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张鸣、杨栋梁、郑小平慎重推荐！

《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作者李刚以难得的耐心与公正、独特的视觉与风格讲述大清帝国最后十年那段时期的人和事，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转动多棱镜，每个棱角都折射出诡丽多姿、耀人眼目的光彩，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大餐！这里有大变局的十年来各种历史人物的梦想和挣扎，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我们能看到伸展中的历史洞察，努力拓宽的现实视野，还能发现新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

《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由李刚编著。

仅靠“驱逐鞑虏”就能摧垮延续267年的庞大帝国？清末资政院顶撞摄政王、否决皇族内阁，权力到底有多大？晚清政要在夹缝中辗转腾挪，为何在教科书里成为反动面孔？中国在晚清七十年（1840～1912年）这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难道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尔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的发生，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将作谨慎解答。

第一章 1901·顽固派退出政权核心／1

 从玛噶尔尼到“辛丑条约”／2

 义和团运动的失控／7

第二章 黄沙渐没中堂墓：一个时代在结束／19

 最后的出场／20

 李鸿章其人／25

“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31

第三章 “新政”上谕：“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41

 她比康有为走出更远／42

 慈禧太后的“政见”／47

第四章 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63

 张之洞的崛起历程／64

 “会奏三折”足使他名垂千秋／70

第五章 袁世凯：从朝鲜监国到政坛巨子／77

豫中豪门走出来的北洋大臣／78

新政初期的变法举措／87

他萌生了立宪的愿望／91

第六章 1906·五大臣出洋考察终成行／97

 政治考察前的国内外大背景／98

 出洋考察对宪政改革的推动作用／103

第七章 立宪上谕在争论中出笼／117

 激烈的廷辩／118

 哪些人在推动改革？／125

 立宪上谕引发新一轮纷争／138

第八章党争纷扰中的官制改革／145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146

 没有最终的赢家／157

第九章 聚焦北京：立宪应否预备？／165

 “九年预备立宪”：—个激进的改革方案／166

 九年里都要做什么？／174

第十章 1908·皇族少壮派与地方权臣在角逐／179

 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180

 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188

第十一章 议员们在行动／203

 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204

 立宪派缘何更激进？，212

第十二章 爆发“新政综合症”／221

 危机与机遇依然共存，222

 民情是把双刃剑／239

第十三章 “铁路国有"引发全面危机／247

 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248

 “新政”没过“保路”关／260

第十四章 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273

 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274

 帝国大厦瞬间崩塌／286

“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

伊藤博文在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与日本政要在战后的骄横与得意不同，李鸿章所引领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中国的战败被贬得一文不值，他自己的形象也更加灰色。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不是就意味着支持战争的洋务运动就是没有意义的、是破产的？换句话说，一场对外战争失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之路是走错了？

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洋务运动本身并不错，而是其贯彻力度远远不够！

有一点很关键：我们一向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开明先进的明治政府打败了封建落后的幕府集团，然而历史事实其实并非全然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所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不仅在幕府统治时期已经有所提出，而且是实行多年了。那么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次怎样的变动呢？又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笔者认为它实质是一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是一场政变，政变之后的明治天皇比幕府将军有更强大的凝聚力，直到1889年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它才极其有限地踏进了近代政治体制的门槛。到此时，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主要是在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为后来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既然此前它的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只是模拟了中古社会的太政官制，没有太多的西方色彩，为什么它的近代工业又能完成较好的起步和发展呢？只能说明政治体制的激变并非是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政治上的过于激变或许只能带来社会的失序，对物质层面的发展并没有益处，作为后发展的东方国家，当务之急需要完成的并不是亦步亦趋建立一套西方式的政治体制，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一个政治开明的官僚集团。这是一个不可能跨越的社会环节。明治维新的志士们深谙此道，所以日本成功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工业呈跳跃式增长。1868年全国只有405家工业企业，且主要是手工工场；1893年增加到3344个，且绝大部分是机器工业。铁路里程数也呈数百倍增长；蒸汽动力船总吨位从15498吨增至110202吨；金融机构从两家增至703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从落后的封建诸侯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

反观中国，洋务运动中的耗能大、效率低夹杂着腐败这些缺憾是很明显的，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些归咎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但是这种落后是否就意味着应该立即退出现有体制建立一套全新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呢？

