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专家指出不要对在中国推行福利性医疗保障有幻想，文章题目甚是抢眼——“如果中国搞免费医疗，结果是弱势群体看不上病”。该专家在指出免费医疗据说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之后，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囝特色”的问题：“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是部长首相也得排队。但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那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得排队，排十几年的队，而有关系或者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在我们国家，哪怕你就是个小乡长，也可以不用排队。”
此文在网上引起热议，议者似乎是批评居多，但最有分量的批评我觉得是下面这个：
“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确实是老百姓排长队，官员就不排队。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首先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能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是要不得的，我还是应该有垄断的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
其实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进国家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已经有不少。例如政府在对弱势者的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的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但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以向政府问责，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可看。当然，排队之弊也许难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总之，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也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可是我们这里却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改革前它们很多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高干医院，改革后也对公众开放了，但收费高昂。而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百姓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百姓要么没钱进不了好医院，如果花得起钱也必须挤到那极少的国营高端医院排长队，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又如一些先进国家把福利保障责任理解为支付费用的责任，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的责任。提供医疗服务可以靠民营医院(以及民营药店等)形成竞争性市场，但是穷人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提供支付手段。给钱怕你乱花了，可以提供医疗券专用于医疗支付，就像其他福利领域的教育券、租房券等安排一样。病人持医疗券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医院，民营医院可以竞争改善服务、降低收费以吸引病人，收入的医疗券由政府负责兑付成钱。这虽然不能避免福利制度的财政负担，却可以免除官办医院缺乏竞争、服务不良、效率不佳之弊。
再如，在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和中国式的官员、职工免费医疗之外，不是还有美国式的穷人、老人免费医疗么？都说美国的低福利导致有些人看不起病，所以奥巴马要搞医改，可是很少人问在美国是什么人看不起病，奥巴马的医改在美国民主制度下何以不易推行？实际上美国联邦财政支付的福利性医疗(Medicare与Medicaid)就是解决穷人、老人看病问题的，而且确实也解决了。在那里看不起病的，主要是没有弱势到可以享受福利性医保，但也并不富裕，因嫌贵或者自恃健康又没有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中低层人士。他们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但是富人(他们自己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如果说对纳税供穷人看病不好持异议，那么要为那些并不穷的人看病纳更多的税，他们的牢骚就大了)和穷人(他们已经有了福利性医保，操心的是就业，如果因为高税收影响投资妨碍了就业，他们并不愿意)都不支持，仅仅靠中低层的支持在民主制下争取多数确实有难度。当然，福利性医保像英国那样覆盖全民(高福利)，或者像美国那样只覆盖真正弱势者(低福利)，可能各有毛病，但是像我国过去那种让弱势者(农民)纳税供强势者(干部)看病——大家还记得当年卫生部某退休副部长“80%公费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的话吧——的体制，有什么资格批评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可见，医疗问题在我们这里并不是“福利化”还是“市场化”的问题，更不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的问题。我过去多次说过，这就是一个“负福利”问题。对这种问题，你要反对福利就该明确反对特权性的福利，为此就要限制统治权力的“自我服务”；你要赞成福利就该支持最弱势者的福利，为此就要向统治者问责，而不是把福利当作他赐给你就要叩谢、他不给你也无权要求的“皇恩”。这两者有什么冲突？怕就怕两者都反过来：一骂“福利国家”就只禁止穷人的福利问责，而对特权化的福利无可奈何；一骂“市场自由”就要给统治者扩权，结果他自我服务更肆无忌惮而“赐予”百姓的“皇恩”仍然吝啬。而这，不恰恰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吗？P2-5
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秦晖
要提高城市化效率，应改变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但现在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做好城市规划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势利导，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
——昊敬琏
