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唯一自传，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不回避，不隐瞒，看这个传奇巨商，坦率讲述自己与时局共舞的一生。

《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

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港英政府拍卖剩余物资，22岁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与投标，转手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生意就与时局勾连在了一起。

朝鲜战争期间，欧美对中国实行封锁，霍英东冲破禁运为大陆运送物资，不但为自己挣得第一桶金，也为日后布局大陆打下人脉基础，甚至早在1960年代就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

1950年代，香港步入稳定繁荣，经济“花繁叶茂”，霍英东进入地产业，通过“售楼说明书”“卖楼花”等发明，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霍英东第一时间读出其中的微妙讯息，成为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香港巨商；此后，霍英东不断正确解读时局，“看裸画辨政策风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实现了新的起飞。1990年代大国崛起、香港回归的大局之下，霍英东再次将投资重心转向体育、慈善，及家乡的基础建设；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以拳拳爱国之心，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前言 生意，并不总是赢；但人生，我给自己打一百多分！∕1

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前 战争年代艰难成长、历经磨难

第一章 1923－1941：战前风雨飘摇中的悲惨童年∕7

第二章 1941－1945：香港沦陷时期，涉世艰难∕14

第三章 1948：第一宗失败的生意告诉我要带眼识人∕20

第二部分：20世纪50年代 朝鲜战争运送物资发迹，累积资本后投资地产

第四章 1950－1953：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为大陆运送物资∕29

第五章 1953：战后于资金涌入、人口急增时投身地产∕36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见证地产界兴衰，在起起落落中稳健自保∕56

第三部分：20世纪60年代 中英关系紧张，时局动荡，淡出地产界

第七章 淘沙开港，亏在自己，利在社会∕69

第八章 身不由己介入澳门赌业，寄望繁荣澳门∕74

第九章 中英关系紧张时期初上北京∕93

第十章 香港社会震荡、地产低潮期：创建香港地产商会，谋求共同发展∕96

第十一章 1967：时局动荡，远走海外避风头∕104

第十二章 遭受政治迫害，壮士断臂，淡出地产界∕110

第十三章 1968：以守为攻，承建工程∕116

第四部分：20世纪70年代 中英关系缓和，我帮大陆开展体育外交

第十四章 中英关系缓和，我与大陆日渐密切∕125

第十五章 淡出工商界，体育帮我获得重要社会地位∕130

第十六章 利用香港体育界特殊影响力展开体育外交∕135

第十七章 改革开放前后，密切留意大陆政策变化∕149

第五部分：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投资大陆，大胆创新

第十八章 大胆搞改革，探索可参考的模式∕159

第十九章 小平同志说：白天鹅好！∕168

第二十章 梦牵家园，回报祖国∕183

第六部分：20世纪90年代 大国崛起，积极配合大陆政策

第二十一章 缓和与港英的关系∕195

第二十二章 东方海外事件，与董建华家族结缘∕201

第二十三章 大国崛起，情系亚运和奥运∕206

第二十四章 香港回归，参政议政∕215

第二十五章 响应中央倡议，开发海南∕221

第二十六章 晚年梦想：建成南沙港新城∕229

后记∕240

附录一 霍英东生平大事年表∕246

附录二 霍英东履历∕254

附录三 原版出版说明∕256

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小木艇上，被人称为“蛋家仔”和“水流柴”。1923年5月10日，我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我在家里排行第四，上头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在我出生后不久，我家又添了一个妹妹。在二十世纪初期，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渔港，像我家那样的水上人家很多。他们以海为家，以船为家，船就是他们的屋。那时，在香港的各个避风塘里，一艘艘渔船在停泊、聚集，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

我幼年时期的家，其实就是一条两米长的小舢舨。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人，就在船上摆炉做饭；到了晚上，就挤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觉……

香港早年的水上人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打渔为生的，另一类是帮人运载货物的。我家就属于后者。

我已记不清楚，我家是从哪一代起到香港来的，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祖父那一代开始，我家就从事驳运行业。祖父名叫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祖父死后，父亲霍耀容师承祖业，继续以船为生，干驳运的活计。

寻根溯源，我家原籍广东番禺县。在祖父那一辈，由于拥有大风帆船，我家的境况应该算是不错的。但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家的处境已是相当困难的了。虽是水上人家，但我家没有自己的驳运船，父亲是租别人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故人息甚微。好在水上人家除了吃饭糊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开支，所以还能马马虎虎地维持生活。

船，就是水上人家的屋；海，就是“蛋家仔”生活的空间，所以水上人家是甚少上岸上街的。可能是因为这样，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穷，我家人是从来不穿鞋的，长年累月，我们一家几口人就是打着光脚，风里来浪里去。直到六岁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穿过鞋。

