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关上海最有质感、最极致的长篇，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

人人能懂的江南语态，优雅之野心，当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文体，内附作者手绘插图20幅，风貌独有，值得收藏。

《繁花》的作者是金宇澄。

《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繁花》的作者是金宇澄。

有一次，祖父摸摸阿宝的肩膀说，爸爸最近好吧。阿宝说，好的。祖父说，一脑子革命，每年只看我一次。阿宝不响。祖父说，当年跟我划清界限，跑出去，断了联系，等于做了洋装瘪三，天天去开会，后来，爬进一只长江轮船，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阿宝说，后来呢。祖父说，我以为轧了坏道，做了“长江弟兄”。阿宝说，啥。祖父说，就是往来长江轮船的强盗，后来据说不对，是去了江北。阿宝说，后来呢。祖父说，偷偷盘盘，再从江北回来，再做上海洋装瘪三，参加革命嘛，先寻饭碗，每日要吃要□，哪里是电影里讲的，上面有经费，有安排，全部要靠自家去混，有理想的青年嘛，连吃饭本事学不会，开展啥革命工作呢，因此，肚皮再饿，表面笑眯眯，一身洋装，裤袋里三两只铜板，真是可怜。阿宝不响。祖父说，革命最高理想，就是做情报，做地下党，后来，就蹲日本人监牢了，汪精卫监牢，我带了两瓶“维他命”去“望仙子”。阿宝说，啥。祖父说，就是探监，人已经皮包骨头，出监养了半年，又失踪，去革命了。阿宝说，后来呢。祖父说，后来就跟阿宝姆妈，浙江地主家庭小姐结婚，到香港一年，养出小囡，当场送人，因为啥呢，要革命。阿宝不响。祖父说．我一直看不懂，人呢，还是要住法租界高乃依路，就是现在皋兰路，讲起来，一样是租房子，为啥不蹲“下只角”呢，闸北滚地龙，“番瓜弄”棚户，沪西“三湾一弄”，为啥不做一做码头工人闹罢工呢，革命么．吃啥啤酒，吃啥烟斗丝。阿宝不响。祖父说，吃辛吃苦，革到现在。有啥名分，好处吧，也只是打打普通的白木算盘，记两笔草纸肥皂账，心里不平呀。阿宝不响。旁边大伯说，是呀是呀，革命革到头了，分配到革命成果吧，有具体名分，地位吧，两手空空，一点不搭界。祖父白了大伯一眼说，做大阿哥的，肚皮里有啥货色呢。大伯一呆说，啥。祖父说．当年就算去公司分部，做做“龙头”呢。阿宝说，啥。祖父说，就是账房。大伯不响。祖父说，逐步做上去，慢慢做，做到“总龙头”，做到“头柜”了，等于做主管，也就长见识，出面接待“糯米户头”，“馊饭户头”。阿宝说，啥。大伯说，就是接生意，接待各种客户，好客户，坏客户。祖父说，哼，每天穿得山清水绿，照照镜子，吃吃白相相，房间里摆一套《蓠有文庳》，赚过一分铜钿吧。大伯不响。祖父说，做人，当然要名分，孙中山，华盛顿总统，也要名分。阿宝不响。祖父说，做男人，做事业，真心认真去做，通常就左右为难，做人，有多少尴尬呀。阿宝说。嗯。祖父说，不谈了，现在，我也是尴尬戏，尴尬人了，天心不许人意，只要一个疏慢，就有果报。阿宝说，嗯。祖父说，我也就是吃一口老米饭了，我现在，有啥做吧，我无啥可以做了。

