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在本轮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一些人开始有所膨胀，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此种经济模式之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实质性问题。
陈志武：的确。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其背后的制度创新，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10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朱敏：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这些做法确实为美国在创新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陈志武：是的，可以这么说。最初，《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朱敏：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陈志武：所以啊，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的金融创新在之后1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朱敏：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要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作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P3-6
中国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陈志武
一个很重要的“三段论”原则：私权不能解决的，社会权力解决：社会权力不能解决的，公权力解决。
——著名法学家、中围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
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朱敏的“动态和谐结构”等提法颇具开创性，是当代经济科学领域难得的一次理论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中国如果要出问题，不是太慢，一定是出在太快上；不是太保守，一定是出在头脑过热上。我认为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著名经济学家、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目先要感谢江平、陈志武、张曙光、任玉岭、保育钧、刘福垣、王忠明、赵晓、汤敏、左小蕾、巴曙松、李佐军、卫祥云、石定寰、袁绪程等每一位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的专家学者。他们是学界的泰山北斗或中坚力量，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良师益友。本书记录了我向他们求学的过程，更满载着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也要感谢我有幸访谈或请教过的其他前辈，比如吴敬琏、茅于轼、张卓元、盛洪、夏斌、刘伟、魏杰、白重恩、陈方若、吴晓求、张军扩、余斌、魏加宁、张文魁、黄桂田、丁宁宁、艾丰等，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主任、刘鹤副主任……他们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给予我的不仅是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更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我因有如此多的导师而倍感精神充盈。
感谢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拨冗为本书点睛作序，作为总理高参，任老以针砭时弊而著称，思想深邃，襟怀坦荡；感谢价值中国网创始人林永青先生为本书奉献精彩导读，其政经思考融会贯通，为本书增色不少；感谢我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李明博士，他将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和宽容理解有机结合，令我的工作与研究相得益彰；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陈方若博士、波士顿学院副教授薛梅博士，我受他们邀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书也应视为该中心的学术成果；感谢张新华、李治华等同仁的辛勤工作，他们分别在早期访谈和后期成书阶段付出了很多心血，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和主题；感谢周国强、舒新国等出版界朋友慧眼识珠，拙著几经周折最终得以出版与其大力推荐不无关系；感谢企业管理出版社韩天放先生和斯坦威图书公司申明先生，正是其严谨而高效的出版运作，让本书得以与读者诸君见面。
本书从缘起到出版，获得了学界众多高人和诸位老师的直接指点或间接启发，他们是：秦晖、吴思、许章润、钱颖一、周其仁、张维迎、樊纲、李稻葵、向松祚、杨蕙馨、张平、马立诚、徐永光、商玉生、王振耀、何小锋、李子奈、杨学义、康荣平、徐长生、钱卫清、林家彬、李心愉、包月阳、王曙光、陈道富、陶涛、宁向东、廖理、朱南军、冯科等；与此同时，我还得到许多同仁和朋友的无私帮助，比如韩忠亮、刘小平、魏雪、聂辉华、刘五一、郭宗治、魏小英、朱中原、孔志国、吴飞、欧阳君山、周为筠、吴金豪、苏小和、杨澜、茅院生、林坤、来有为、邓锋、高辉清、王小林、袁岳、陶平生、温观音、程洪瑾、陈伟鸿、马国川、仲玉维、惠心、陈建利、倪金节、宗波、马逢伯、冯啸鹏、杜洋、李灿宇、叶子青、徐国芳、吴新宇、张修智、龚建辉、费文晶、卫战胜、杨哲宇、曾涛、牛禄青、王露、吴晨光、易鹏、黄海平、孙睿等。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需要感谢、感激和感恩的人还有许多，最无言以谢的是给予我事业以坚实后盾的家人。除了父母，我尤应感激和愧疚以对的是怀胎十月却很少得到我安慰和体贴的爱妻；与此同时，我要深深感恩对我宽容和无微不至地关怀的岳父岳母。他们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而我却顾不上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此，我的确饱含谢意与歉意……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我们出生不久的宝贝儿子，你们是我一生的挚爱。
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仅写出传世名作《国富论》，还给后人留下了伦理巨著《道德情操论》。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绝不是言必谈利益最大化、文必用数理模型的工具主义者，而应高屋建瓴，胸有韬略，尤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胆识和超越利益藩篱的良知。
今天，我们既要警惕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要从人文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道德危机和体制问题。面对千头万绪的时代困境，何以破局？
