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译稿到了编辑手里，前前后后不知经过多少工序，终于印成书出版了。虽然主要是译者的劳动成果，但编辑也在上面花了自己的心血，也有他的一份劳动成果。所以，每看到自己经手的一部书稿变成书，总有一份喜悦，一份成就感。

《为他人做嫁衣：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是一个三十余年躬耕于出版事业的老编辑周颖如的点滴记录。从1959年到1991年退休，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致力于搭建西方学术经典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

《为他人做嫁衣：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是一个三十余年躬耕于出版事业的老编辑周颖如的点滴记录。从1959年到1991年退休，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致力于搭建西方学术经典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在闭塞、书荒的年代，她和其他许多有名无名的英雄一道，箄路蓝缕，开出了涸续至今的学术品牌，也点亮了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皓首回望上个世纪，没有硕果累累的骄傲，却是甘为人做嫁衣的平和淡然。

《为他人做嫁衣：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的作者周颖如是商务印书馆编审。

序

上篇 编辑

1 出版社是个大学校

2 怀念我们的老总编陈翰伯同志

3 我在历史编辑室的工作

4 与译者交朋友十

5 几部书稿的编辑小记

6 “文革”后期出版社头头们怎样看待

译稿编辑工作

下篇 翻译

1 从事译稿编辑工作的体会

2 正确理解英语词义

3 语法分析有助于正确理解原文

4 也谈译文的信、达、雅

5 历史著作翻译中的文化、背景知识

后记

编后记

1966年6月，在河南安阳和林县搞“四清”运动的商务印书馆的大批编辑和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命令，全部撤回北京，说是要参加运动。到达北京，刚下火车，来接我们的总编室秘书就凑近我耳边悄悄告诉我：“陈翰伯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位那么好的领导同志怎么突然成了“走资派”？我脑子“嗡”地一下，转不过弯来！我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但又不敢问、无从问，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陈翰伯同志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横遭批斗。我们这些曾受到他培育教导的人，也不得不违心地举手跟着喊打倒他的口号。这些年想起，内心总感到歉疚不已。

陈翰伯同志(1914—1988)把一生奉献给党的新闻出版事业。正如他自己在简略的自传中所说的，“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解放前，他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办报，以“梅碧华”等笔名写了不少文章，不但在新闻战线上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而且广交朋友，培育了不少人才。解放初期，他调入新华社，率先办了几期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为党培养了大批新闻、宣传战线骨干人才。后来调入中宣部任宣传处副处长，主编过《学习》杂志。1958年他奉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兼总经理(1958—1970)。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老的出版社，成立于1897年，曾经在出版事业上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在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业务紧缩。公私合营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京，并人高教出版社。50年代后期，国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开始开展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上级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规划，决定恢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块老牌子，分工承担这两个任务。商务负责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编辑出版中外文辞书。

陈翰伯同志接手后，就全力以赴投人工作，广泛联系学术界，着手制订出版规划，罗致人才，提高老中青编辑对这一工作的认识，注重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尤其关心和培养新从高校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编辑，使商务的编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业务蒸蒸日上。商务印书馆得到复兴，为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至今，我们当年在陈翰伯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老同事们在一起谈起他时，总是怀着敬爱和怀念的心情。我是1959年调入商务的，作为一个普通编辑，跟他接触不算特别多，但感到自己虽然从事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却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像陈翰伯同志这样，把全部精力投在商务印书馆以至整个出版事业上，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只知奉献、从不索取的领导。以下是我的点滴回忆。

陈翰伯同志在重新组建商务之际，就已着眼于如何开拓商务的编辑出版业务。他认为编辑队伍的提高和壮大是开展业务的当务之急。首先，他可能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业务了解不深，而编辑们知之更少，就号召并带头学习“四史”，即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在他的带动和提倡下，各编辑室和组的编辑们也根据自己的分工范围选学一门专史，这样就能对所分工的业务范围和背景知识有个大致的了解。按陈翰伯同志的说法，这叫做“便于摸门牌号码”，有利于引导编辑们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原著和作者的背景情况，从而解决问题。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要处理大量的书稿，但编辑的水平不见得比译者高。陈翰伯同志除了号召学“四史”外，还非常关心编辑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编辑往往易于只埋头业务，他常提醒我们要“抬头走路”。他不但自己常给我们作政治、时事形势和如何对待出书工作的报告，还经常请外面的学者、专家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其中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学者、掌管宣传工作的官员，也有出版界的老专家、老前辈……这些报告既有助于我们对书稿中的政治、是非问题初步作出判断，又使我们从老前辈、老专家多年工作的心得和经验之中得益匪浅，提高和改进了业务能力。陈翰伯同志还常提倡我们在业余时间自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一段时期，他要我们每星期填交一份读报表，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填写，然后大家传阅，互相交流，促进学习。

