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应制宜
战国时代，时局动荡，社会遽变，过去的制度已经完全崩溃，原本维系宗法制度的礼节，也因为宗法制度破坏而失去效能。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就主张依据客观环境，因时制宜，有所革新。他认为：三代称王，所行的礼制并不相同；五霸称霸，所用的法度也不一样，所以主张“便国不必法古”。韩非也主张面对现实，客观研究问题，在纷乱之中探讨安定治强的方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现象，就要有不同的措施，只有如此，才能切合需要，朝着富强的目标迈进。
法家既然主张顺应时势，制定因应备变的新制度，对于儒家法先王的学说便采取抨击的态度。其实韩非学说受荀子法后王(指文武之道)的启发，再加上时局混乱，因而觉得法后王还是不能彻底面对问题，才完全以商鞅的历史进化观点为基础，提出许多法术势并重的理论。他宣扬法家学说是顺应时势的最佳方案，法度赏罚是切合需要的不二法门，在当时确实有它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进化的实例
上古时代，人民少，禽兽多，人民不能战胜禽兽虫蛇。有位圣人出现，在树上搭盖房子，来避免禽兽的侵害，人民非常高兴，推举他做天下的王，尊称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腥臭的蚌蛤，肠胃经常闹毛病。有位圣人出现，钻木取火，烧烤食物，去掉腥味臊气，人民非常高兴，推举他做天下的王，尊称为燧人氏。中古时候，洪水滔滔，便由鲧和禹父子负责疏通河流①。近古时候，夏桀和商纣暴虐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
如果说，夏后氏的时代有人在树上搭盖房子和钻木取火，一定要被鲧和禹取笑了；如果在殷周时代挖掘沟渠，把好好的河流一再疏通②，一定要被商汤和周武王取笑了。那么，假使在当今的时代，还有人赞美尧、舜、禹、汤、武的政治，主张效法实行，也一定要被今天的新圣人③所取笑了。所以，圣人不期望遵行古法④，不主张墨守成规，认为应该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针对它采取因应的措施。(《五蠹》)
① 鲧治水是防堵法，这里韩非子为了简便，用禹的疏通河流概括了。
② 这是强调不是洪水泛滥的状况，却把治水当成第一要务；并非平时就不该疏通河道，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③ 新圣人，意指法家理想的当代英明君主。
④ 原文“不期修古”，孙诒让以为应当是“不期循古”，传写讹误。
【解析】
这是《韩非子》重要篇目《五蠹》篇起笔一段。前半根据历史，叙述人类进化，情形不同，圣人的因应之道为了切合时代需要，也就都不同。后半推论不合时宜的行事，必将被当代圣人取笑，也间接攻击儒家法先王的主张不合时宜，然后作结论，提揭“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基本观点。由铺陈而议论，再作小结论，谨严而锋利。
(二)守株待兔
宋国有个耕田的农夫，田里有一截枯树根。有一次，他工作累了，擦擦汗，正喘气想休息一会儿，忽然看见一只兔子老远跑来，不小心触到枯树根，碰断脖子死了。他上前拎起兔子，为自己意外的收获而庆幸！从此，他便放下了农具，整天守候在枯树根旁边，希望再捉到碰断颈子的兔子。可怜他痴痴地等，无奈兔子到底不能再捉到，而这件傻事却在宋国成了笑话。
如果现在要拿古代先王的政治措施，来统治现代复杂的人民，都是呆守枯树根等待死兔子一样的蠢事呢！(《五蠹》)
【解析】
这寓言故事曾被改写收入小学课文，意象清新，结构完整，不知逗乐多少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在原文中，韩非子只用了四十个字，直承(一)段的议论，而末后又另有讽评，认为儒者称引先王，冀望再恢复古代政治措施的主张，也是守株待兔。
单就寓言的写作来说，韩非手法相当高明，守株待兔用来譬喻守旧的愚拙可笑，称得上妙语解人。实际政治总是面对现实，当代的儒者或者有些是拘泥不通、抱残守缺的，他的譬喻自有意义，在文章写作上更是活泼引人，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P57-59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物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缤纷灿烂地造就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可是，生为这个文化的传承者——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亲民爱人、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单说我们的莘莘学子、读书人，在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遑论其他？
特别是近年以来，升学的压力，耗损了广大学子的精神、体力；西方文明的风行，导引了智识之士的思虑、习尚；电视、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行，更造成了一个官能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美国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固然使这一现象鲜明化，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优势文化”的辐射圈内，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
何况，近代的中国还面对着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自内在而言，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不断开展对西方经验的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气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疾风迅雨般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差不多八十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曾对我国教育作过一次深入的探访。在报告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支援意识”的能源；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这里，在我们回溯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我们也都看到，每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颠沛造次，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乃至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是曾经编选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为全民所共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义——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
为此，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流畅生动外，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并且是长期居住或成长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现实有适当的理解与同情。在此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蕴义。
