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坚毅的性格
一种学说的倡行，创始人必须具有坚毅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心，否则将经不起反对者的非难和攻击。墨家学说之所以能在战国时代盛行，拥有那么多的信徒，和墨子坚毅的性格、坚定的信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像他的大弟子禽滑釐，最初受业于大儒子夏，后来因感佩墨子的精神，改投墨子门下，成为奉行墨家精神最笃实的弟子。
墨子为了行义，排除一切的享受，甚至要求弟子们以理智克制人性中脆弱的喜怒哀乐爱恶之情，而全心全意从事于行义。
墨子告诫弟子们说：
“必须去掉喜、怒、哀、乐、爱、恶六种一偏的情感①。静默时就深思如何行义，说话时就劝导人行义，行动时就做有益于人类的工作。如果照着这三方面努力去做，必定可以成为圣人。
除去喜、怒、哀、乐、爱、恶的感情，而用仁义令手、足、口、鼻、耳全心全意从事于义，必然可成为圣人。”(《贵义》篇)
去掉一偏的情感、令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很有些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意思。然而由孔子嘴里说出来显得亲切，由墨子说出来却显得严厉，这是性格使然。
墨子是一板一眼，实事求是的人，做事有原则，有法仪，并要有利于公众的事才去做，对公众无利益的便不做。而且认定了原则，不论有多少困难，他也不轻易改变。墨子时常叮咛弟子们：
你们若无法将“义”行得通时，也不可将“义”放弃，就好比木匠制木器不成功时，也不将他的绳墨丢掉。(《贵义》篇)墨子也很欣赏能够坚守原则的弟子：
墨子叫弟子管黔敖推荐另一成绩优异的弟子高石子到卫国去做官，卫君因墨子的缘故而重用高石子，给他极优厚的俸禄，地位也极高，以他为卿。于是高石子兢兢业业地做，上朝必定尽量尽忠进言，但是他说的话卫君都不采用，于是他毅然离开卫国到齐国去见墨子。
高石子见着墨子说道：“卫君因为夫子的缘故，给我极优厚的俸禄，让我做卿相。我为了感激他，所以上朝时尽自己所知道的陈说。但是卫君一句话都不采用，所以我就离开了。卫君恐怕会以我为狂吧！”
墨子说：“只要离开得合理，虽受狂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古时候，管叔怀疑他兄弟周公有篡位的野心，而周公觉得冤枉了他，不是也辞掉三公的职位，避居到东方的商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吗？当时人都说他狂，但是后世的人都称颂他的德行，直到如今仍旧如此。而且我曾听说过：行义并不是为了要避免毁谤，也不是求人家赞美。如果你的辞职合理，虽受癫狂之名，又有何伤呢？”
高石子说：“我离开卫国，哪里敢不依正道？从前夫子曾经说过：‘天下无道时，仁义之士不应做高官，享优厚的俸禄。’现在卫君无道，而我却贪图他的高爵厚禄，那我不是存心白吃他的粮食吗？”
墨子听了很高兴，就把大弟子禽滑嫠叫来，告诉他道：“你听着！背弃正义，而追求爵禄的，我是常听见的；但是背弃爵禄，而去追求正义的，我还只见过高石子哩！”(《耕柱》篇) 高石子“背禄而向义”的作为，实在令墨子感到欣慰，他的调教总算没有白费。他教育学生是德行、言谈、道术三者并重的，高石子可说是墨门的典范。
墨子对于学生因材而施教，督促相当严格。有一次墨子对一个好学生叫耕柱子的发脾气，耕柱子很伤心，他自己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还要苛求他。于是他忍不住问老师，说：
“我难道就没有一点胜过旁人的地方吗？”
墨子说：“假使我要上太行山③，用一匹千里马和一头牛来驾车子，你预备用鞭子赶哪一头呢？”
耕柱子说：
“我要去赶那匹千里马。”
墨子说：
“为什么要去赶千里马呢？”
耕柱子说：
“因为千里马可以负得起责任。”
墨子说：
“我也认为你负得起责任。”(《耕柱》篇)
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吗？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玉不琢，不成器”，愈是资质好的学生，愈值得鞭策、磨炼。在这种严厉的督促下，墨子确实造就了不少好弟子，像禽滑釐、耕柱子、高石子、公尚过等都是。
禽滑釐离开儒门，投到墨子门下后，三年刻苦自砺，在泰山下学守御之法，辛苦极了，手脚都磨出了厚皮，面目晒得黧黑，一点都不肯放松自己。这样子刻苦，连墨子都看不过去，于是拿了酒菜去慰劳他，坐在茅草地上，叫他喝酒吃肉。但是，在这该轻松片刻的时候，禽滑釐还诚惶诚恐地向墨子请教守御之道(《备梯》篇)。这种热心向道的精神，比起儒门大弟子颜回来，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只有在孔子、墨子两位大师的教诲下，才会出这样的弟子。
又像耕柱子，他的刻苦节俭连他同门学弟都不谅解。事情是这样的：
墨子推介耕柱子出仕于楚国，有几位同门经过他那儿，接受了他的招待。普通人每天要吃五升米才够饱，耕柱子却只供给他们每人三升米，使他们饭都吃不饱。
学弟们很不满意，回来向墨子抱怨，说：
“耕柱子在楚国做官，对本门没什么好处；弟子们去他那儿，只供给三升米做饭，招待得极其简薄。”
P51-54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卉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恃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墨子是战国初期一位主张言行合一的哲学家、科学家和热心救世的实干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盛行了二百多年，与儒学并称“显学”。墨子的若干主张不仅适用于战国时期，也适用于现代。他的兼爱、非攻、尚贤、非命、节用俭约以及积极的实践精神，不仅与现代生活不相违背，而且还有启迪的作用。
《墨子(救世的苦行者)》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墨子(救世的苦行者)》由周富美编著。
余秋雨作序，于丹等10多位文化名人倾力推荐。台湾人从小读到大，畅销30年，50余位台湾名家解读，好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
告诉你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读经典？如何读经典？
周富美编著的《墨子(救世的苦行者)》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