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乡愁蓝调》是台湾最知名的乐评人马世芳的第一本散文集。虽然书名提到蓝调，文章却并非局限于音乐，而是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摇滚文化的反思、对七八十年代台湾音乐及父母青春年代的怀想，以及对自己年少时光的追忆。所以，本书更像是一本关于青春的回忆录。这些散文体的回忆录，倒更可以看成是一种别样体裁的乐评，字里行间没有指点江山的气势，也没有故弄玄虚文字游戏，用心灵和生命去体验音乐的感受，乃是最好的乐评。

《地下乡愁蓝调》收录了台湾乐评人、广播人、唱片业者马世芳自1997年以来的21篇文字，是在谈音乐，也是在唠叨他的青春。他曾在访问中提到：“这些青春回忆，不是属于我这个时代，而是属于我父母还年轻时的那个时代。”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女士是台湾重要的广播人，亲手推动了台湾70年代后半期的“民歌运动”。耳濡目染，加上他自小对欧美老摇滚乐的偏爱与钻研，让他笔下那些父母辈的音乐人活灵活现，数十年前一场场影响深远的摇滚事件跃然纸上。这是怀旧主义吗？马世芳说：“回忆这些情怀，也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从何处来。”

他用推敲到快有洁癖的文字，从音乐的情绪讲到自己的青春，就像一个优雅从容的文艺贵族，抒发着自己的怀旧品味和儒雅情调。书中提到作者在学生时期就有机会收藏披头士的黑胶唱片、迪伦的“靴子腿”（Bootleg），作者还在自家客厅见证了“民歌运动”的开展。这些“传奇”经历对一般人显得颇难高攀，但经作者之笔却显得亲切富有感染力，总会让读者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听歌血泪史。

他在《地下乡愁蓝调》写到，“摇滚乐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而那撼动了整个世代的、真正了不起的摇滚乐，便是找到了那条纽带，把千千万万人的寂寞和萧条，串织在一块儿。”《地下乡愁蓝调》也找到了一条纽带，让摇滚乐迷们找到共鸣，纷纷暗自重拾起第一次被摇滚乐撼动时的热血沸腾。

在台湾，这本书最初和所有音乐书籍一起被归为艺术类书籍，遂又被悄悄归到了文学类书籍。这多少肯定了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序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张晓舟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兼序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詹宏志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门，消失的酒吧与青春期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白碟遗事

寂静的声音，一九六六

遥望嬉皮世代的背影——《乌兹塔克口述历史》序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那时，我们的耳朵犹然纯洁

“美丽岛”的前世今生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民歌”小史

坐进时光机，挡下那瓶毒酒

一本音乐杂志如何撼动社会?——从《滚石》杂志说起

西雅图故事——一则广播稿

拥舞的诗神与厉鬼

那柄火焚的红吉他

这一夜，摇滚失去了童贞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关于《列侬回忆》

我所知道的科恩

深邃南方升起的吟哦

那些寂寞美丽的噪音

有一阵风——《地下乡愁蓝调》后记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胡德夫，朋友都叫他Kimbo。他的个人专辑《匆匆》终于出版了：从一九七七年录制第一首创作歌曲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我们才等到这张唱片，沧海桑田，一时还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这张专辑是在Kimbo少年时代读书的淡江中学旧礼拜堂录的，那架老钢琴也是四十年前就在那儿了。时值盛暑，聒噪的蝉声也跟着钢琴一起入了歌。制作人郑捷任让录音机一直开着，随便Kimbo要唱什么都好，就这样一路录下去。情绪卡住的时候，他们便和录音师陈冠宇一起去操场打橄榄球。

专辑问世之后，感动涕零者有之，意犹未尽者有之，也有人觉得录音可以更好、编曲可以有更多想法，还有人说，Kimbo根本就应该出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专辑，那才是真精神。更有多年来听过无数场Kimbo演出的朋友表示，他的声嗓其实还可以更如何如何……

然而一位朋友说得好：面对像这样的歌手，这张专辑“怎么做都对，却也都不够”。信哉斯言。我们怎么可能用一张薄薄的CD去总结Kimbo四十年的创作生命呢，那岂止是音乐而已，那是他血泪交织的一生啊。

