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与海子，中国诗坛一对早逝的孪生天才，他们的肉身已经消失，灵性却永世长存。

　　《生如蚁美如神(我的顾城与海子)》是著名诗人、评论家刘春继《一个人的诗歌史》后又一力作，对顾城和海子的人生和作品进行别开生面的描绘与阐释，复原了两个诗歌天才的忧伤面影和久违的文学现场。他把私人阅读体味公之于众，为的是展现顾城和海子的悠远影响，也表示了对纯粹心灵的向往。

　　《生如蚁美如神(我的顾城与海子)》由刘春编著。　　《生如蚁美如神(我的顾城与海子)》简介：

顾城说过“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心怀诗意的人可以像蝼蚁般平凡而渺小地活着，但他的内心必定光芒万丈，在缪斯的眷顾下，美如神灵。而顾城那句“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不正是“生如蚁，美如神”的完美注脚吗？

无论诗人海子在世俗生活中多么窘迫，但回到诗歌中，他就是这块巨大空间的帝王。诗歌的光芒如同灿烂的太阳，沐浴着这个单纯而饱满的诗人，使他一再感受到缪斯温暖的灵光。

海子之死则是一曲唱给田园与淳朴精神的挽歌。经过短时间的“麦地诗潮”后，中国现代诗歌道路开始分岔，一条朝向“暖昧”的“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条通往世俗生活的“民间立场”，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两条道路都抛弃了海子孤独的歌唱和对乡土的缅怀。

自序 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顾城：黑色的眼睛

狭长贝壳里的梦与幻影

我的诗只发出小小的声音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诗歌万岁，诗人万岁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懂”与“不懂”

古怪的“弧线”

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周游列国

永远的“杀妻”之迷

利斧下的玫瑰

我知道永逝降临

诗人杀人犯

杀人是一朵荷花

顾城杀鸡

顾城与舒婷

顾城与北岛

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

海子：亚洲铜

十五岁的北大生

从《小站》出发

数字之争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火车载他而来，火车载他而去

抒情的两种面目

最后一首诗，最后一个海子

被自己否认的遗书

死亡细节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什么让他钻入车轮之下

诗人俱乐部的争吵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何入选语文课本

以诗换酒

离世之后的辉煌

海子的事与两封邮件

附录 与本书有关的一些名词

后记

永远的“杀妻”之谜

新西兰媒体报道了顾城和谢烨去世的消息后，天津《今晚报》在1993年10月11日进行了转载。文章援引新西兰奥克兰警方侦缉督察乔治·伍德的话说：“顾城的一名亲戚，上星期五在奥克兰附近的怀希基岛发现37岁的顾城吊死在一棵树上。他的妻子，35岁的谢烨，头部被一柄斧头击中。她被发现躺在一条通往附近一间偏僻房屋的小道上，当时她已奄奄一息，警方用直升机急送她到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太多，在一小时半之后死亡。……警方掌握的线索显示，他俩存在着‘婚姻不和’问题。……顾城用一把相信是斧头的武器袭击妻子。”

在事件发生前，顾城与谢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天作之合，彼此无法离开。如此恩爱的夫妻，突然发生命案，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这一点从案件发生后，顾工的言语中可见一斑：“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至今我都不相信。这孩子性格特别温和，待人彬彬有礼，那么谦恭，怎么会……他们两人又一直那么好，和一个人似的，在北京时就是出去打电话、上街买菜都手拉手一块儿去，别说让他们分开一年，就是分开一时都不行。……我至今认为他俩是天生的一对，10年来形影不离，10年，实在太短了，如果没有意外，他俩美好的人生会很长很长……”