回望百年中国之路，蜿蜒曲折，其主干道却不外乎写着“转型”二字，即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艰难嬗变。由此，以深化改革与发展思路为出发点，从容探讨经济社会转型逻辑与建设路径，无疑是一项极具思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循此线索，这部《转型的逻辑》，其主体内容，正是作者朱敏与30多位学术大家及高层智囊对话而来(本次出版时，仅选取了其中15篇——编者注)。
中国的转型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按朱敏在本书附录中所述，主要还是由历史尤其是近百年的机缘所致，而且这一历史还在延续当中。举例而言，早在欧洲革命以前，中国就有四大发明，但为什么我们没能像西方经历的三次技术革命那样，将技术转化为财富？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明清时期加强专制统治，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抑制商业，导致农业财富不能转化为商业资本，农业人口无法流动到其他行业，社会分工难以形成，技术创新更是无源之水。鸦片战争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实业救国，皆是“拿来主义”地学习模仿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围绕“德先生”、“赛先生”展开的思想启蒙，却因百年间种种沧桑际遇而未持续推进，致使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进程缓滞至今。
因此，转型的缓滞，也就直接表现为思想认知上的滞后。以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为例，我们曾热衷于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孰优孰劣，甚至受美苏两极格局的历史影响，一度给市场经济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形成了极大的思想误区。直到今天，类似的观念纠结，依然是转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实际上，所谓计划经济，其本质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权力垄断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市场经济，其灵魂是在保障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可持续。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财富创造。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可从全球分工与财富流向来看，中国仍处在全球财富链的末端，而随着体制障碍的加剧，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权贵阶层，越来越多地流向全球更具吸引力的地方。那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既是经济活动中制度性强制思维的反映，也是权力和经济要素在统计学上的溢价，必然掩盖财富的逆向分配和快速外流所导致的财富日渐衰竭。而财富衰竭与逆向分配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财富总量枯竭与结构畸形一旦突破底限，后果难以想象。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高层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加深。胡锦涛主席在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又于近年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可谓寓意深远。包容的要义在于共享，共享的基础在于公平，公平的核心在于机会平等，唯有机会平等，发展的成果方能由民众共享。温家宝总理常引用古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勉励我们国务院参事更多地倾听民众的心声，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2000年前讲的那样：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转型期往往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特别需要具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勤于思考并善于表达的公共知识分子。阅毕全书，不难看出，朱敏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总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力图与其他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最终，他站在战略高度之上，将中国转型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概括成了一句话：“改变制度性强制与自愿协商之间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同时他还指出，能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人性内在需求之间的一致性，是好制度和坏制度的根本分野。应该说，朱敏的这些基本思想及其“非兼容结构”、“动态和谐结构”等提法颇具开创性，是当代经济科学领域难得的一次理论创新，希望能够引起媒体关注与学界讨论。
是为序。
任玉玲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语境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转型的逻辑》以“救赎与超越”为解题方向，针砭时弊，冲破迷局，既着眼于长远，又极具现实关怀。这是任何一个忧心自身发展舞台的读者，都深切需要的一盏明灯。
作者朱敏先生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书源于其近年来与高端财经界的意见领袖们联合开展的一项访谈研究，并附录了他对困扰中国百年的现代性转型命题的独到思考。
没错，你可以在品读《转型的逻辑》这部经济著作的过程中，体会理性的价值，感受思想的力量。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此十字路口，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不绝于耳。
朱敏，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者和财经主编，通过自己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及其与几十位国内各领域顶尖学者的对话，完成了这部《转型的逻辑》。此书既是对话录，更是思想录，旨在厘清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迷思，努力为中国转型之门寻找钥匙。
朱敏的思考，无疑比多数的同龄人、甚至比多数的上一代人，都更为深刻、更具理性和建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