拿到这张专辑，按下PLAY，《太平洋的风》前奏钢琴流泻出来，才放半首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其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Kimbo的声嗓跟钢琴，对我来说，是直抒胸臆、难以描述的神奇体验。《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美丽岛》……它们招回了一一个我们以为早该逝去的热血年代。Kimbo的每一首歌，都来自某个特殊的时代片断。然而就跟所有了不起的艺术一样，它们超脱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同时又与它们所从出的时代血肉相连。Kimbo。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同一首歌，唱一百次有一百种版本，然而正是这样的“浑然天成”，成就了这些歌的力量。

二oo五年四月十五日，胡德夫在台北红楼举办专辑发表会，现场冠盖云集——资本家与革命党、当朝权贵与落难王侯、文艺老中青年与老左小左、媒体宠儿与文坛祭酒、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白人红人、昔日战友今日仇寇失联旧爱，全数到齐。那真是一场诡异的聚会——当Kimbo开口唱歌，现场一片泪光闪烁，Kimbo汹涌澎湃的音乐，像一阵狂风扫过所有人的记忆，扫出许多我们未必愿意回想，却又不合得忘却的往事。

我们想起了大家同仇敌忾不问左右统独，一致要干倒万恶国民党的年代。我们想起了那些“代夫出征”的女子们悲愤的演讲，想起了政见发表会场上眼神冷峻的便衣。我们想起了哪一年夏天旧书店老板不动声色偷偷塞给你的那本《呐喊》，想起了“尊严”、“梦想”这两个词尚未被糟践到令人羞于启齿的时候、一提起“未来”眼睛就会放光的年岁。我们想起三十几年前那群弹着吉他、“梦一样年轻”的男女。灯光昏暗的咖啡厅里，唱盘沙沙放着鲍勃·迪伦和琼妮·米雪儿，陈达在台北的西餐厅里自顾自拨弄着月琴，林怀民在实践堂在艺术馆舞动着年轻的身躯。我们想起了诚恳地学唱《美丽的稻穗》的杨弦、轻轻弹着《好了歌》的吴楚楚、个头娇小却活力四射的杨祖瑁大声唱着《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啊是的，我们想起了那个热血沸腾的胖子，李双泽。

李双泽，一九七七年在淡水的海浪中灭顶，他轰轰烈烈喊出“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自己却先走一步，只留下九首作品，包括后来成为传奇的《美丽岛））。在红楼的那晚，当舞台侧边的屏幕打出“李双泽”这三个字，还有那帧他盘腿弹着吉他、回头咧嘴而笑的黑白照片，观众席倏然爆出欢呼与掌声，彷佛必须这样欢呼、这样鼓掌，才能确认他没有被我们遗忘——照片中的李双泽青春飞扬，舞台上的Kimbo却早已满头银发。

李双泽走得早，还来不及跟“大人世界”正面冲突，便浑身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烈焰往天堂奔去。未死者则没有那样幸运——看看Kimbo和杨祖瑁，他们投身反对运动的最前线，牺牲了音乐生命，也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戒严体制崩溃，当年许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千革命的战友也纷纷成了在朝新贵，他们却依旧远离所有“权力场”，依旧寂寞、愤怒、遍体鳞伤。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太提起当年歌唱的记忆，彷佛那一首首的歌，便是一道道难愈的旧疤，犹在淌着血。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鼓起勇气，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了。你现在仍然可以在社运场合看到祖瑁的身影，听到她嘹亮的歌声。而Kimbo的声嗓，经历了这些年，愈发显得沧桑深沉。颠沛流离的生涯，竟然成全了他独一无二的歌喉。这张专辑的十二首歌，就像莽林飞瀑、高山落叶，完全没法用我们习惯的音乐分类去贴卷标：你可以说它是蓝调、是民歌、是摇滚、是原住民的hohaiyan……然而那些都无关宏旨。更不需要说什么“他是台湾的谁谁谁”或者“台湾唯一世界级的歌者”云云，我只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Kimbo，他不需要标签和头衔。歌声和琴声，就是他最耀眼的勋章。