作为顾城自小就十分信任的同胞姐姐，顾乡可以说是顾城和谢烨恩爱情感的最权威的见证人。在事情发生11年后，顾乡回想起往事，对弟弟袭击妻子一事仍表示难以置信。

2005年，顾乡在整理(《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都无法相信这件事情，一直到10月8日中午，弟在我这里向烨要了车钥匙去学车等她一起去搬东西看孩子的时候(刘春注：此旬以及下面个别句子似有些不通，但原文如此)，从他那里看不到任何日子将中断的迹象，他正在安排打算下边一步步的生活。事情突发在下午近4点的时候。弟来告诉我他把谢烨打了。他离世后，医生对我说谢烨会好的。烨经由直升机送至医院后晚7时略过竟亦离世。后‘斧子’传言极广。经警方检验，数月后排除了斧子与事件有关，并在我自北京返回前往时向我证实。警方不以为有确认其他器物的必要，因为两人均已去世。同时仍结论烨伤自顾城，因为我说顾城说他将谢烨‘打了’。”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顾城的诗》附录的遗书后，有一段“附注”：“此4封遗书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三木Sam)，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顾城4封遗书于当年12月22日由新西兰警方出示并当场复印送交各方，后经中国驻新使馆认证及国内公证。遗书上有陈XX及另一男子原名及身份。”

由此可见，顾城的举动很可能是受了刺激一时情急而伤人，而且所用的凶器不是斧头，因为警方最终也没认定凶器的类别。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仍沿袭世人已经习惯的“斧头之说”。

是什么让顾城举起手中的斧头?坊间传闻很多，但说法干差万别。

窃以为，可以从顾城与谢烨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找到蛛丝马迹。《英儿》一书中有如下简介：“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想建功立业，只想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小说的内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一夫两妻”同居一段时间后，一方面，英儿跟着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另一方面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顾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遗书，其中一封遗书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XX，在德国和一个叫陈XX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地毁灭我的生活。后来我爱木耳，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10月总第259期刊登的《顾城十周年祭》一文介绍，一个“住得离激流岛不算远，跟顾城、谢烨还算熟悉”的女诗人说，“那个下午，谢烨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要离开，那个德国男人马克，已经在附近等她了”。如果这个女诗人所言属实，那么，顾城在遗书中所写的“烨许多事一直瞒我”有一定道理。情急之下举起凶器，也就顺理成章了。P56-59

1

对于顾城与海子，相信即使平时不读书的人也不会陌生。他们“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关键词。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天才，英年早逝，诗歌广泛流传，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巩固……他们活着的时候，夹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始终无法适应生活与现实的规则。无论曾经辉煌还是长久寂寞，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写一本书，涂抹了诗人生活中的卑微与梦想、诗歌中的伟大与辉煌，澄清诗歌史上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同时顺便回顾一下自己的读诗历程，会不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

尽管顾城诗龄和年龄长于海子，成名也较早，但对于我来说，这两个诗人是同时进入阅读视野的。

1990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到位于都江堰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来自各方面的因缘让我由一个对诗歌怀有好感的小青年迅速变成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在此之前，我只买过余光中和席慕容的诗集，抄录过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也读过“相信未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根本弄不清作者是谁。引领我走上诗歌之路的是一个叫陈道谟的老人，他主持着当地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玉垒诗社”，社刊《玉垒》一度是国内非常有影响的民间刊物。大约是1991年3月，我在《玉垒》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晨歌”的小诗，自此和陈老有了联系。陈老出生于1919年5月4日，不知道是新历还是旧历，如果是新历，他就与五四运动同一天诞生。作为何其芳的学生，陈老也写诗，出版过诗集，但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影响，他的主要业绩是在退休后倡导诗歌活动。玉垒诗社团结了大量诗人，以中老年诗人为主力，有两个被认为是后起之秀的女诗人曾得到过著名诗人沙鸥的指点，但几乎不参加活动，因此，我这个来自桂林郊县的毛头小伙子常夹杂在一批皓首诗人之间，显得异常“青春”。《玉垒》的办刊取向和饱经风霜的老人的性格一样，宽容而温厚，这在“口号”横飞、“先锋”遍地的四川显得尤为另类。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有时候我会更珍惜“玉垒”的宽容，当一块土地上所有的诗人都以先锋为荣时，先锋也就不存在了，“保守”倒似乎更为可贵。