陈翰伯同志也号召我们注意练笔。60年代初期，“极左”的思想已越来越浓，业余搞翻译被视为“搞自搂”，一般不提倡。但当时商务开始编辑出版吴晗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同志就建议大家认个选题练练笔，有几位编辑响应号召认了个选题。小丛书一本只有两万字左右，但既然认了选题，就必须围绕该选题的内容和主题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构思，反复修改，直到通过被采用。这是名副其实的练笔，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陈翰伯同志尤其关心和培养新从高校毕业分来的青年编辑。他专门将他们组成一个翻译小组，每个人练习翻译一本书；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当老师，一对一地指导，并最后校改；还指定专门的人辅导他们学习马列理论。经过两年左右的培养，青年编辑具备了一定的笔译能力，才分配到各编辑室去进一步学习书稿编辑。青年编辑就这样逐步成长起来。当时我对于他们有这样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很是羡慕。其中一些一直留在商务工作的青年编辑，后来都成为业务骨干。

就这样，陈翰伯同志在商务采取各种措施，使中老编辑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青年编辑也有学习锻炼的机会增长才干。像他在过去一些岗位上培养了许多青年人一样，在商务十二年(实际上是八年，后四年是“文革”)中，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业务骨干。

陈翰伯同志很注意培养我们编辑出版人员成为自觉的、责任心强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他谆谆教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对祖国文化建设的意义，还经常叮嘱我们不能忘记广大读者。他说出书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因此处理书稿时要时刻想到对读者负责，要注意书稿质量，意识到如一时疏忽、出点差错就会给读者造成很大的影响和损失。商务的中老年编辑们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工作就更加起劲了，处理书稿也更认真负责，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为了开展业务的需要，陈翰伯同志很注意充实扩大与商务出版业务相适应的编辑队伍，多方设法罗致人才。在使用人才上，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和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私下谈论，说不少有才干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被挂起来不用，有的甚至下放到农场劳动或关进牢狱，很是可惜。他认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只要把问题说清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就应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在商务，不少老知识分子得到重用，担任编辑室领导，不少旧社会过来的人员也得到适当的工作安排。60年代初期，上面有开始逐步为以些被错划为“右派”者摘帽的政策。陈翰伯同志就派人到东北和其他地方的劳改农场，挑选了一些符合商务需要的专业人才，把一些第一批摘帽或即将摘帽的所谓“右派”调来商务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说这是“人弃我取”。“文革”中他被无限上纲，批为“招降纳叛”、“搜罗牛鬼蛇神”等等。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些人后来不仅成为工作中的骨干，有的还担任了编辑室主任。P9-13

本书作者周颖如女士，是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的编审。

周女士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修英美文学。1949—1956年被调进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苏友好》杂志任编辑，所学英文用不上，后来只好进夜校学俄文。经一年余的突击学习，周女士粗通俄文，能筛选俄文资料，为《中苏友好报》编译文章。1956年调入中宣部《学习译丛》编辑部，从事英、俄文理论文章翻译。1959年调入1958年后刚恢复业务的商务印书馆，从事外国史译稿的编辑加工工作，直到1991年底离休。1984年周女士还曾被外交部借调，赴日内瓦工作，任联合国裁军会议文件审校，职务是专家最高级。回国后，同年被选为英国史学会理事。2002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

周女士在商务印书馆共32年，但实际做编辑工作的时间可能连20年都不到。年轻读者有所不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上山下乡劳动、长期停产搞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等等，造成编辑出版业务实际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虽然真正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经她手组译、审校出版的史学名著甚丰，计40余部，2000万字左右。如《罗马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光荣与梦想》等(详见本书)。