后人在追怀前贤的时候，总有寻找英雄的冲动。可惜，历史并非对错黑白一刀两半那么简单。李双泽地下有知，大概也不会愿意变成“圣徒”或“烈士”吧。我不愿意遽尔把Kimbo说成“英雄”，他大概也不需要这样的光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胡德夫还愿意继续唱，还愿意给我们这张个人专辑，于我辈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

不禁猜想，当我们的骨灰与草木同朽，这些歌在我们的后代耳里，又该会唤起什么样的情感呢？谢谢Kimbo——能与你处在同一个时代，亲耳听到你大声唱歌，真是我们的荣幸。  （二○○七）

P102－106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地下乡愁蓝调》有缘面对大陆的读者，是当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完全无从想像的。这是我的幸运，应当说声谢谢。

这些文字之中，最远的篇章成于一九九五年，我二十四岁。刚服完兵役，未来是一则则待填的申论题，胸口堵著各种跃跃欲试的渴望，写文章便成了自我证明的凭据。彼时作文偶有机会在报端杂志发表，下笔亦全凭直觉，不大有余裕介意读者的目光、想像读者的面目——那连“傻胆”都称不上，纯粹只是懵懂。写完交稿，亦无从揣想文字印出去又会导引出哪些事情。如今回头看那几篇成于九十年代的旧稿，义无反顾的抒情和悲壮，确实是“后青春期”的尾大不掉。然而那样的热切，如今是连装都装不出来了。

接下来十多年，断断续续地写，积累的文字不能算少，然而始终自认“业余”，不敢僭称“作家”，更不敢奢望自己的文字真能拿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怎么办。去年冬天，总算是硬著头皮出了书。我想，这本小书于我最大的意义，大概在终于能够了结自己的“青春期”——歇下脚来深深回望一眼，看明白了来时的路，方能鼓起勇气，往下走去。

出书以来，屡有识或不识的朋友好言鼓励，感激之余，心里始终明白，在作文这件事情上，自己只能算是“见习生”。但我始终是乐意一直写下去的，只希望文章不要愈写愈应付，人不要愈写愈糊涂。所谓音乐，则多半只是借口——这些文章，其实是在试著让余烬犹温的青春期，借著文字的搧动，或许再发一点热、发一点光。这里面有我自己的青春，也有不只一整代人的青春。

起初以为，写作是为了抵挡遗忘。后来发现，写作其实是编织记忆——无论是那些未能亲历的故事，抑或确凿经验过的自己的少年。一篇一篇地写下来，彷彿便是确认了自己的所来处，毕竟不是一片荒芜，这样也就可以了。

这本小书竟发行简体版了。海峡两岸重启交通，倏忽已近廿载，然而我们隔著历史的断层，揹著积累的成见，兼以大环境的激变，彼此真心的理解，毕竟还是薄弱。这本小书，若能让我们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真心的体贴，于愿足矣。

马世芳

二○○七年八月于台湾台北

有一阵风

“你们你们，你们不能在椰子树上钉东西！”从行政大楼跑出来的女人说。她跑得很喘，讲话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没有钉，我们用胶带贴，应该没关系吧。”我说。

“不行不行，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乱贴还得了！你们再乱贴我要叫警卫来了。”

“好啦好啦。”我和SY只好把那叠传单放回脚踏车篮子里，不情不愿地离开。骑到路口，我们回头看了椰林大道一眼。每隔一株椰子树，便贴著一帧约翰．列侬长发披肩满面髭须的黑白肖像。我和SY贴了大半条椰林大道，总有几十张吧。两大排的列侬像，看起来还满壮观的。

“这样也可以了啦，意思到了。”我说。

“是啊。剩下的我拿回宿舍发，没关系。”SY微笑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笑起来总是带著一种无辜而认分的表情，彷彿在说：既然这样那只好笑一笑了。整整十年后一个晴朗的夏日傍晚，他告诉我他得了血癌的时候，也是带著这样的笑容。

贴传单那天，是列侬被歌迷枪击身亡十二周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我从平装版《列侬自叙》最后一页找到他最帅的那幅头像，然后略事加工，标上生卒日期，做成底稿，准备拿去影印两百张。左看右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补上一行小野洋子悼文里的句子：“有一阵风永不寂灭”（Thereisawindthatneverdies）。