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明治维新的改动一直在旧有的体制内有序渐进。如果我们承认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在维新中的这一策略。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战败，原因是复杂的。北洋舰队的建立也正是以洋务运动的成就为后盾的。而李鸿章本人并非只是注意技术层面的学习和效仿，随着对西方世界和时代潮流的深入把握，他已经开始关注意西方思维方法对变革的历史作用，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身有着深远的政治学意义。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变革上，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所以，对于清末社会的变革来说，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改革的开始，更是开明专制时代的开端。要仿效西方的近代技术，御敌于国门之外，自然要发展军工企业，要发展好军工企业就不得不发展配套产业：如钢铁、机床、矿产等重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通讯事业，继而是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因为只有这些轻工业才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基本原始积累，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资金源流。而近代化工商业开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大规模的本土人才而不是外籍雇员，新式教育、新式思维会同时甚至早于器物层面在全社会铺展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需要一个新型的政治组织模式以适应这种新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有机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

对于洋务运动时期，以及“后洋务时代”的中国来说，不偏离现有体制太远，打造一支讲求效率的官员队伍，进行必要的官制改革，要比急切建立西方形式的政治制度有更现实更急切的作用。这对省察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是有重大意义的。

1896年李鸿章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考察过后，对自己的洋务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更加坚定地认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出路在于更有力地贯彻洋务措施，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

一个历经多重政治和道德磨难的七旬老者，在他失意之际，仍旧抱着一种好学不倦的博大胸怀面对西方文明，试图重整旗鼓，报效民族，这拳拳之心不能不让民族的后继者感动。

1896年8月28日，“清国铁腕人物”、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直隶总督74岁的李鸿章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乘坐“圣·路易斯号”来到纽约，开始出访美国。

当地时间上午11时30分，港内所有汽笛同时鸣号，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登船迎接。纽约时报在报导中称“大约有50万人涌上街头，观看并欢迎李鸿章的来访。”“市民涌动如潮，港湾内百舰齐鸣”。《纽约时报》报道称他“既是著名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

在事后的采访中，美国媒体对原计划中记者将登船受阅并致礼被取消表示不满，一位美国官员称：不仅是美国海军旗舰鸣炮致敬，港内所有船舰一同鸣炮致敬，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欢迎规格。

卢杰将军甚至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李总督的来访就像是一个国际家庭的大哥哥来探访远方的小弟弟。

美国将军这样的客气话，再也没重现过。

李鸿章到纽约不久就向记者们发出邀请，定于9月3日上午在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记者报道说：“采访中，他神采飞扬，微笑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大清政府权势显赫的人物。”

在此之前的1892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格力法》，此法系由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力制定。该法案严重歧视在美华人，侵犯华工的正当权益。规定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之后未获居留权的华人将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此法案的通过遭到了当时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和美国正义人士的抨击，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实力的弱小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盛行，未能阻止该法案的最终通过和实施。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谈及这个问题时，记者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这样回答：“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他继而义正严词地说道：“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进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华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产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在会见中，李鸿章还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报界寄予的希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以上可见李鸿章不仅深谙美国选举的奥妙所在，而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有一定的认知，并且对美国舆论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深刻的认识。

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

这一点，在此次出访中也有体现。他对记者这样说道：“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性的见解。他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些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见解，不但得益于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官员勇于了解西方世界的主观愿望，更得益于他身边的智囊集团。

李鸿章的对世界的认知与其对人才的延揽、幕府的强大是分不开的。他广泛参与了方方面面的事务，包括治理地方、办理洋务、发展军事、开拓外交等等，身后庞大而强有力的幕僚为其提供了坚固的支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下半叶，李鸿章幕府汇聚了一批能够从现实出发开眼看世界的最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大抵可以分为九个门类。一为高级参谋，二为文案，三为军需官，四为洋务干将，五为军工首脑，六为实业家，七为外交助理，八为维新思想家，九为洋员。

P31-35

本书得以再版并作修订，适逢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

武昌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即1912年1月2日，张謇即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第二天，他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进行了一番坦诚交流，在当天的日记中张骞这样写到：“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孙中山这个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革命家，素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极权帝国实现“民主、民权、民生”的夙愿，民元之前他发动十次起义，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张謇这个以“实业救国”为毕生追求的实业家，也有自己的“三民主义”——“育民、济民、富民”，他从体制内毅然走到体制外，从事工商投资。他们都对自己国家爱得深沉，爱得惆怅。

与此同时，张謇与清末民初政坛大佬袁世凯有超过十五年的深度交往，袁世凯的缺陷和能力他都心知肚明，最终，张謇决定再一次支持袁世凯。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北京被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十三年之后，张謇却在一次饱含深情的演讲中这样说道：“超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