毕竟，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阅读力的年纪，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读者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为友，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而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才不会是一句口号。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恳盼，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创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都能喜爱它、阅读它。
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它的包容与广大，每一时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它们或惊或叹，或悲或喜，或温柔敦厚，或鹏飞万里，虽然形式多端、要求有异，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尽可能地多样化与典范化。像《四库全书》对佛典道藏的排斥，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的中国的科技知识、经济探讨、敦煌遗墨，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
就这样，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历史价值的肯定、多样内容的考虑下，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选择了目前呈现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之所以采用“经典”二字为这五十八部书的结集定名，一方面是依《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的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条理。另一方面，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它们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一些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恢弘壮丽，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
与这个信念相表里，我们在这五十八部经典的编印上，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对这套经典，我们是一体同尊的，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我们企冀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无论是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还是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都已扭曲了它们的形象，阻碍了可能的欣赏，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谛旨了。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当然，这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
也是在这种实质的，阅读的要求下，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取舍，有所融会与变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新版的《帝王的镜子》做了钩玄提要的梳理，形式也类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提供了一份非专业认知。其他的部分经典，也有类似的写法。这方面，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远的不谈，就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来说，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索麦维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做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书最少的老子《道德经》，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短短五千言，我们却相对地扩充、阐释，完善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体裁富丽，笔路万殊，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过个别的协调，分别做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交互运用，以便充分发皇原典精神，又能照顾现实需要，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
无论如何，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知识成果。我们明白，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我们都寄予了最高的尊重。
除了经典的编撰改写以外，我们同时搜集了各种有关的文物图片千余帧，分别编入各书。在这些“文物选粹”中，也许更容易让我们一目了然地感知到中国：
那样朴素生动的陶的文化，刚健恢弘的铜的文化，温润高洁的玉的文化，细致优美的瓷的文化；那些刻写在竹简、丝帛上的历史，那些遗落在荒山、野地里的器物；那些随意笔动的书法，那文章，那绘画……正如浩瀚的中国历代经典一般，哪一样不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哪一样不是先民们伟大想象与勤恳工作的结晶？看起来，它们是一幅幅独立存在的作品，一件件各自完整的文物，然而它们每—样都代表了中国，都焕发着中国文化绵延不尽的特质。它们也和这些经典的作者—样，是彼此相属、相生、相成的。
这套书，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循序渐进，自浅而深。但愿我们的读者，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沛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
历史在期待。
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中，50余位台湾名家对此做了解读。《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好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由余秋雨倾力作序，10余位文化名人隆重推荐。《韩非子：国家的秩序》就是《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中的其中一本，是台湾人从小读到大，畅销30年，影响海内外的国学启蒙读物。
《韩非子：国家的秩序》由张素贞编著。
张素贞编著的这本《韩非子：国家的秩序》阐述了韩非子的法、术、势兼施的全套理论，有周密的思路，对他面对现实冷静客观、积极进取的精神，观照入微，但愿透过这本书，读者深入揣摩，既能了解前贤思想的精华，也能因应取舍，有所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