这张传单并不是要推销什么活动，只是想在这个日子有一点儿表示。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想在校园里做点什么，机会也不多了。我和SY从新生南路侧门的海报墙开始贴，沿著运动场一路贴到旧体育馆对面，再弯到小福对面的布告栏，最后骑回校门口，从椰林大道的第一株椰子树贴起。

那阵子椰林大道经常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语，有时候傅钟那圈栏杆上会展示一幅全开书面纸拼接的大海报，墨迹淋漓写著“废国大反独裁”，有时候整排椰子树都绑上了曳著长长尾巴的黄丝带，上书“工人斗阵”或者“反核救台湾”。秋冬多雨，那些字迹很快便模糊了，破了的海报耷拉下来，黄丝带也无精打采黏在树干上。同学们骑著脚踏车匆匆来去，大都不会多看它们一眼。

那阵子是校园刊物的“爆炸期”，总图侧门和活动中心的木架横七竖八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期刊报纸，往往溢到地上被大家踢来踩去。“社禁”解除，学校开放新社团登记之后，数以百计的学生社团都开始编纂自家的机关报，彷彿每个人都得编一编刊物，纔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学校附近的印刷厂生意好得不得了，周边的商家也被上门拉广告的学生闹得不堪其扰。然而那景象看似热闹，骨子里不免虚乏。那些一阵兴头搞出来的刊物多半文笔平庸、版型俗恶，许多更在创刊号之后便无以为继，编报的人似乎比读报的人还多。那些乏人问津的报纸，最后大半都还是垫了便当吧。

这是颇值沮丧的事情，因为编刊物对彼时的我来说，正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有时候甚至比谈恋爱还重要。大二从学长手上接棒编报的时候，我曾经立志要做全校首席美编。但是当我看到乱成一团的刊物架，便明白已经没有人在乎这种事情了。

然而别人愈是轻忽以待，“舍我其谁”的情绪就愈是高昂。那片被四条大马路围在中间的校园，就是我们的城、我们的国，暗藏著所有的命运与梦想。我们窝在文学院地下室角落的社办，绞尽脑汁写出一篇篇校园观察和文化论述，还有自传体的抒情诗文，努力描绘著大时代、革命、青春和梦想。我们天真地张望校园外边那个翻腾激变的大社会，并且确凿相信一份发行量四千张的学生刊物便足以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我们自恃年轻，并不怯于暴露自己。社办桌上的留言簿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各自呕心沥血的思索与告白。我们多得是不吝挥霍的时间，用以倾吐和聆听，用以想像渺不可知的未来。二十来岁的大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这些了。

我们在那个潮溼多蚊虫的地下室角落开会、写稿、编报、弹吉他、恋爱和失恋。偶尔为了一些抽象笼统的主题陷入冗长的激辩，偶尔呆呆坐著什么都不做，眈看楼梯间玻璃窗漏下来的那方阳光在墙面缓缓扫过。有时候看看学弟妹，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很有几分沧桑之叹；有时候想到未来，又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还扛不动“大人世界”的重量。巴布．迪伦二十来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唱过吗：

啊我彼时竟是那样苍老，

如今的我却更年轻了……

离开学校之后，我们慢吞吞地长大。有人继续在学院体制里攻城掠地，有人开始领一份固定或临时的薪水。我们努力在“大人世界”里摸索自己的位子，渐渐也不太在意昔时念兹在兹的“战斗位置”、“论述霸权”、“共犯结构”什么的了。年岁愈长，出手愈谨慎，生命中总有更要紧的牵绊，遂也不愿侈谈什么野心了。

出社会没几年，陆续替一些刊物写稿，加上广播彷彿做出了一点点名气，便有相熟的编辑学姐鼓励我写书。然而离开学校之后，不曾再有那样热切的创作欲望，对“写作”这个动词总是感到心虚。我和还在继续写的同辈友朋，言谈间皆只敢以“写手”自称，而万万不敢僭称“作家”，彷彿这么一来，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混饭喫的罪恶感就略略可以释然了。出书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SY退伍之后到嘉义去唸哲学研究所，我们便难得见面了。一次约了南下去找他玩两天，SY带我去喫著名的庙口鸭肉羹和民雄肉包，逛了逛他的学校，然后回到他在稻田中央赁居的小公寓。那晚我们照例没怎么睡，彼此聊了很多当下的困惑和未来的想望。原本是登山社健将的SY，那阵子变得苍白多病，总觉得疲惫而虚弱。“应该是我一直没有认真面对自己，老是在逃避问题，身体也感觉到这些状况了。”他说。