老人没有教我多少诗艺，却为我树立了做人的典范，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导师。也正是在他的包容和鼓励下，我身处众多老人之中却没有丝毫暮气。一连四年，我在玉垒山脚与老人们一起开会、朗诵、聚餐，目光却越过山上的浮云，与国内那些具有现代性的作品交集．

在那个时期，与全国大多数同龄诗人一样，安徽《诗歌报》对我的启蒙最大，她由对开的报纸变为24开、再变为16开的月刊，她的很多重要栏目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探索诗之页”、“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散文诗：如歌的散板”、“柯大夫诊所”、“现代诗歌技巧十二讲”、“诗坛三人行”……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当年的《诗歌报》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文学刊物。我对朦胧诗的了解主要依靠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和一些个人诗集，朦胧诗以后涌现的代表性诗人和评论家——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韩东、柏桦、李亚伟、萧开愚、宋渠、宋炜、翟永明、梁晓明、陈东东、柯平、周伦佑、杨黎、简宁、南野、唐晓渡、程光炜、燎原、陈超、陈仲义……大都是《诗歌报》“推荐”给我，并在《诗神》、《星星》和一些优秀民刊中得到互证和巩固。如果说上述诗人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榜样，“啥尔盖”、“德令哈”、“尚义街六号”是新时期诗歌的名址，那么《诗歌报》编辑部联系地址“合肥市宿州路9号”绝对是青年诗人心目中清晰的诗坛地标。源于这难得的“革命感情”，在后来的20年里，我多次搬家，扔掉了许多曾以为会收藏一辈子的图书和杂志，但朋友赠送给我的诗集和当年保存的一箱《诗歌报》一直保留着。

仅就海子诗歌的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报》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功劳都与此有关。在海子创造力最旺盛的1987年到1989年，当时风行全国的《诗歌报》却没有发表过海子的任何作品，甚至1986年秋天《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现代诗大展，展示了大量令人读了不知所云的“现代诗”，也没有海子的一席之地，只是后来在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才补上了海子的三首诗。但(《诗歌报》对海子诗风的推广功不可没——海子去世不到一个月，《诗歌报》就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海子的短诗《九月》，然后陆续大量发表类似于海子风格的作品，掀起长达数年的“麦地诗潮”。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1991年左右(《诗歌报》多次发表海子的同乡、安庆诗人陈先发的作品引起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陈的作品过于接近海子，不值得如此推荐，而《诗歌报》则力排众议，甚至以“编者按”的形式为陈先发“撑腰”。我们姑且不讨论当时的是非曲直，光看结果——在人们的赞扬与批评声中，海子的影响日益深入；陈先发也不负众望，诗艺日益精进，成为新世纪以来成就突出的青年诗人之一。

对《诗歌报》的阅读一度让我“轻视”北岛，认为北岛过时了。很多年后才醒悟，“Pass北岛”只不过是后来者谋求上位的一个手段而已。正如我在2008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里所写的：我愿意把“Pass北岛”理解为更年轻的一代在表达他们渴望超越前人而出人头地的良好愿望，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地超越，我持保留态度——你可以在嘴皮子上“Pass”，但你在诗艺上“Pass'’不了；你可以在诗艺上“Pass”但你的灵魂还不够强大。

而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国刊”《诗刊》，则告诉我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诗会”。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刊》，但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专号”是个例外，每年的“青春诗会专号”都让我如获至宝，大解、蓝蓝、张执浩、伊沙、叶舟、马永波、白连春等诗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却完全没有想到多年后，自己也有幸参加了这个盛会，成为他们的“学弟”。我还报名参加了《诗神》的刊授，诗人大解成为我的指导老师，记得有两次我交作业，大解的回信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大意是“你的语言和技巧都很娴熟，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之类。这封信，至今仍然存留在我书房里的一个小纸箱里。我在(《诗神》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干草》也是大解编发的，那是1993年第12期。后来，我把《干草》定为我的诗集《忧伤的月亮》首篇。而我的家乡广西，当时也掀起了一波波青年诗歌运动，《扬子鳄》、《自行车》、《新密度》等民间现代诗报相继创刊，我很快和它们的主办者接上了头……