而对于袁世凯的悲剧性结尾，张謇不无遗憾：“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

张謇的前后态度是不是矛盾的？袁世凯骗得了张謇吗？

应该说上述三人都是近代中国一等一的大人物，三人之间的相互折服、相互切磋，绝不是智商高低或品格高下这些因素博弈的结果，三个人之间大妥协、大离散、大爱恨的背后，有辛亥前后中国的“大势”在起决定作用。

只有将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剥去他（它）被后人强加上去的神圣或卑鄙外衣，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有讨论的前提和研究的意义。当然，所谓“历史的真相”，永远都是相对的，永远受限于观察角度和现存历史材料。

对于辛亥革命这场中国式大革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如此评价：“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对于这样的经典评价，本不该再赘言，但还是有必要说一句：不要小看了“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这句话的份量：一个存续长达267年的统一政权，自有它存续如此长久的诸多支撑因素，推倒它，何其难？

中国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就在亚洲第一个开创出民主共和政体，尽管这个古老的国度依旧面临诸多难题，尽管共和制度在此后的存续中历经坎坷，但是即使如“窃国者”袁世凯，如混战中的军阀，也少有公然向“宪政”——现代政治的精魂所在挑衅的人。究其原因，就因为民主自由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精英阶层的最基本共识。辛亥革命的发生，使得中国政治历程进入到巩固民主共和的大时代。

辛亥革命的发生，伴随着一个大帝国的崩塌。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正统王朝，如果算上它入关前的存在时间，竟是中国自秦之后的家天下王朝中以不间断的方式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当然，这一点丝毫不能说明它的制度水平和文明程度比其他朝代更具优越性，恰恰相反，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个王朝在很多方面走进历史死胡同之后更是登峰造极、错上加错。但有一点却是争议不大的，那就是它的“稳定性”更胜一筹。此外，直接导致这个王朝结束的方式也跟别的朝代大不一样，前朝或亡于藩镇割据，或亡于农民起义，或亡于外敌入侵。清王朝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地方督抚的强势崛起，存续长达七十年之久，这不是一句“苟延残喘”就能解释得通的，所谓“僵而不死”也有悖于常识。

晚清七十年，清政府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去应对这样一个时代命题：应对变局。其实身处绝境的清王朝无时不在变化——在不同领域，步伐或大或小，它变革的最大动力来源于王朝存亡的压力，这就是它能在七十年间艰难应对多重激烈矛盾的根本原因。但是它变革得并不及时，它被内外矛盾打击得千疮百孔，但它在四万万臣民中总能选拔出优秀的“裱糊匠”，技术上的小修小补让这座残破的帝国大厦足足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危而不倒。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已经繁衍生息了至少三代。碰巧，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有一个女性一直充当着差强人意的掌舵者角色，此人便是慈禧太后。1894年之前，慈禧太后在中世纪的霉味和声色中享受并煎熬着。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角色。

“同治中兴“在后人眼中不过是无稽笑谈，再经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洋务自强运动的有限成果被一再消耗，最终消耗一空，曾经亚洲最大的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举步维艰，曾经亚洲最大的舰队——北洋海军灰飞烟灭，曾几何时，它们都被西方进步人士视为中国觉醒的大标志。洋务运动破产之后，清王朝陷入进新的历史漩涡——它已经到了再不推行深度变革便不能再维持基本生存的地步。

实际上，清王朝本来可以更加从容些，但是，在庚子之前的六十年间，它却一次又一次拱手将历史的机遇还给历史本身，亲手把革命的怒火在千百万准革命者的胸腔中点燃。

完全是由于地理因素而非认知力，决定了中国人在18世纪之后的急剧衰落，但是一旦中国人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其中就从来不缺乏对世界最先进、最进步观念的感受者和推崇者。

戊戌政变之后，洋务经济改革实际上还在被推行，因为帝国运行需要赋税，赋税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工商业，庚子国难才是这场运动彻底破产的真正标志。在清王朝最后十年所推行的新政改革期间，开明者不胜枚举，决定他们是否开明的，不是阶级之分，不是族群之分，不是地理之分，而是信息，只要信息掌握得足够丰富、足够多维，辅之以人类的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即使智力再平常不过的人，都可以成为先行者和先知者。