后来SY辗转查出病因，不得不休学入院做化疗，等待骨髓移植。我们不方便去医院探望，便在ＢＢＳ上互相留言。他尽管躺在病床上，还是可以用笔记电脑上网，联系外面的世界。

我提起有人找我出书的事，一想到自己的书要和那些“真正的作家”的书摆在一块儿，便觉得事态严重。SY比谁都了解我的焦虑，他说：你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其中真正用了心思的也不少，值得整理成一本书，那就别想太多了。至于你会被目为“写手”还是“作家”，现在且先不要烦恼，书出之后或许就不是问题了。

既然如此，我鼓其余勇，整理了一批自觉还算用心的文字，列出想改写新写的篇目，编了个目录，传给SY。他看了很是开心，直说等不及想看看成品，从我们一起编刊物的经验，他知道我对美编会有很多龟毛的要求。

SY的状况时好时坏，药物的副作用经常带来幻觉，使他看到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他一面用惊人的意志力忍受著肉体的痛苦，一面在稍微清醒的时候用笔记电脑饶富兴味地纪录下那些栩栩如生的幻象。SY对自己的病况和风险了若指掌，然而他说：你的书我都还没看到呢，这也算是我要活著的理由之一吧。

于是我彷彿觉得或许书出了，SY的病就会好了。我决定不再踌躇焦虑、瞻前顾后，不过就是出个书嘛。我重新联系编辑学姐，讨论出书的细节，并且订下了工作时间表。

然而SY终究没有能够等到我的书。那天从他的告别式归来，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以后，有些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没得说了。或许SY用这种方式，递给了我一张进入“大人世界”的门票吧？

SY不在了，生命中总有更紧急的事情不断插队，出书的事也就这么延搁下去。编辑学姐当初挺著怀孕的肚子和我在咖啡厅谈出书计画，如今连他们家老二都上幼稚园了，我的书还在继续难产。出书，竟变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后来想起那天SY的自责，也觉得总不能老是逃避问题，迟早得去面对枯坐在那儿等候多时的年轻的自己。套句我们常讲的话：“出清存货，纔能告别青春期”——该是走上前去拍拍那个小伙子的肩膀，彼此好好聊聊的时候了。

二00六年秋，为了替这本书拍些照片，我回旧家翻箱倒柜找资料，打开十几年没翻过的文件夹，赫然发现一张当年自制的列侬肖像传单，我马上知道可以为它做点什么。我和帮忙摄影的Ｃ开车回到久违的校园，来到椰林大道，选定一株椰子树，把那帧悼亡的肖像贴上，一如多年前SY和我的那个下午。Ｃ开始测光抓角度，我则望向对面的行政大楼——这次并没有气急败坏的女人从那里边跑出来。

忽然有风，将传单微微掀起。C按下快门，完成了一切。

（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就像詹宏志先生写的一样。”马世芳仿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锚了青春的身体”，马世芳的文字是我周围的朋友当中唯一那么重视中文字词精准，标点正确、文法通达的作者……甚至让人觉得，这个人搞不好连赋格之类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他就像父亲甚至祖父级的作家，用正确、字字斟酌的中文，描写着我们这一代周遭仅存的一些上一代的美好。——Kingkianq

七○一代人，总觉得自己错过了披头士，错过了鲍勃·迪伦，不能亲历他们的年代，很是遗憾。于是，在被音乐迷醉的时光中，一味地恶补一切和披头士或鲍勃·迪伦等有关的东西。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对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年代的遥想和仰望。——绿茶

虽然拥有常人望尘莫及的“传奇”经历，马世芳对青春的回望并不让人感到丝毫的距离，而是以他“推敲到快有洁癖”的诗质文字，拥抱一切“可能的读者”。于大多数对摇滚乐知之甚少的读者来说，《地下乡愁蓝调》不是在说什么摇滚乐，而是以之为引，讲述一个骚动喧嚣的大时代，一段激情与幻灭的青春，以形而上的”乡愁”轻叩人之存在的窄门。——drunkdog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