周女士的译作(独译或合译)，主要有《通向珍珠港之路》、《林肯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新史学》(2009年版)、《现代世界史》、《思想自由史》(即将出版)、《南斯拉夫与新共产主义》、《托派第四国际》、《革命的哲学》等；著作有《彼得大帝》(属于《外国历史小丛书》)。

作为编审，周女士的业绩在诸多同事中是比较突出的。她发稿量大，编辑加工的译稿质量高。分析原因，首先是，她对出版物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心中总装着“对读者负责”的想法。“甘心情愿为他人做嫁衣”，是出版界的一句铭言。当时在书的版权页上是不署编辑名字的，编辑需不计名利，甘心做个无名英雄。有了这种精神，那么为提高译稿质量所需的方法、手段，勤奋、钻研精神都会派生出来。笔者是周女士的同事，同是1959年进入商务，因此对她有所了解。

周女士在本书中着重谈的，是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加工史学名著译稿的经历、经验和体会。她认为，一个胜任译稿编辑加工的编辑，不仅要对有关外文和中文有一定的修养，还必须具备有关专业知识。同时知识面一定要广，懂些杂学，善于查考各种参考书、工具书。但个人的知识毕竟有限，编辑必须具备虚心请教的态度，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就近请教本社的有关专家，还应向学术界学者专家求教，帮助解决疑难。

周女士主张，译稿编辑自己也应练笔作些翻译，尽量多取得些翻译技巧等经验，以利于审校译稿。周女士在工作后期作有一些审稿笔记，本书有一半篇幅举了不少生动例子谈翻译问题，都会留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读周女士的经验谈，一定会获益匪浅；借鉴周女士的经验，在工作中一定可以少走弯路。

周女士在工作回忆部分，专写了一节来颂扬1958年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编的陈翰伯先生。1958年后，由于陈翰伯先生才华出众的领导，为推进商务文化出版事业投入的全部精力，从不为个人追名逐利、却为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付出的大量心血，商务的出版事业得以复兴和发展。在商务工作的人，对他均有口皆碑。陈翰伯先生对商务、对整个出版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必将名垂青史。

吴衡康，原商务印书馆经济编辑室主任

2011年4月

这本小书的写作，前后历时一年多，我也因之而与周老相识、相熟。周老为人极是谦和，对我这个小辈和出版界的后辈，亦是从不摆架子，平等坦诚地交流。我由此得以全程参与本书的构思成型，并且，逐渐地接近那个知识饥渴、信息闭塞的艰难时代，一群年轻或年老的编辑，筚路蓝缕，努力开出一片思想疆土的足迹。

如周老所告诉我，她在商务印书馆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91年退休，距离如今也不过是十多年的时间。但出版界的变化在这些年里可谓日新月异，许多地方更是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与周老的交流，我不会明白，许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做法，背后却也有着鲜为人知的曲折。就比如稿费制度和作者署名权，在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文革”期间却曾经被取消。无怪乎以前所出的许多译著，往往都只标出某某翻译组译，只有集体译者名。而责任编辑署名的制度，原来也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的。

与现在的编辑相比，周老那个时代的编辑条件无疑要艰苦得多。不说政治条件的重大干扰(书中部分内容便有涉及)，光是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资讯不便、一切全只能凭借编辑的人工和大脑来工作，就足以让今天的许多出版界从业者慨叹不已。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出版《光荣与梦想》时，为了一个我们今天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查到的“转诊医生”，周老却踏破铁鞋。由于国门已经封闭二十余年，对国外的发展变化产生隔膜，也不熟悉国外的新词汇语言，她问遍专家学者，却是一无所获。最后，无计可施的她却是在公交上，偶尔与一位医生提起，方才有意外之喜，得以澄清困惑。以前只听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会反复斟酌推敲，却未曾想到，当时的编辑为了一个译名，也会有着如此的执著求索。

今天的出版条件和过去已经有了许多的不同，有些过去必备的技能在今天不是那么重要，而又有一些新的技能需要编辑掌握。但看看这位上个世纪老编辑的点点滴滴，我们是不是会发现，过去的有些东西并未因时代而褪色，仍然需要我们坚守呢？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