童年的一切，很多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但有这样一件事，至今仍然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年大年初一，父亲要到街上逛逛。可能是为了“入乡随俗”，母亲特意买来一双新鞋子，给父亲穿上。父亲穿上鞋子，觉得很别扭，浑身不自在，在街上游来荡去几圈后，肚子饿了，就进入一间小食店。他把鞋子一脱，光着双足蹲在板凳上。一碟米粉端上来，父亲大大咧咧吃完，用手擦擦嘴，双脚落地便回船上。看见父亲光着双脚回来，我们都觉得奇怪，连忙问父亲新鞋子哪里去了。父亲一怔，才发现把鞋子遗失在小食店里，不记得穿回来了，一家人于是又大笑一番。

对于水上人家来说，没有鞋穿，没有漂亮的衣服穿，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居住…。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大的祈望，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一旦遇上台风，浪摧船倾，一家人就有可能葬身大海。

193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一些小朋友在海边打野蚝。突然间，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我连忙朝我们家的艇仔停泊的地方跑去。眼前的一切，把我吓呆了：港湾里一片狼藉，船只在风浪里上下荡落、左右摇晃，有些倾倒海中，有些桅断帆破；母亲披头散发，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吼；而不远处的海面上，我熟悉的那只艇仔正被大浪抛上荡下……

台风来时，我的两个兄长正在船上做事，因一时来不及避风躲浪而随翻侧的小船掉落海里；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我当时不在船上，逃过了这场劫难。

我父亲原先身患淋巴癌，久治不愈，颈部溃烂。经不起失子的沉重打击，身体越来越差，以至卧病不起。由于家里很穷，没钱医治，只能买些草药服用。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脓血化掉，就买来田螺，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其实，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后背，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但都是枉然的。

当时，家里没有钱，不能好好安葬父亲，只能草草地把父亲埋葬在青衣岛的一块荒土上。

那一年，我才七岁。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生活会那么绝？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我母亲姓刘，人称“刘三”、“阿三”，也有人称“霍四婶”。她强忍丧子失夫的伤痛，带着三个孩子，在港岛的街道上流浪。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我们一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处游来荡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熟人介绍，我家四人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一间房子里。那时的湾仔石水渠街，可以说是香港的贫民窟。我家住进的那间房子，面积约有二十平方米，但却住着五十多人。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即双层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一些帆布床板。

我那时睡的是床板。有些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我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在骑楼的花盆架处，凑合着过一晚。房间黑暗、潮湿、闷热、腐臭，通不了风，透不了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与我们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就因此患了肺病，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在石水渠街，我一家人住了五六年。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的生活。所趴，在我接受过“卜卜斋”(即私塾)的启蒙教育后，母亲又送我到帆船同业义学就读。帆船同业义学是一间专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入学是免费的。学校不是设在陆地上，而是设在船上，也就是说这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由于是流动的，所以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我按时上学去，谁知却找不到那艘船，也不知船漂到哪里去了。

两年之后，我又转到敦梅小学就读。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入学是要收费的，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虽则如此，这个免费班只招收三十个人，入学是要考试的。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我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在被录取的名单中，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P8-10

回首刚刚成为历史的20世纪，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社会在这一百年里风云迭起、沧海桑田而感慨。作为香港和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惊叹香港和祖国近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更为香港、澳门在世纪交替之时和平回到祖国怀抱，以及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

我庆幸自己是香港和祖国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

我是水上人家出身。水上人家俗称“蛋民”(音蛋，也写作蛋、蜒)。以前，“蛋民”与优(戏剧者)、娼(龟公、龟婆)、皂(差役)、卒、批(修脚甲)、捶(骨)、奴(包括门房)、剃(理发)合称“下九流”。“下九流”是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的，也就是没有机会登科而仕。到了清朝末年，蛋民、惰民(宋朝罪俘的后裔)、丐户(以行丐为生者)这三类民户，在社会各类人等中地位仍是最为低下的，他们的多种社会权利均被剥夺。

我原本并不知道“蛋民”这两个字的来历，想不到连孙中山也知道“蛋民”的地位低下，所以在建国纲领中要求给“蛋民”人权、自由。建国纲领的“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文》称：“天赋人权，胥属平等……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由“蛋民”成为在社会上被尊敬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然，我以此为荣，以此为傲，既非因为我现在担任什么政治性职务(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也非因为我拥有一定的财富，而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香港半个多世纪来从一个小小渔港突变成国际都市的历史相息相关。一系列关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比如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战后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大陆“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大陆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港澳回归旋风……我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相关的角色。

我的成长和成就事业的经历很艰难，这当然是因于我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但更主要的，是在我发迹之后，我所要面对的政治歧视，以及由此生发的隐比一而这隐}尤非常沉重，成了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哪一个富豪，当他发迹之后，会像我那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我一向稳健，有些人说是“保守”，也有人说我做生意有如“钢索吊灯笼”般稳妥；但在人生道路上，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我的处境仿如走在吊于半空的钢丝上，险象环生。我向来总小心翼翼地做人和处事。以往，在香港，我总是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宽容别人；有时别人有负于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处事低调，不爱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不爱自我宣传。