以前，多数是下午，车子开到南昌路幼稚园，祖父接了阿宝，出去兜风，到城隍庙吃点心，然后送回来。阿宝娘从来不提。阿宝稍大．有时去思南路，祖孙讲讲闲话。祖父已经老了，原有几家大厂，公私合营，无啥可做，等于做寓公，出头露面，比如工商联开会学习，让大伯出面。每月有定息，一大家子开销，根本用不完。祖父唯一的作用，是掌握银箱．只有这块小地方，可以保存原样，祖父捏紧钥匙，开开关关。近几年食品紧张，表面上响应计划配给政策，按月使用票证，买来黑面粉，六谷粉，山芋，让大脚娘姨烧一锅菜粥，南瓜面疙瘩汤，摆一种姿势。两个伯母，轮流用煤气烤箱，每一只铁皮小盒子，摆一个面团，涂一层蛋黄，做小面包，匀洒糖霜，照样做纯蛋糕，烤鸡胸肉，咖喱卷，培根煎鸡蛋，自做“清色拉”。这幢大房子，每周消耗鸡鸭鱼肉蛋品等等，是黑市最紧俏物资。海外亲戚，不间断邮寄食品到上海，邮局全部检查，经常扣留超额部分，但十磅装富强粉，通心粉，茄汁肉酱，听装猪油，白脱，咖啡，可可，炼乳，基本可以收到。上海普及电视，约1980年前后，电视开播时间为1958年，起初全市，只有三百多台电视机。1960年，思南路客厅里，已有一台苏联电子管电视机，一次有了故障，上门维修的青年，留短髭，梳飞机头，小裤脚管。祖父付了钞票，青年接过，分两叠，塞进前后裤袋，因此裤子更瘦。阿宝身边，玉立婷婷的几个堂姐姐，矜持好奇。青年讲了调频方式，拿出一张纸条，对堂姐说，以后有啥情况，请打电话来，再会。当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基本与电影档期同步，“国泰”，“淮海”头轮影院海报出来不久，电视也开始播。有天吃了夜饭，阿宝推说去同学房间温课，溜进思南路，电视机面前，只是祖父一人。阿宝看看四周。祖父说，刚刚我发了脾气，全家不许看电视。客厅空阔，每扇门背后，像有人细听。原来这天，大伯与叔叔两家，各买了一架落地十四灯收音机，可以听国际节目。婊婊晓得后，告诉了祖父。伯叔两家，大大小小轮番说情，祖父坚持退货。婊婊搬回思南路，矛盾已经不少，伯叔两家，本就为房间多少，家具好坏不和，突然搬进一个多余的妹妹，大伯让了一间让婊婊住，表面客气，心里讨厌。祖父说，资产阶级，确实不像样，我如果早死，思南路，也就是吃光，败光了。阿宝不响。此刻电视里，黑白帷幕一动，走出一个三七分头，灰哔叽长衫的青年，笑了一笑，讲一口标准上海话，上海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现在开始播送节目，现在开始播送节目，今朝夜里厢的节目是。P25-27

《繁花》开头写道：……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对话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涌来。

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

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喧哗与骚动》，文字也大块大块，如梦呓，如中式古本，读者自由断句，但中式叙事，习染不同，吃中国饭，面对是一张圆台，十多双筷子，一桌酒，人多且杂，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注重调动，编织人物关系；西餐为狭长桌面，相对独立，中心聚焦——其实《繁花》这一桌菜，已经免不了西式调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种，水土，价值观念的差异。

《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会是什么。

西方认为，无名讲故事者，先于一切文学而存在，论及中国文学，“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曾是一句好话；有论者说，中西共有的问题是——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

在一篇专访里，贝聿铭问记者，能否说上海话，贝聿铭说：“说上海话好，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太灵，说上海话比较容易点，那讲上海话吧。”(《世纪》2012-4-P11)接下来，贝聿铭想必是用“较容易点”的母语(“上海书面语”？)，详谈了他的专业——“世界建筑样式之变”——“米芾山水画之灵感”——“永恒建筑的意义”。

在国民通晓北方语的今日，用《繁花》的内涵与样式，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信息，会是怎样。

《繁花》长时期在一个语境里徘徊，也使部分读者，长久陷入这个氛围中。有一个朋友说，看书看报纸，“也用《繁花》的口气去读，真受不了。”这是我没意识到的结果。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是否能这样说，小说作者的心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真诚为他们服务，我心存敬畏。

我希望《繁花》带给读者的，是小说里的人生，也是语言的活力，虽我借助了陈旧故事与语言本身，但它们是新的，与其他方式不同。

我在小说中引了穆旦的诗：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感谢为了《繁花》的出笼，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们。感谢你们。

金宇澄谨白

2012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