1906年下半年，考察日、美、欧政治经济的五大臣考察团成员先后归国。

戴鸿慈和端方这两位出访官员，一为汉臣，一为满人，在8月26日联名向慈禧太后提交了这样一道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提出六项基本主张：（一）建设“法制”国家，“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国事采决公论”，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准议会机构；（三）“集中外之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在学术、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全方位学习外国之长；（四）“明宫府之体制”，将宫廷与政府划清界限，皇室经费与国家经费明确分开；（五）“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并先试行地方自治；（六）“公布国用及诸政务”，筹备在财政上实行透明化及预算决算体制。并认为此六项应“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同一天，皇族载泽也上密折，条陈“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如果该国策有条件被推行，统治阶级求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与普通百姓的身家利害并无冲突。

针对立宪反对派所说的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不宜行宪的问题，载泽遣“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在这里，他认为所谓“人民程度不足”，只能说明立宪需要做准备工作，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改革就不去做；针对“立宪利汉不利于满”反动自私言论，载泽赫然反驳：“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卑，不知大体者也”，“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人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慈禧太后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其实是出自流亡日本的立宪派巨擘梁启超之手。1906年，梁启超已经因戊戌政变被迫流亡长达八年之久，但是朝廷重臣端方等人却主动联系他。

这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日后“清末预备立宪”的最初理论创制来源。

1906年秋天，由北洋官报局印刷的官方出版物《立宪纲要》，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论述大清“臣民”应具有三种权利：一为请求国家行为之权，即有权利要求国家做什么，比如受理诉讼；二为请求国家不行为之权，即凡是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国家不得侵犯干涉，书中列举了居住移转权、身体自主权（非依法律不受逮捕、审问、处罚）、住所安全权（未经本人许诺，不得侵入其住宅及妄行搜索）、书信秘密权、所有权之不可侵权、信教自主权、意思发表之自主权（有言论著作印行之自主）、集会结社之自主权、请愿之自主权等权利；三为参与国家政务之权，如选举、从政、服兵役等权利。此书还对宪法的真谛进行了凝炼而精准的概括：“盖宪法之精神，全在保护人民之权利。”

作为一份官方出版物，对当时敏感问题的讨论程度如此之深入、精神如此之超前，需要气魄，更需要政治远见和政治道德。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被后来的《钦定宪法大纲》所采用。

1907年，清政府开始改官制、行地方自治、设置地方准议会机构咨议局，1908年，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皇位永固”是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它试图效法德日，不效法英美。但是不应忘记，《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后，臣民权利是多与少的问题，此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就是宪政的“双刃剑”效果，它在限制皇权的同时，必定释放民权，而这一点，在中国两千多年极权统治历史上，闻所未闻。

民众的积极性一旦被释放，新政改革就可以取得相应的成绩，据近年来的学者研究，新政成绩主要表现有三：（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新政中后期，清政府基本上克服了“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难免有牵掣抑勒等弊，致使群情疑阻”的老问题，鼓励、支持民间投资和创业，北京多次下发上谕，命各省“一概仔细恤商”，“饬行保商之举”，甚至由官方出面组织企业考察团赴海外考察农工商业、引导办理劝业场、参加世博会，形成“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积极景象，袁伟时甚至认为，新政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据统计，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广泛传播，比如宪政已经成为经营层的基本公识；比如自由的价值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被认知，新政时期，自由结社、成立政治团体已属合法行为，并在事实上出现了不同派别的准政党组织，报纸批评政府甚至皇室已司空见惯。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之一，缺此无以谈发展，这便是清末部分性释放民权、扩大政治参与的又一积极意义所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些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中华民国新政权服务，说明它在司法精神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性。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佩雷菲特曾有这样的判断：“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很显然，清末新政是其中的一次例外。

清末新政毕竟使得“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

当时中国社会共形成三种重要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权力核心，尽管其统治根基受到动摇，但仍执掌政权；二是以官方成员载泽、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在野人士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当年的戊戌党人已经基本得到平反（康梁二人除外），实际上，梁启超是这批人的精神旗帜，影响巨大；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孙中山早在1894年就成立兴中会，走，上了越来越坚定的反清革命之路。

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对新政从来不寄予希望，他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革命，一直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战斗。