多年来，在商界、体坛和政治事务方面，我很超然，既超脱圈内的各种纷争，也被各派势力接受和尊重；既有不少像何贤、利铭泽、胡汉辉、李嘉诚、何鸿粲这样的好朋友，也几乎没有树敌。可能也是因为我不爱张扬，逆来顺受，所以缓和了我与港英当局的关系，保护了自己，保存了实力。

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碌木(粤语里“碌”是量词，相当于“根”)，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我不是一条龙，但能伸能屈确实是我的性格。

我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英政府的歧视，却使我眼巴巴地望着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那段黄金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我对此虽有些遗憾，但从没有流露过半句怨言。在淡出地产界的同时，我在另一些领域如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积极活动，尽自己的能力去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我以此为荣。

回首往事，应该对自己怎样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一百分，那我给自己不止打一百分，而是一百多分。为什么给自己打一百多分，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止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陈超、罗湛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我热爱体育。做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过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证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人了多少个洞，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将会把我这一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记录下来，包括外界时常有议论的朝鲜战争“走私”事件、澳门赌业事件，我参与地产界的过程，我受港英当局歧视的内幕，我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奔走呼号的详情，我和党中央建立信任关系的来龙去脉，我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心路历程……

这本回忆录，一定要做到真实，哪怕有一点点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历史，别人怎样看是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也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好事，但亦并不是坏事。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真实。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以前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和文章很多是不真实的，我始终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录、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想留下一些史实，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以下，就是我个人从商和做人的经历。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初。自那之后起，我和霍先生时常见面，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香港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先生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人的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每次见面，霍先生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十二点钟，霍先生的儿子开车送我回家，他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先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十五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不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霍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给我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约我出来面叙。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比较关注香港历史和时政，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大家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先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先生，都是他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英东登上政治“神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应该说，霍先生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一当然，这并非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还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问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无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无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问，他答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另外，霍先生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读者可能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1995年8月28日，在香港南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可能是因为他那天的心情好，霍先生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用一两句话简单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一百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先生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

“不止一百分，起码一百多分！”

霍先生表露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亦并不那么理直气壮，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个人感到惊喜和愕然。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一百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名流巨贾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先生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先生的这些话，令我想起之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大陆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而成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先生，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简单谈了我的看法后，霍先生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先生又问我：

“《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是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阿爷(毛泽东)亦很中意看古书？”霍又问。

“毛泽东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这本书讲什么的？”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纪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先生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谈到体育：

“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数，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霍先生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他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他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先生叱吒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它负面传闻——倒是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桑、“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霍先生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先生，个个敬重有加。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翁锦通老先生，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先生共事多年，闲谈之中，一提起霍先生的商业操守，他总是翘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有一天，我曾问霍先生：“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据一些在霍先生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他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霍先生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他做出很高的评价，亦从不抗拒别人对他的贬损，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关于他的经历真实与否。这也正是一九九四年，当他得知大陆一间电视台要开拍电视连续剧《霍英东》后，连忙致函当地党政部门表示不满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这类电视剧毕竟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会令他尴尬。

关于这本书，霍先生多次向我谈及他的看法：

“……材料一定要真实，哪怕有一两成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历史，别人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亦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非好事，但亦并不是坏到什么程度。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是很真实。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霍文芳事件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写来写去都是东沙岛、朝鲜战争、卖楼花，不过如此。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以前广州中山大学、北京新华社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都是代表官方的，始终我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录、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留下一些史实，哪怕是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我想，“留下一些史实”，应该是霍先生愿意抽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主要原因。我记得，第一次到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去时，霍先生对我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天起，我们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访谈。在访谈中，我曾多次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些令他难以应答的问题，但他从未表露出半点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我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大量。

我曾把初稿交给霍先生，咨询他的意见。几磅重的书稿，他随身携带，出差在外，书稿也带在身边。对书稿内容，霍先生提出过不少富建设性的意见，并曾安排他的秘书凌汉伟先生到我公司来，花了几天时间修正其中的内容。对于整部书稿，霍先生曾经对我说：“你不是为我抹粉涂金，但事实是一定(准确)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我很难忘1995年8月28日那一天，在乡村俱乐部交谈了两个小时后，霍先--生毫无倦意，意犹未尽，又提议到他家里继续谈。

晚上十点钟车右，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冒着蒙蒙细雨驱车前往山顶种植道的霍先生私邸。在那里，霍先生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简明扼要地向我陈述，让我再一次去重温、分享他多姿多彩、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霍先生不仅见证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更以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次开拓性的创举，推动了香港的繁荣发展。他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约摸十一点钟，我离开霍氏私邸。坐在房车里，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如同浏览一幅巨型风景画：一些豪宅错落有致散布于山上，点点灯光星罗般点缀夜空。到了山脚下，夜轮穿梭的维多利亚海港两旁，一幢幢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散发出璀璨的灯火，幻作一片灯海，把香港染成一个美丽迷人的不夜都市……我沉醉于这都市夜色，禁不住喃喃自语：“刚刚和我话别的那位长者，不正是这美丽的东方之珠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冷夏

1997年2月初稿

2000年1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