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具有真实性、文献性、知识性、励志性。

朱德渊、黄耀、彭云华编写的《钱三强》以直观、生动、形象的文字，以及多幅具有代表性和史料价值的珍贵图片和手稿，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我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钱三强在科学的道路上踏实攀登、无懈追求的故事。

朱德渊、黄耀、彭云华编写的《钱三强》以直观、生动、形象的文字，以及多幅具有代表性和史料价值的珍贵图片和手稿，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我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钱三强在科学的道路上踏实攀登、无懈追求的故事，《钱三强》表现了他毕其一生为我国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人杰地灵的湖州和绍兴，算得上是江南文化高地上的两颗耀眼之星。据研究者对先秦以来杰出学者籍贯的统计，在全国四百多个城府中，人口不算多、地域不很辽阔的湖州和绍兴，分别位列第十和第六。仅明清两朝，所出进士中湖州有444名，绍兴有610名；绍兴在明清时期出巍的人物达21名，位居全国第四；湖州在清代出状元6人，位列全国第二。因而，绍兴和湖州自古都有“人文甲天下”之美誉。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世居湖州钱家浜，出生于绍兴城，所以他自称有两个故乡。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农历癸丑年，牛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是钱家的第四个孩子，父亲钱玄同给他起名为“秉穹”。钱玄同是个音韵学家，有子女六个，但有的幼年夭折，仅存秉雄、秉穹、秉充，其名都押“东”韵。

钱玄同，也非等闲之辈，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受章太炎、秋瑾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学成回国后在原籍湖州．中学任国文教员。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厚、造诣高，后受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任教授，教授语言文学、音韵学、训诂学。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之一，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创办了当时引领新文化潮流的杂志《新青年》，并担任编辑。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是由钱玄同组稿并编辑发表的。自此以后，鲁迅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作品，成了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称钱玄同为益友。

而秉穹的母亲徐始贞，是清朝举人徐树兰的孙女。她自幼随父在自家的藏书楼读书，后又到上海读中学，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新女性。

在这个教音韵学的教授家庭里却思想开明不守旧，作风民主不压抑。家里成员，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可以直言所思，平等相处，互相尊重。钱玄同竟然称自己的儿子为‘‘世兄”。语言学家黎锦熙所著《钱玄同先生传》说：他的‘小世兄’初入小学时，他在外常打电话到家里问问，才放心，总怕他在路上被人家的汽车压坏了。”

父亲给初识字的孩子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还不时地从书店里选购一些好的连环画回家。他在繁忙的教务工作之余，还抽时间给儿子们讲故事。那些故事常常让似懂非懂的小秉穹听得入神。

在教育孩子上，钱玄同吸取自己儿时被父亲严管背诵《尔雅》、《史记》、《汉书》之苦的教训，予孩子们以宽松阅读自己爱看的书的自由，这是秉穹兄弟的幸运。他们从而读过杂志《小朋友》、《儿童世界》、《新青年》、《创造季刊》、《语丝》，读过古典小说《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还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外国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在钱玄同辞世后，钱秉穹的大哥和五弟共同撰写了纪念文章，讲到从小阅读的好处：“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对于接受先进思想，不保守，对于写作有一定的帮助。”

秉穹对《鲁滨孙漂流记》印象最深刻。书中许多情节，让他终生难忘。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常以作品主人公不被困难压倒的拼搏精神来鼓舞自己和与之工作的青年。

秉穹自幼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有哥哥秉雄的呵护，美好的童年塑造了他豁达、宽厚、坚强、直率的性格。P1-3

2001年，北京申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我住在北京木樨地中联部高高矗立的三座塔楼之一的南塔楼的高层套房里，工作地点在中关村双清路清华大学出版社学研大厦的507室《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编辑部。当时507室尚有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在那里上班，所以我大多数时间是把工作拿回住处来处理，而出版社那里实际上只是收稿件的地方了。

当年要出《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那样一本书，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要采访的科学家几乎都是成就辉煌，得过各种奖项①的卓越科学家，还有一部分是小行星以之命名的科学家，或曾经为政要的科学家。他们都很低调，一般不接受采访。面临这种情况，我亲自向时任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汇报工作的难度。