后来我写《朦胧诗以后》和《一个人的诗歌史》，当年这份阅读和交往所积蓄的营养开始呈现。很多读者说我写的书能够读得下去，我想，那是因为我写下的都是带有体温的文字，所涉及的都是多年以来反复阅读的诗歌和诗人，都是我的交往、我的温暖或狂热的记忆。

3

除了时常参加“玉垒”的活动及对诗歌杂志的阅读，我还与当地一批青年诗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即使是在都江堰诗歌界，可能也没几个人知道一个叫毛建的人了，但是在二十年前，正是这个身材中等、面容黝黑的青年陪我一起尝试挖掘通往现代诗歌的秘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毛建、张起三个人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时常在一起讨论诗歌。

他们年长于我，一个是学校附近某工厂的职工，一个是我所在的学校的语文老师，对于我来说，亦师亦友。以目前的眼光回望当年，毛建的诗写得凌厉干练，最初那几年，他常常邀我和张起去他家玩，在逼仄的小屋里，这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张起时不时附和一下，我则基本插不上嘴，大部分时间只能乖乖地当听众。我注意到，毛建用得最多的词语是“解构主义”，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启智良药。还有“萨特”这两个字，也是第一次从毛建那里知道的，受其影响，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厚达六百页的《存在主义哲学》，但直到今天都没有读完。

聊完哲学，毛建会冷不丁地将一纸手抄的诗歌塞给我和张起。张起读后，说有的句子很好；我读不懂，但我知道这是新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毛建似乎是在学习于坚和韩东，还有尚仲敏。后来，毛建忙于改善生活，渐渐疏远了诗歌，并在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小餐馆，做学生的生意，我去那里捧过两次场，其中一次差一点喝醉。

张起家在都江堰，不住校，1993年深秋，我为了写诗，离开集体宿舍，搬到了学校分给张起的宿舍。这个宿舍在操场边的一座三层小楼里，小楼应该有好几十年历史了，很破旧，墙面的保护层大片脱落，露出暗红色的砖块。宿舍在三楼靠里的一间，要进入，得先左腾右挪，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上的众多杂物。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大操场，每天早上，我在雄壮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醒来，都会产生一种激动而内疚的心情，因为我不需要早起做操，尽管没有人明文给予我这个待遇。我在那张简陋的小床上，摆满了自己收罗到的各种中外现。代诗集和《诗歌报》、《诗神》等刊物，枕边还有一大沓白纸和几支铅笔，以随时迎接突如其来的灵感。顾城和舒婷的作品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就是在那个房间集中阅读的，此前我阅读过他们的作品，但还没有如此集中地遇见。当我从市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将满面尘灰的它淘出来，我有些颤抖，觉得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块金子。在同一个图书馆里，我还淘到过赵毅衡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选》，产生的是同样的感觉。

那个时候，在顾城和舒婷之间，我更喜欢顾城，他那灵性而干净的词句和梦幻般的意境似乎然地适合我这样一个正对未来做着美梦的小青年。而对舒婷的作品，我虽然也一首不落地阅读，却没有把它们作为学习的榜样。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舒婷的优秀，于是抓紧时间“补课”，在我看来，舒婷的诗歌有一种宁静的热烈和柔婉的固执，与她的为人相契合。这是人品与文品的完美交融，这种境界极其难得。我曾经想写一篇舒婷的文章，并收集了不少材料，不过一直没有时间动笔。

