最后二十年：为中美人民友谊继续架桥（上）

 始终展望中国

 瞻仰毛泽东

 邓颖超谈“四人帮

 心目中的宋庆龄

第十七章 最后二十年：为中美人民友谊继续架桥（中）

 寻找当年的足迹

 会王震忆昔论今

 来到革命最基层

 海伦与安危

第十八章 最后二十年：为中美人民友谊继续架桥（下）

 见到邓小平

 永恒的友谊

 自有后来人

 无尽的怀念

虎口脱险

住进西京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海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冒雨去拜访西安城内的那些外国传教士，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两个便衣警察伴随海伦左右，寸步不离。一见到那些传教士，海伦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们就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尊敬的海伦女士，您给我们招来的麻烦够多了。前天夜里，警察把我们统统折腾起来，在我们家里搜查您呢。海伦忙不迭地向他们一一道歉，没有敢向他们提出能否帮助自己去苏区的事。但她灵机一动，掏出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杂志《民主》给传教士们看并告诉他们：她前来拜访是要请他们订阅北平基督教会创办的这本杂志，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北平教会对“实用基督教伦理观”的解释。海伦强调说，司徒雷登博士和北平的几位传教士参加了编撰这份杂志。然而，西安的传教士们对订阅杂志不感兴趣，他们表示：祝愿上帝保佑海伦在西安玩得愉快，并乐意帮助海伦返回北平，若要去苏区采访，绝对无能为力。

海伦垂头丧气地回到西京招待所。她一筹莫展地呆坐在窗前，透过绵绵不绝的雨丝，眺望着高大厚实的古老城墙，琢磨着怎样逃出西安。招待所的周姓经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有西方绅士的风度，为人彬彬有礼，谈吐谦和而淡远，对客人更是态度殷勤周到，凡是来过西安的外国人都很喜欢他。警察局警告他，如果海伦从西京招待所溜走，就要唯他是问。周经理劝海伦还是不要去延安了，在西安玩一玩，赶紧回北平去为好，海伦只是摇头。周经理看着满面愁容的海伦，还是对落难的弱女子起了恻隐之心。他向海伦介绍了一个美国人肯姆普顿·菲奇，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有几个亲戚在北平，是海伦熟识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朋友，当时是美孚石油公司西安办事处主任。此人颇有骑士风度，他对维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神圣治外法权颇有责任感；他自封为侠客，热衷于帮助处于困境的白人妇女。海伦向肯姆普顿·菲奇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表示不到延安誓不罢休，使他的侠义精神油然升起，认为外国人必须抱成一团，他不能眼看着一个身处危难，却勇往直前的年轻漂亮女同胞，而不去帮助她，何况海伦并非是共产党人。

肯姆普顿·菲奇自告奋勇到位于七贤庄的西安红军联络处联系海伦去延安的事，红军联络处的人告知，如果海伦自己能设法走出西安到达三原，他们会秘密通知在三原的红军联络点接应她进入陕北苏区，并把三原红军联络点的地址和联系人的姓名交给他转给海伦本人。

接下来，肯姆普顿·菲奇又联络一位瑞典籍机械师埃菲·希尔，此人也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在西安有很多人脉关系，神通广大。他爽快地答应帮助，设法借一辆西北军将领的挂着军用牌照的小汽车（据海伦说此车是杨虎城将军丢在西安的一辆美国福特轿车），可以畅行无阻地通过军警把守的西安城门。

肯姆普顿和海伦约定，于4月29日午夜12时45分左右行动。他从西京招待所后院墙外面伸出一支香烟火光为暗号，海伦看见暗号就翻墙出去，肯姆普顿在外面接应她，并亲自护送她乘汽车闯出西安城门。

事先，海伦作一番准备。她故意放出风声说：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对她的态度极不友好，她准备在西安玩两天就返回北平，麻痹监视她的警察；请周经理把她住的房间由二楼调换到一层楼一问后窗朝着后院墙的房间，后墙根上有一堆垃圾，正好可以由此爬上墙头，翻越出去；她故作每天早上“睡过头”，不起床，使警察会以为海伦在“睡懒觉”，不用盯着她，乐得轻闲一会儿。

4月29日上午，海伦在警察的“保护”下，先到邮电局给斯诺发了一封电报称：“拟明日离此返平，盼接车”，警察以为她真的放弃了去苏区的打算要回北平了。海伦还向那个负责监视她的警长提出，回北平前要去临潼玩一趟。从这几天海伦的表现，警长认为她逃不出他的手心，再说尽早让海伦离开西安回北平，他也好向上级交差，就爽快地答应她的临潼之行，并对两个“保护”她的便衣警察和汽车司机作了详尽的指示，以防不测。