路院长是曾留学德国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科学专家，他的液压科技发明有18项获欧洲专利。他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说：“在我国对科学家的宣传是不够的，你们的工作很好。”他叫来秘书说在编委会里补充一些两院同志一起工作。于是编委会里有了路院长的秘书潘教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前任及当任局长何仁甫、陈丹，中国工程院前秘书长葛能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的秘书戴明华。

编委会每周一次例会在中关村金白领酒店举行。大家都很积极地参加例会。如《科技日报》资深记者郭梅尼虽住很远的三里屯，但却从不缺席例会。就这样工作顺利地展开了，我们分工采访科学家，采访档案由几个增加到三十多个，．而后又增加到五十多个……一年后竟达到九十三个。一些极其珍贵的图片，连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同志都未见到过的，也征集到了。越是深入采访越发现有丰富的内容、精彩的回答，这让我们感到似乎是挖掘到了一座新闻富矿。有的科学家被我们多次采访，比如住中关村14楼的钱三强与何泽慧院士的家，我们前前后后跑了6次，还多次与他们在北大任教的女儿钱民协电话联系。每次采访我们都有额外的惊喜。  更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编委会委员之一的葛能全同志曾任钱三强秘书16年，他的著作中就有几部是写钱三强的。我们在一起开编委会，常从他处得知钱三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令编委会同仁兴奋不已。

待《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正式出版发行后，我曾多次想到写中国“三钱”或“钱三强”。当我把已出版的《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送给何泽慧，再一次与何泽慧见面时，提起要写钱三强，何泽慧与钱民协都十分支持，并赠予我《钱三强文选》。

到2010年十万字的初稿出来了，可是北京一位作家所写的关于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故事，因内容有重大错误，经何泽慧及子女们提出后，此书从全国各书店下架，并等待处理。

鉴于我参考的文献中也有这位作家的东西，为此我决定推迟出版，把文稿发给北大的钱民协教授①和在日内瓦搞科研的钱思进教授。钱思进教授满腔热情地从头至尾审阅了我的稿子，诚恳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令我深感推迟出版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在对文稿作了大量的增删后，再次发给钱思进教授。

一天接到区号为“010”的电话，是钱思进教授打来的。他说他刚从国外回京，下飞机不久。这次的稿子应该是可以的，他改了一些，发给我看看。我能得到他的认可，十分高兴。他科研重任在肩，于异邦之地，花这样大的工夫为我改稿让我甚为感动。我第二天即飞往北京，在和平饭店请钱民协教授、钱思进教授并钱永刚教授一起进餐，并进一步商讨稿件内容。这一次我收获很大，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后钱民协夫妇、钱思进夫妇在中关村‘‘欧美汇，吴地人家”请我共餐，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我更有信，因为他们总是肯定我、鼓励我，让我能下决心把书写好。

但是此书稿在出版之前一定得给曾经与钱三强共事多年的葛能全过目，因为他是目前对钱三强了解最多、最全面的人。中央电视台每次报道有关钱三强的历史资料都要让葛能全评说。他在中央电视台多次出镜，连聂力、丁衡高f电f门组织的欧美同学会好多事都让他参与策划。

当稿件寄给葛能全后，在这样一位可以说研究钱三强最权威的人面前，不知他对它作怎样的评价，能否通得过他的审阅，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几天后带有“010”区号的电话打来，是葛能全的声音。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老朱，我支持你写钱三强。”他说他通读了书稿，应该说大的问题没有。我说：“葛秘书长，您就别客气了，您就大刀阔斧地改吧!”他说，也没有多少要改的，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又主编了《中国当代杰出科学家选》，基本功还是有的，我只是给你改写了开篇第一段，能用否，供你参考。”

后来稿子寄到，我一看开篇，确实改得太漂亮了。要知道一本书、一篇文章第一段何等的重要，自不必赘言。

葛能全同志还叮嘱我说：“你的书在成都出版就好，四川教育出版社就是很好的出版社。”

想到我过去舍近求远，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书，虽然大家配合默契，但毕竟太远，我经常为一点小事乘飞机过去，确实不方便。于是我与四川教育出版社联系，结果四川教育出版社欣然同意为我出这本书，令我非常感动。

此书出版在即，我要感谢四川教育出版社，感谢已故何泽慧院士和钱民协、钱思进两位教授对我的帮助，感谢葛能全同志对我一贯的支持。

朱德渊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