有一天深夜，我在孤灯下读万夏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读到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渐感周围空气的阴郁，正要熄灯睡觉，门外突然响起“咚咚咚”的敲打声，把我吓得头皮发麻，面色惨白。好在很快就听到毛建的声音。我打开门，毛建一如既往地大摇大摆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最近的诗很不错啊，但感觉还是不够犀利。那时候，我和毛建已经好几个月没联系了，而且当时我在当地已经有一点虚幻的小名声，对他的批评也没放在心上，只是随口敷衍着。现在想来，毛建是对的，直到今天，我的诗歌都没犀利过。  张起后来去成都大学当教授，早已停下诗笔，专心培养祖国的下一代了，间或写一些随笔。但在那几年，他写过两首令我和毛建眼红的作品。张起总是那么儒雅，说话做事不紧不慢，内心却极其热情。他没上过我的课，课间休息时间我常跑到教员休息室找他，偶尔他也会到我的教室门口走廊等我，目的只有一个：聊诗。我还常常去张起家蹭饭，他的父亲张天健是《玉垒》的副主编，唐诗研究专家，和我也非常熟悉。最令我羡慕的是张起的师承——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张起曾经是第三代诗人宋琳的门下弟子。我多年以来一直对宋琳怀有好感，除了因为他的独具特色的诗歌，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张起的老师。2008年，我的《朦胧诗以后》出版不久，突然接到十多年未联系的张起的电话，电话里的他仍然如当年般热情与真诚，仍然要和我讨论诗歌，说读了我的书，觉得这个研究方向很重要；某某诗人没内涵，只是语言漂亮而已，不应该写专论；以后我们可以合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让我的思绪马上回到了当年我们一起写诗的时光，似乎我从没有离开巴蜀大地。

除了毛建和张起，我还与当地的另一些诗人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比如都江堰卫校一个叫王河的诗人，他收藏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内蒙古版《诗选刊》，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间是感叹《诗选刊》的停刊。比如在某工厂当工人的吴先明，他以一手漂亮的散文诗为当地读者所知，看似文质彬彬的他有一个非常凶猛的笔名，那个字我至今也念不出来，据说意思是某种习惯在戈壁飞翔的猛禽。看来每个诗人内心都有一只飞乌，内心不飞翔的人，成不了好诗人。还有从重庆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省水电校任教的谢祥林，他刚来不久，就鼓捣了一张漂亮的校报，我在羡慕之余，向校团委书记建议在我们学校也办校报，被告知时机还不成熟。可惜水电校的校报只出版了两期就不知什么原因停止了。

通过谢祥林，又认识在四川什邡当兵的青年诗人李海洲和在重庆师范学院毕业留校的刘清泉。李海洲只比我大一岁，刘清泉比我大两岁，但他们诗歌语言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老辣，那是一种令人倾心的唯美，非常适合我那个年龄段的读者。那两年，他们都在《诗歌报》上发表了作品，令人看了眼红。李海洲每次从部队偷跑出来，我们都要聚在谢祥林的宿舍彻夜谈诗。通过他们，我和四川达县《巴山文艺》的一位编辑有了书信联系。《巴山文艺》的诗歌栏目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辉煌，曾发表过包括海子在内的不少第三代诗人的作品。我用当时流行的方格稿笺抄了几首诗投稿过去，编辑回信说他刚刚调走，诗歌自然就没被采用。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李海洲讲的一个故事：李亚伟刚“出来”不久，李海洲去看他，两人各自买了一件衬衣回来后，躺在床上，突然不满意起来，于是把新买的衬衣直接从窗子扔了出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假，但它让我从此对李亚伟产生了好感。若干年后我和李亚伟在一次活动中碰面，果然一见如故。

对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阅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有几个月，我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了一大批好东西：《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原件、由‘c大展，，作品汇集并扩充的“诗坛红皮书”、《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探索诗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灯心绒幸福的舞蹈》、Ⅸ美国现代诗选》、《聂鲁达诗选》……读得如饥似渴。同时，每月准时跑到位于都江堰幸福路的邮电局购买诗歌刊物。从1990年到1994年，我阅读的诗歌数量可能会令很多同龄人震惊。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几乎所有代表性作品，以及昌耀、周涛等无法归类的诗人，我都如数家珍，甚至四卷本的《何其芳文集》我都“钻研”过并记下了一大本笔记。加上大量外国诗歌的营养，我的内心像吃了催长素一般，突然“肥胖”了很多。直到今天，我都在吃当年的“老本”。

4

在我当年的阅读的中国诗人中，朦胧诗的北岛、顾城、杨炼和第三代的西川、于坚、韩东、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李亚伟等人是重中之重，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在刊物上或者书籍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足以令我放下手中的任何事情。这样使我在新千年后写《朦胧诗以后》和《一个人的诗歌史》变得顺理成章。