海伦在临潼逛了一个上午，特意爬上“西安事变”那天夜晚蒋介石仓惶出逃，躲藏的那个悬崖上的石缝里看了一看，她还请两个警察和司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回到西安城内，海伦又邀请两位警察去看了一场片名叫《第十三号间谍》的美国电影，以表示临别前答谢他们几天来“保护”她的“辛劳”。这一天，那两个警察对海伦连连道谢，精神更加松懈。尽管海伦十分疲劳、紧张，她心中暗暗高兴，盘算着晚上的行动。

到了晚上8点多钟，意外传来消息：被蒋介石革去了军政职务的杨虎城将军将于即日离开西安到国外考察，国民党当局为防止留守在城内的西北军余部乘机闹事，下令西安全城戒严、实行宵禁。海伦左思右想，肯姆普顿能否如约在午夜来接应她呢？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破釜沉舟，不然就没有机会去延安了。

回到住房，关上房门，海伦立即收拾行装。她穿了好几层有口袋的衣服，把最重要的东西——斯诺让她带给毛泽东的洗印好的一大包红军照片藏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在手提包里塞满了采访用的必备用品：钢笔、铅笔、笔记本、照相机和20多个胶卷，还有口红、香粉等化妆品、常用药品和几条手帕及所剩不多的现金。海伦把手提包斜挎在肩上，一直紧张不安地坐在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后院围墙墙头的动静。

午夜12时45分到了，海伦同肯姆普顿约定的香烟头火光暗号没有在墙头上出现。3分钟、5分钟、10分钟过去了，暗号还是没有出现，她不能再等待下去，只有孤注一掷，先逃出招待所，再去找肯姆普顿想办法。临走前海伦没有忘记写下一个便条，留在客房里，告诉那位警长，她已去三原看朋友了，不日归来，请他不必挂念，并感谢他几天来对她的“关照”。

海伦鼓起勇气爬出窗外，跑到后围墙下顺着垃圾堆攀上墙头，举目向墙外的大街上张望，正准备翻过围墙的时候，一队巡逻兵正从不远处咔嚓咔嚓地快步走来。海伦翻墙出去是不可能了，她转身径直走到招待所的正门，伸手去推大铁门，大门竟没有上锁，吱咀一声就打开了。在大门外站岗的一名警察正靠着墙，低头打瞌睡，懒洋洋地问她到哪里去，海伦用中国话从容镇定地大声说：“我回家去，这儿有人力车吗？”说来也巧，正好有一辆人力车从大门前经过，她连忙招呼过来，迅速坐上车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站岗的警察竟未加阻拦。

也许是命中注定，海伦离开招待所不久，就碰见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后面飞驰而来，险些撞上海伦坐的人力车，扑通一声连人带自行车摔在地下，吓得海伦惊叫了一声，海伦定睛一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正是肯姆普顿。刚才，他在距招待所后墙不远处等了20多分钟，因不断有巡逻队走过，无法接近围墙给海伦发出信号，认为她看不见信号，不会贸然行动，正打算回家睡觉。

海伦见到了肯姆普顿又惊又喜。他赶快引领海伦到预定乘汽车的地方隐蔽下来，等待天一亮就出城。肯姆普顿带来一些乔装的衣物，给她戴上一顶男士黑帽，脸上架一副墨镜，身上披一件厚厚的呢子大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把脸遮住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装扮成一位传教士的儿子，患着重病的样子，要回到在三原的父母家去养病。天一亮，肯姆普顿把海伦塞进汽车后座，亲自陪她去三原。汽车司机持有军方的特别通行证，未遭军警阻拦顺利地驶出了西安的古老城门，避开有国民党中央军岗哨的公路，驶上一条崎岖泥泞的小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渡过渭河，来到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的三原镇，这儿是红白区交界的地带。按照西安红军联络处给海伦的地址，他们在镇上找到了设在一爿小客栈里的联络点。两位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年轻红军走出来迎接海伦和肯姆普顿，同他们热烈握手表示欢迎。

海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身穿红军军服的红军欣喜不尽。她立即取出随身带的照相机，拉过肯姆普顿，站在来迎接他们的一位红军的两侧，请另一位红军为他们拍下一张合影。照相时，肯姆普顿目不转睛盯着红军的帽子，当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响，他像一只机灵猴子般地伸手一把抓起红军头上的军帽，歉意地向那位红军微微一笑，又向海伦摆了摆手，说了一声“good-bye！”就转身跳上汽车，绝尘而去。那位红军被肯姆普顿突如其来地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海伦也觉得很尴尬。