清末新政为何最终输给辛亥革命？

首先，严重的经济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前期洋务运动的经济建设并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但是成绩不大，教训不少，并且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完全败下阵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破产的边缘，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改革运动发生了，那便是戊戌变法之前一段短暂时光，但是政治的有限松动立即迎来顽固派的强势反扑，在外国强权的压力下，中国人和西方人一起酿出了辛丑悲剧。前有甲午之辱，后有辛丑之变，使得清政府陷入“天下之财，悉应赔款”的艰难境地。虽然新政后数年，官方投资很快超越了洋务运动三十年国家投资的总额，虽然新政十年中国民族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一战期间，但是单薄的底子和政策的连续失效使清政府“不但未能搜集到改革所需的资财，反而激发了民众对清廷和宪政改革的抵触情绪。”

再者，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从新政中受惠，在周锡瑞的专著中有这样的数据统计：“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但与此同时，大多数臣民的贫穷程度在恶化，清末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甚至一直没有恢复到1840年之前。

第三，“新政”期间整饬吏治工作也完全失败，贪官污吏更加肆虐，庆亲王奕勖是一个很典型的角色，慈禧太后对他放心、倚重他，不在乎他贪污腐化，只在乎他的忠心耿耿。此外，地方官员借调查户口、办学、练军、设置咨议局等新政措施，从中盘剥，甚至激起流血民变，基层官员的滥政，“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第四，统治者不肯让渡权力，反而进一步收拢权力导致精英阶层离心离德。严复有这样一段评论：“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从根本上来说，1908年之后，清末皇族这种滥权行为源于专制政府的自私和不安，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旧体制中的统治者识时务地让渡权力的事件，这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需要大智慧、大气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必定永垂于史册，其后世家族也会成为被人民真正拥戴的黄金贵族。很遗憾，载沣也许是个温和的父亲，但他和他的同辈们担当不了这个历史大角色。

第五，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外国列强势力的干涉，也是导致清末社会崩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套在清政府头上的枷锁，同时也是强加给四万万中华民族同胞身上的枷锁。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对于清政府来说，它的新政变革错过了最佳时机，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一触即发的地步，不要说载沣等后期主政者频频失策，无论他们再真诚、再让步，改革也不能有序展开，朝着既定的方向推进，因为清政府在前六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给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机遇，以革命党为首的激烈反抗者便也不可能再给这个王朝存续的机会，最后翻船落水的是所有的人。内事不修，外事不举。中华民族内部改革和蜕变的失败，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具备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到辛亥革命发生的十年，也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时代，这一时代的魅力和价值，并非千万雄师的血战，而是立宪真假之争。重视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它的某些新政措施，并不是为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末代王朝惋惜，而在于它是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第一个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自主改革的时期。

清末新政改良者没有做到从根本上消弭革命的火种，火种藏于地下，蓄势待发，清末新政最终输给了辛亥革命，那时，连一向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鸪千里之势。”

清末清政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砍掉它，中国史、中国人就存在履历断档；连上它，才能更好地读懂中国。

作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不能不佩服李刚先生研究视角的犀利与独到。无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李鸿章直至宣统时代的“王室内阁”成员载泽、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李刚笔下都凸显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历史可以作为今日的镜鉴。读史可以观兴亡，知得失。

——新西兰《先驱报》

辛亥革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是中国社会对清政府十年新政改革的一次大检验，但是这个苦撑七十年的庞大帝国没有通过考验。本书带给我们诸多深深的思考。

——南开大学教授 杨栋梁

一部严肃而且平易好读的辛亥前史，开卷有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鸣

回顾这段历史，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些人物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对不对？有的是保卫祖国，有的是发展实业，有的是推翻满族统治，有的是改变政治制度，还有追求民主科学。我认为这些目标都对，但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是“人的权利”。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清朝末年，朝廷实行新政，效仿日本，试图改革。但不久，政府垮台，军阀混战，社稷大乱。新政改革失败，辛亥革命爆发，其原因何在？近代中日两国转型有何异同？推荐读本书。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郑小平

如果把载沣看成企业的继承者，如果把袁世凯视为企业里面颇有势力的老员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书，或许有新的启示。

——亿房网友 一枝毒秀

对于历史，确实要像作者那样经常去反思，不要满足于一时的结论。……仅仅是因为“鞑虏”的权力欲望导致了失败吗？作者从细述改革始末，以丰富的史料与更加耐心的态度展现了那段熟悉而又实际上对大多数中国人很陌生的历史。

——豆瓣网友 清欢

大家自己看吧，作者写得很通俗，很客观！语言上比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更轻松。

看到这本书让我想到《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样都是让大家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清朝那些大人物，很新活，但这个比它要完整系统。

——当当网友 yhj8341 映心红叶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