接触作品的先后，直接影响了我对诗人的整体印象。比如北岛，我在最热爱读书的年龄读到的是(《雨夜》、《结局或开始》，而不是《回答》，于是我根深蒂固地把北岛当作一个内心温暖而坚定的诗人，而不是高喊“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斗士。在作者的姿态上，相比《回答》的慷慨激昂，我更喜欢《雨夜》和《结局或开始》中的那份委婉、冷静与坚决；在语言的弹性上，我也更喜欢后者的舒缓与开阔，而不喜欢前者的紧张和直接，尽管前者比后者著名得多。再如顾城，我最早对他产生深刻印象的不是《一代人》，而是《等待黎明》、《风的梦》、《早晨的花》。这几首诗和北岛的《雨夜》和《结局或开始》似乎都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6青年诗选》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诗集》里读到的，当我读到钢琴旋律般优美的文字，内心的触动远远不能用“震撼，，来概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似乎一个混沌中的人突然受到了天启，似乎一个浑身泥泞的人突然干净起来，似乎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清香飘逸向至……总之，自己的情绪和身边的环境变化了。这几首诗，在书中，是那么独特，那么明净，那么切合一个青春少年的浪漫情怀。源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后来我再读顾城的其他作品，哪怕是他最著名的《～代人》和备受争议的《弧线》、《感觉》，都不能淡化《早晨的花》的美感。那真是一首诗就能影响一生的年代!

对海子的接受过程也有些类似。在我稍微比较正式地接触现代诗时，海子刚刚卧轨自杀不久，因此，最初我不知道海子生前的落寞，只知道海子是一个死后很红火的诗人，诗歌界涌动的cc麦地诗潮”，海子是源头。当时大量青年诗人在模仿海子的风格，“麦子”、“王”、“黑暗”、“土地”在几家青年诗歌刊物随处可见。作为初学写诗、正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年龄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诗歌笔记本上涂满了海子般的忧伤与绝望。幸运的是我没有长期沉溺其中，这也许与前面提及的我对北岛、顾城的最初印象相似，我最初接触到海子作品不是那些情绪化、唯美化的篇章，而是《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这种有点怪异的作品。紧接着读到的是《亚洲铜》，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觉得它风格有点怪，句子忽长忽短的，而词汇像顾城。我还在《探索诗集》里读到了一组海子的“探索诗”，也不甚喜欢。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海子仅仅是我关注的一部分，那一代诗人中，除了海子，还有很多风格迥异的优秀诗人，更不要说艾略特、布罗茨基等外国诗人的冲击了。2001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高中课本后，一个媒体朋友请我撰文发表意见，我表达了谨慎的肯定态度，既赞成它的入选，也为其他诗人的诗歌没入选而遗憾。

真正关注海子，是2004年左右的事了。那一年，海子突然唤醒了我的感觉，我对他的诗产生了重新阅读的愿望，于是，我找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子的诗》，慢慢翻看，然后把自己的零星感受记录下来。这些感受和几年前对海子作品入选教材的讨论文章一起，后来成为那篇关于海子的长文的基础。现在想来，也许这20年间我对海子的“盲目崇拜一冷落一关注”的态度变化，与自己心理成熟的过程有关，也与个性的变化密切相关。年少时喜欢从众、随大溜儿，看到一样东西被很多人追捧，便也跑上去凑热闹，实际上并不了解那件物品价值何在；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稍微丰富，便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盲目，于是抽身出来；长时间的冷静思考之后，终于看到了对方的特殊之处，自此有了深度介入的兴趣。

作为后来者，我没能亲身经历朦胧诗地火蔓延般崛起和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的浪潮，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对我来说，都是同一时间段目睹的纸上文字，这令我产生“晚生了几年”的慨叹的同时，也摆脱了局中人的盲目与主观；对这段历史，我没有过多地局限于某些流行论点。