肯姆普顿完成了他行侠仗义的使命，把海伦送交给了红军，得到了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一顶缀着五角红星的红军帽，他十分得意，但回到西安，他的麻烦接踵而至。肯姆普顿匆匆赶回美孚石油公司西安办事处上班，已经迟到了两个多小时。他向同事们谎称，昨晚拉肚子折腾了大半夜，今早睡过了头。说话间，西安警察局的人就找上门来了。来人正是那位负责监视海伦的警长，并向肯姆普顿说，据有人报告称，看见肯姆普顿一大早乘一辆汽车出了西安城，车上还有别的外国人，问他是否把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送出了西安。肯姆普顿耸耸肩膀，矢口否认，强调自己从来不认识什么美国女记者，昨夜拉肚子哪儿也没有去。抓不到真凭实据，警长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地走了。但是，由于帮助海伦逃出西安去陕北苏区的嫌疑，美孚石油公司在华的头头还是把他调离西安去湖南长沙工作。这些情况，直到1945年在纽约，海伦与肯姆普顿重逢时，后者才告诉了她。海伦衷心地感谢他说，没有你的帮助我的历史性延安之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肯姆普顿还告诉海伦，他回到西安后立即给她丈夫埃德加·斯诺先生写了一封信，告知海伦在西安经过几天的紧张和艰辛的周旋，果敢而巧妙地摆脱了警察的监视，已经平安地奔赴目的地了，请他放心。他在信中写道：“抛开政治观点不谈，一个孤独的美国人总是会袒护另一个孤独的美国人，一个青年男子对于一个落难的女子，总是应该见义勇为——我绝不会背离这一习俗的传统之道。”信中，肯姆普顿还请斯诺转告海伦，要她务必向那位被他拿走军帽的红军转达他深深的歉意。他之所以未经允许，无礼地拿走了他庄严的军帽，实在是由于自己想把神秘的红军帽留作永久的纪念，而采取了非常的手段，时间太紧迫，来不及向红军先生说明和道谢。

P104-108

一心装着中国的海伦·福斯特·斯诺

黄 华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是一位思路敏捷，多才多艺，富有事业心的进步作家，她一生的著作有五十多部，有些虽未出版，但已成册。1937年她访问延安后到上海写就的《续西行漫记》（英文原著书名《红色中国内情》）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姊妹篇，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备书籍。虽然她同斯诺的婚姻仅持续了十年，但她和斯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相通的，她和斯诺都认为自己是某种社会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她两次来中国访问，写书热情歌颂新中国，她始终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坚信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20世纪70年代我在纽约工作和以后访美时，曾几次去她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的家中看望她。1979年1月，中美建交，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带着1937年毛泽东为她去太行地区给邓小平政委写的介绍信来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大使馆庆祝建交招待会，并亲手把这张保存了四十二年都未能交出的介绍信亲手交给邓小平同志。

海伦·斯诺的心中始终装着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同意我的建议，于1991年颁给她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赠给她“人民友好使者”的殊荣。她1980年写给我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她说：“我深深地热爱所有一二·九运动的学生”，“这个运动对斯诺和我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和你们风雨同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迫切需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代表西方青年的我们同中国的青年结成了天然的阵线”。她热爱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她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写道：“我总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民的代表……我总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观察问题。我深爱美国的历史和传统，并深感在美、中两国之间有一种天然友好的命运……我和我的丈夫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们担负着某种特殊的外交使命，即作为非共产党的美国人，我们曾经以这个条件在天河上架起了一座通向中国共产党人的桥梁。”

1997年1月11日，海伦·斯诺度过她丰富多彩的一生后，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吉尔福德镇福勒养老院中逝世，享年90岁。我收到海伦侄女谢莉尔·福斯特·毕绍夫的通知，感到震惊，深为遗憾。海伦是我相识了60年的挚友。在斯诺之后，我又失去一位始终不渝、最要好的国际友人。1997年5月，我和何理良（黄华夫人）去美国麦迪逊市参加了海伦的葬礼。出席葬礼的有海伦的挚友龚普生、驻美大使李道豫、驻纽约总领事邱胜云和副总领事顾品锷。我们住在友好人士雪伦·估莲（中文名雪莲）女士家。她是华美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她一直像自己家人一样热心地照顾贫病中的海伦。雪莲还为堪萨斯城与西安结成友好城市关系出过不少力，她经常到西安帮助大学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海伦的侄女谢莉尔和她的丈夫加思·毕绍夫把我们当作亲人，他们每次来中国都要来看我们，哪怕我们在外地。有一次，他们带着孩子专程到深圳看望我们，还安排一个孙子到中国学习语文和历史。谢莉尔不愧是海伦家的好后代，美中友谊的接班人。

此文原载《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伦·福斯特·斯诺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写出许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不但加强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而且对发展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瑞环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伦·斯诺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了大民有益的工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她高龄之际，在大洋彼岸，她仍一如既往，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情况，为促进中美友好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不遗余力。

——康克清

海伦·斯诺的一生，是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忠实的朋友。

——钱其琛

海伦是美貌和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义是我的批评家。

——[美]埃德加·斯诺

海伦·斯诺堪称首屈一指，不仅扮演了记录中国革命及历史的角色，而且她的著作独具深厚的学术价值。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已故著名记者、作家，美国作家协会主席）

海伦·斯诺在美国人民的心灵和中国人民的心灵之间，架设起一座友好的桥梁。让她的生平经历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大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想，相距并非遥远。

——[美]奥林·哈奇（美国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