更重要的是，垄断同盟能够便利地占据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资源，如政治资源、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资源，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强化赢家更赢、输家更输的马太效应，社会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流动『生就会受阻，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也可能出现“政二代”和“垄二代”，“二代化”继而演变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张文魁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情。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才能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才能保证各种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还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地让孩子成才。
——葛剑雄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既已重启，如何迈出第一步，世界瞩目。
过去的2013年风云变幻，大开大合。在最高领导层完成新老交替’的背景下，“改革”与“预期”成为两大关键词。十多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步履维艰。新领导集体上任之初，争论依旧难息。几乎整整一年，公众忐忑难安而又心怀期待。到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公布，普遍的评价是“超乎预期”。至此，全面深化改革已成社会基本共识，改革新征程已有顶层设计。
“改革”和“预期”的主题延至2014年，已经变成全面改革的承诺。能否在开局之年兑现此承诺，在难度较高的重大改革上有所突破，公众期待甚殷。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在大的概念上共识已成，然而，具体到改革的各个领域、层次、板块，具体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则在许多情境下争议犹存，凝聚共识将是动态过程。这并非纯粹的认知之争，也涉及坚硬的既得利益。倒退已无可能，但如何前进则很可能争议再起，改革全面突破并不容易。此时，应继续解放思想、保持热议改革的舆论空气，即使在个别争议较大、复杂度较高的改革问题上，具体主事官员也应避免以“权威身份”出偏颇之言，挫伤民意。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级主事者均应坚持问题导向，强力推进改革，特别是尽快启动一些共识已成、难度较高的重大改革，让公众看到改革进展。《决定》已经形成，必须趁热打铁，关键时刻的犹豫会造成长久的延宕，错失宝贵的改革良机。
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1月1日迅即推出了两项改革——人民币汇率并轨和分税制。随后，金融机构和宏观调控重大改革措施也陆续推出。正是这些改革，坚定了外界对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十年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曾令公众欢欣鼓舞。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不少突破性理念至今未能落实。前例在前，全社会深知，徒有顶层设计不足以自行，贯彻实施才是关键，尤其是开局之年。
当前的新一轮改革涉及面极广，趋势难挡。《决定》之后，一些领域的具体改革政策已经出台，比如2013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2013年12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2013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存款利率市场化再跨一步；2013年12月14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试点推向全国范围等。改革信号明确，可视作未来大规模行动的前奏。
不过，鉴于既往改革路阻且长，当前坚冰难破，业界在改革起始之年既有急切期待，也有明显担忧，决策层的改革执行力正面临考验。
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改革日程做出了分门别类的策略性安排。据此，我们认为，始于2014年年初，经济领域最大的改革看点，应在财税、金融和地方国企领域产生，进一步对外开放也须再现成果；而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应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包括通过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实现公开，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等等。
这些都属于方向明、见效快，完全可以由地方和部门操作的改革，能否取得明显进展，应成为对相关主管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尺。
按目前部署，2014年间，需要中央决策的全局性改革将有方案出台在前，并“适时推进”，我们以为这里的“适时”宜早不宜迟。其中，难度最大，因而标志意义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以及针对中央级特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划拨国资充实社保以及放开民营准入的反垄断改革。而在政治与法治层面，3月间的全国“两会”当有新期待，《决定》第九章有关宪法与法治的论述需要一一落在实处，而年内是否能有“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之试点安排出台，最为值得关注。
这些改革能否尽早起步，关系未来七年的改革时间表能否实现，也关系民众的改革信心和热情能否维系。
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在《决定》中已经明确，执行时仍会相对地有易有难。不过，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徘徊，已经耗去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这一回大力重启，已经不太可能先易后难，甚至择易避难。一些重大而困难的关键性改革如继续拖延，则既得利益会更多更硬，其自我保护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未来改革就可能根本无法推进。
新一年是中国传统的马年，中国改革须策马扬鞭，不停步、不降温、不打折扣，以万马奔腾之势冲破难关。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公布，中国新一轮改革已经开启，国人的关注点也由是否重启改革转变为如何落实中央的政策。根据这一形势，《中国2014(改革升挡)》选取各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企业家，就其所从事的研究、行业建言献策，力求拨开迷雾，推动社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中国2014(改革升挡)》中选取的文章尖锐而犀利，指出中国在各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学者、企业家思维范围之广，行文尺度之大，充分展现了改革的勇气与智慧。本书由胡舒立、张剑荆主编。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既已重启，如何迈出第一步，世界瞩目。
随着十八界三中全会公告和《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决定》的公布，中国新一轮改革已经开启。《中国2014(改革升挡)》选取国内主流学者、知名企业家，就其所从事的研究、行业对落实改革献言献策，力求根据党的决定，推动社会的进步。书稿中涵盖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勇气与智慧。本书由胡舒立、张剑荆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