在今天，我越来越认定顾城不是“朦胧诗人”，相反，他是一个被“朦胧诗”的招牌遮蔽了的“清新诗人”。在朦胧诗盛行的年代，顾城符合标准的作品其实很少，人们将他列为朦胧诗的代表，只能说明历史常常发生误会，以及学者们过于懒惰与草率。倒是朦胧诗式微后，顾城反倒逐渐“朦胧”起来，很多作品都变得生涩、难以进入。用顾城的说法是，他的写作达到了“文化”和“无我”的境界，可是，诗歌是语言和心灵的艺术，必须以诗人丰富的“自我”来感知，如果诗歌是在展示一个“无我”的“文化”，其灵性就会大打折扣，语言飞不起来，就会缺乏鲜活的气息，不再荡气回肠。因此，对于顾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除了(《墓床》等有限几首，其他的我只能寄希望干自己好好调整角度，尝试去接受。

同样，顾城也远不能用“童话诗人”来概括。所谓“童话诗人”这个称谓，至多只能概括1983年他结婚之前的创作，此后，顾城的诗歌不再“童话”，或者说在1983年后，顾城的“童话”只对他的生活中的某些行为有效。他是一个复杂的诗人，甚至可以称为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也是最符合我们传统的“天才”标准的诗人。顾城的作品，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他从寂寞中走向辉煌，又从辉煌中抽身，重归孤独，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选择，更反证了一个巨变的时代对纯粹诗心的冲击和碾压。

顾城在37岁离开人世，已足以令世人唏嘘，海子更甚，刚满25岁就结束了自己，比顾城整整少活了一轮。与顾城不同，海子没有享受过成名的辉煌，也没有理解自己的妻子和女友，他在孤独与郁闷中写作，又在绝望与无助中走向人生终点。当他平静而坚决地躺在冰凉的铁轨上，他肯定不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昭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另一个时代的帷幕。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海子自杀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和顾城一样，海子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几乎在当代不可能发生的传奇。海子去世后，学院内外对他的研究开始展开并逐渐深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为海子的粉丝。这是对一个寂寞的诗人迟来的掌声，时间在证明它的公正与公平。

5

关于顾城和海子这两个诗人的文章，曾经收录在我的专著《一个人的诗歌史》里，但那毕竟是一个系列著作，展示的是一大批生活状态各异的诗人生活经历和创作成果，而顾城和海子因为拥有诸多共性，非常适合放在一起讨论，于是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原作进行增补和修订，最终形成目前这本小册子。

在最后交稿前，我再一次认真地阅读了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应该说，我要表达的，书里已经涉及了，但我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两个天才，一个已离开了整整23年，一个也近20年，他们却仍然在被人们惦记，似乎他们仍然活着，仍在我们身边。作为后来者，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感到了他们发出的无形压力。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两篇文章、不厌其烦地推荐两个早逝者的诗歌?甚至其中一个还担负着“杀妻”的骂名。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孤单的个体，而代表着一类人、一种命运，他们的作品也在丰富着一类人、一种命运。在这个任何行为、物品，甚至思想都可以用人民币来衡量的时代，诗歌的荣光早已被世俗的尘埃遮蔽，诗人成为某些人嘴角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一撇。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风中的吟唱、雨中的呐喊，那些铁屋里的冥思与彷徨，被判定为不合时宜，备受嘲讽。坐在前排受到追捧的，是整齐划一的步伐、受到蒙蔽的眼睛和被包装出来的偶像。

是的，诗歌的黄金时代逝去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庸常的现实生活，哪怕你真的是天才。可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怎么能不保留一份柔软、一份高傲、一种看破尘嚣的自若?顾城说过“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心怀诗意的人可以像蝼蚁般平凡而渺小地活着，但他的内心必定光芒万丈，在缪斯的眷顾下，美如神灵。而顾城那句“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不正是“生如蚁，美如神”的完美注脚吗?

