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司马光小传
一、司马光的家世与青壮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宋陕州夏县涑水乡(在今山西省夏县西)人，他的远祖司马孚，是发动兵变诛除曹爽的司马懿之弟。晋武帝(懿之孙)篡位称帝，封这位叔祖为安平王，对他最加尊礼，降至他的裔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因葬于夏县涑水乡，其子孙遂定居于此。
司马光高祖以下，都因五代衰乱而不做官。降至祖父司马炫，始举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十里)知县。父亲司马池，历任御史、知卅J等官，后至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童阁待制(相当于吏部的司长兼天章阁的皇帝侍从)。他家累世以气节见称于乡里，父亲更以清直仁厚及文学行谊见著，号称一时名臣。母亲姓聂氏。
司马光儿童时代即凛然如成人，性格早熟。七岁那年，闻讲《左氏春秋》，极爱此书，回家为家人讲述，即已了解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以至于不知饥渴寒暑。年仅十五岁，书籍无所不通，文词醇深，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小时候，他与一群小朋友游戏，其中一人攀上瓮顶，失足跌落盛有水的瓮缸之中。众儿惊惶逃去，司马光镇静地捡起石头，击破瓮缸，于是瓮内之水进发而出，救了那人性命。这件事迹，后来被汴京与西京(洛阳)之间的画家们，画以为图。其后，司马池由于做官，依法得荫任(因先世勋绩而铨叙任官的方式)一子为官，司马光依次应该得到此机会，但他推让再三，让给了堂兄，然后自己受补为极低的斋郎(祭祀时执事之吏，为入仕之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3)，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越职言事，朝廷以朋党警诫百官。这年司马光才二十岁，举进土甲科而升迁为奉礼郎(文教系统的低级散官)。司马池时任杭州知州，所以司马光推辞升官，要求出为签书苏州判官事(助理判官)，以便就近伺奉父亲。获朝廷批准后，未上任而母亲逝世；母亲丧服未除，父亲也相继逝世。及至为双亲服丧期满，才出仕做官，不久累升至国子直讲，后又除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等职，开始接触修撰历史的工作。
其父的好友庞籍，向以知人称著，见司马光而奇之。及至庞籍升为枢密使，遂一直提拔司马光；当庞籍外调时，也辟用他为通判(高级行政助理官)。司马光感激庞籍的知遇之恩，尽力为他工作，甚至他死后，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兄弟。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们两人。
仁宗末，累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皇帝侍从兼谏官)。早在至和三年(即嘉祜元年，1056)，仁宗皇帝生病，皇帝无子，所以天下寒心而不敢为言，只有谏官范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重要助手范祖禹的叔祖)首先发议，司马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请求仁宗选择贤良的宗室子弟为皇太子，如果将来仁宗生了儿子，皇太子再换人不迟。司马光为此呈递了三份奏章，又写了一封信鼓励范镇，大意说，这种大事不言则已，言既一出，岂可再收回，希望范镇以死争之。于是范镇鼓吹益力，终被罢职。司马光在五年以后(嘉祜六年)，自己已经成为谏官，遂再度上疏提出问题：“臣从前为并州通判时所上三份奏章，愿陛下能果断而力行！”
仁宗一向寡言沉默，闻言沉思，良久而说：“是不是要选宗室为皇太子的事呀？这是忠臣之言，只是人不敢提罢了！” “臣建议此事，自谓必死，想不到陛下开诚接纳。”司马光道。
“这有何害，古今都有这种事情啊！”仁宗说。并因而命令司马光把建议通知中书(宰相办公机关)。
“不可，”司马光解释说，“陛下应该自己把此意晓谕给宰相才是啊！”
过了一个月(嘉祜六年九月)，司马光又上疏面奏：“臣那天进说，陛下欣然无难，私意以为马上实行了。如今寂无所闻，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春秋鼎盛，子孙会有干亿之多，何必立即做此不祥之事。小人没有远见，他们只是为了等陛下千秋之后，仓促之间，援立他们平常所亲善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立嗣都出于左右之意，拥立者至有自称‘定策国老’，呼天子为‘门生天子’的人，此祸岂可胜言呢？”P30-32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情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由雷家骥编著。
《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分为三部分：上篇介述《资治通鉴》主要编修者司马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生平及其志业，简叙《资治通鉴》编修的缘起、意义、结构与实际工作的概况。
下篇则是选择《资治通鉴》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诸纪的次序，做扼要的 介述和讨论。每一专题即成一节，原则上分就司马光的选择观点、叙述方式、评论意见等，加以介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巨著，把人事系于年月，体裁较为散漫，情实较为隐约，这是我改编成类似“纪事本末”体形式的原因，我所选择的每一题目，大体上都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课题，而且多为司马光“臣光曰”所评论过。我所以这样子做命题选择，是因为一来可以由此让读者了解古代历史演变的大趋，等于读了一本简扼的通史；二来则是让读者了解司马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识见及其评论角度、思想意识。当然，对此二者，笔者有时也会加入自己的看法，希望读者由此对这些大事和司马光的学识、为人有更清晰、深入的认识。
最后部分则是结语。笔者在此交代了一些在前面两部分不便介述的事情，也将前二部分的某些问题做一综合解释，协助读者对《资治通鉴》全书做综合了解。
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50余位台湾名家解读，好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
雷家骥编著的《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分为三部分：上篇介述《资治通鉴》主要编修者司马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生平及其志业，简叙《资治通鉴》编修的缘起、意义、结构与实际工作的概况。下篇则是选择《资治通鉴》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诸纪的次序，做扼要的介述和讨论。每一专题即成一节，原则上分就司马光的选择观点、叙述方式、评论意见等，加以介述。最后部分则是结语，交代了一些在前面两部分不便介述的事情，也将前二部分的某些问题做一综合解释，协助读者对《资治通鉴》全书做综合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