同样，我愿意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这项琐碎的工作，为一首诗的某个意象和词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也不仅是为了让人们读懂诗人、普及诗歌。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有的人从技巧上和内容上都掌握了某首诗的意思，但也仅仅停留在“词句”的层面，对于诗人幽微的精神之境，他们永远无法进入。就像有些作家，他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都能一挥而就，不费功夫，而且想象力不错，语言技巧可圈可点，让你一下子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琢磨起来，你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什么?人味。

不管是什么体裁，什么题材，优秀的文学作品书写的都是人生——不仅是语言技巧传达出来的“主人公”人生，还有文字背后时隐时现的作者的人生，更是某个群体的人生。优秀的作品，无一例外在生活的历练与煎熬中炼成。写到一定的层次，每个字都是血泪。如果你读顾城和海子的诗歌，只看到那些欢快的词汇：花朵、露珠、小草、阳光、大海、春天、幸福、温暖、灿烂……你就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读者。实际上，文字下面涌动着一条悲伤的河流。这条河流，在诗歌里流过了屈原、李白、杜甫，流过了柳永、李煜、李清照，流过了艾青、穆旦、昌耀，同样，也流过了顾城和海子……不管是创作于哪一个年代，采用哪一种风格，任何一首好诗，都暗含着悲伤的底蕴，都掺入了作者的体温、汗、泪和血。读着它们，能够透过文字看到鲜活而具体的生活细节。所以，欣赏文学作品，最终的目的不是掌握语言技巧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而仍然是透视人生和命运，并从中学习怎么生活，怎么做人。

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包括顾城和海子在内的所有诗人的创作，以及这本书，不过是从文字到人生、从“蚁”到“神”过程中的小小努力。

本书收录的两篇长文，大约是从2002年开始动笔的，由起初的两三干字慢慢充实到目前的四五万字，整整花了10年时间。在此期间，一些片段或未定稿曾零星地发表在各种纸版和网络媒体上。相对比较成型的版本刊登在《读库》2009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当时每篇已有近三万字，这个版本随后收进了拙著《一个人的诗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图书出版后，我又将这两篇文章各增补了近一万字，收录在同年12月出版的增订版中。

应该说，《诗歌史》增订版已经是遗憾较少的版本了，而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还会产生进一步增补的冲动——从今年4月开始，我对这两篇文章再次增添了一年多的思考成果，主要是分析了对顾城新婚后的创作心态，介绍《风的梦》、《等待黎明》等重要作品；增强对海子的第一本诗集《小站》的评介，详细解读海子最重要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完整展示海子的遗书，其他一些细节和数据也有所改动。十年来的反复修改、充实的经历再一次提醒我：顾城和海子是写不完的，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本书引用的很多材料，都是相关作者的心血，没有这些材料，本书肯定不可能血肉丰满。这些作者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书中，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顾城的姐姐顾乡和海子的挚友西川，在我撰写《一个人的诗歌史》时，他们都无私地给予了支持，现在这次修改，也主要得益于顾乡编选的两巨册《顾城诗全集》．和西川编选的《海子诗全集》给我的触动。还要感谢素不相识的胡少卿先生，他发表于《南方文坛》上的文章《谁会感到不安?》，提醒我回过头来集中阅读了顾城新婚期间的诗歌作品。

因此，这本书虽然具有很强的私人性质，但是在材料的搜集和选取上，吸取了很多人的工作成果。希望读者读了本书，在看到一个“刘春眼中的顾城与海子”的同时，也领略到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两个诗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修改这两篇文章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我回顾了自己最初接触顾城与海子作品时的生活和阅读状况，并形成了文字。在本书确定出版后，我把这篇文章略作修改，作为本书序言。读了它，或许有助于理解我在书中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部分。

这是我很珍视的一本书，此前曾有几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过出版事宜，但是我一直在犹豫之间，因为对不熟悉的出版人放心不下。直到有一天聊天叙旧，老朋友林东林说他可做这本书，另一个朋友刘文莉也表示鼎力支持，我的疑虑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他们是了解我的人，也是理解我的人，《一个人的诗歌史》最初的出版就是前者策划，而后者则在该书宣传推广上付出了心血。

高山流水，琴音佳耳。也许，我的书稿就是在等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