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斯文不如扫地；据说，师道不再尊严；

据说，北大没有秘籍；据说，大师只是传说。

那么，一介布衣，三年偷学，能否取得真经？

《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由于仲达所著，偷学18位北大名师，钱理群、陈平原、陈晓明、李零、何怀宏、周学农、朱良志、楼宇烈、叶曼、吴晓东、圣玄法师、陈鼓应、王博、杨立华、吴玉萍、曹文轩、孙郁、高远东——练就学术上的18般武艺。

《北大偷学记(一个民间学人的北大三年)》由于仲达所著，偷学18位北大名师，钱理群、陈平原、陈晓明、李零、何怀宏、周学农、朱良志、楼宇烈、叶曼、吴晓东、圣玄法师、陈鼓应、王博、杨立华、吴玉萍、曹文轩、孙郁、高远东——练就学术上的18般武艺。

前 言

周学农：“农哥”淡泊有禅机

朱良志：一潭明月钓无痕

楼宇烈：燕园一老

叶 曼：“我愿死在讲台上……”

陈平原：压在纸背后的“人”

陈晓明：半张脸的批评家

吴晓东：坚守文学的宁静

李 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圣玄法师：从“空”中看到“妙有”

何怀宏：直面人类最悲惨的思想

陈鼓应：方外与方内之间的挣扎

钱理群：我们的“老钱”

王 博：生命的安顿

杨立华：醒觉的儒者

吴玉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人”

曹文轩：在唯美与矫情之间

孙 郁：一个有性情的学者

高远东：“奇怪而高的天空”

朱先生认为，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老子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认为美丑的分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美丑的标准是不确定的。它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必须要按照自然的原则去创造，那才是美的。

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并不意味着枯寂、枯槁、寂灭，而是对活力的恢复。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大巧(拙)不是一般的巧，是“天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出自人机心的巧。机心即伪饰，伪饰则不自然，往往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和谐生命的破坏。庄子也不希望技术操纵人类，向往不被技术吞噬的美妙的心灵。庄子虚静心态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无知、无欲、无物的过程。认定“道”的认识只能在心灵中体悟，突出了人的本体和人的生命价值，体悟过程是通过特殊的感知方式，展开主体的蓬勃生命，寻得宇宙精神和个体生命的大统一。

朱先生反复欣赏、玩味和浸润传统的枯槁之美，流连于那些枯木寒鸦和荒山瘦水，在丑中求美，在荒诞中求平常的道理，在枯朽中追求生命的意义，真是对美痴迷。先生喜欢沉潜在这样的东西中间，细细把玩生命，注重当下体验，心性超脱这种变化的世界。他发现，在枯朽中更能显示出生命的倔强，在生机中也能见出枯朽的内在活力；冷硬冰冷的石头，原来蕴涵着这样生生不息的生命；一个枯石的世界，清冷的世界，却是一个活泼泼的世界。朱先生在枯木中看出了“春意”，在枯木中窥出了广大无边的生命精神，即活泼泼的生命精神。

朱先生认为，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相同的，就是回答人的存在问题，人的生命困境问题，它需要特殊的东西来解脱，从这困境中逃遁。人的心灵建立一个怎样的状态才能够涵括世界，融人世界，“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宇宙在我。

朱先生美学著作的显著特点就是摆脱了对西方美学的绝对依恋，他拒绝构造空的体系，开始走向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径，即重视人、重视人的内在体验、重视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相比西方美学，这是一种非常细腻的美学体验，不以解构概念为追求，却把安顿生命作为重点。这种美学以个体生命为主体，强调反己内求，强调内在心性，讲“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一种心性的推展，而不是对物质的控制。先生认为，中国美学讲安顿心性，讲生命超越，讲内在的体验，要人从根本上解脱欲望、知识的束缚，摆脱那种对世界的撕裂感——像庄子所说的，天下尽殉，人是物质的奴役，就难有自由感，它也是对人美的体验的挤压。中国美学讲的这种体验，给人根源上的心灵安顿，解除人内在的矛盾，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道禅哲学看来，停留在物质上的看法是不真实的，执著于表象上的理解是没有意义的。禅宗的大师说，时人看一朵花，如梦幻而已。中国美学是解决生命的问题，怎么安顿生命的存在。心灵的安顿是最终的依归，人来到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存在本身的安顿。

P21-22

多年以前，我在认真读完《鲁迅全集》以后，就完全绝望了。鲁迅先生所作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绝望同在并且反抗绝望。鲁迅先生以一身来担当人间苦的大佛精神，在我看来只是一道惨烈壮美的风景，只能远远看着。那时，我已经在S城苦苦挣扎多年，险恶的人生真相岂是我灼痛的肩膀所能承受得了的?如果不进行精神自救，长期沉浸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紧绷的神经迟早会出问题。

鲁迅先生的心灵过分灰暗幽深、情绪过于激烈，那种近乎肉搏的反抗和精进足以让庄子唏嘘。他索性把一切“破”给人看，让人满目疮痍、灰心丧气。遗憾的是，之前我对鲁迅先生思想的黑暗面缺乏足够的精神把握，误中其“毒”。我深感先生深陷在与虚无和黑暗的搏斗之中的时间太久了，他的文字盛满了黑暗和寂寞，那些文字下面长眠着孤独的魂灵。在先生的文字里，我多次读到纠结于其中的苦痛与自噬，一次次地将我逼向终极的拷问。难道饱尝人间世的苦难以后，我还要继续重复鲁迅式的绝望吗?如何接着鲁迅往下思考呢?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而在s城那些不眠的夜晚，没有接触庄子、佛陀和基督的我，可想而知，是如何被人类自身的缺陷、苦难、蒙昧和罪所深深击打!是不是每次生命的成长，都要经过如此持久的熬炼与试探?!是无明带来的轮回还是神的恩典与试炼?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人生谜团。

当今时代对每个人都是身心考验的艰难时刻，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提示着理解时代的巨大难度，也给我的思考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当下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阶段。这样的问题空前复杂。面对如此问题，任何简单的处理方式，都是隔靴搔痒。钱先生提出，要几面作战，像鲁迅那样“横站”。对于类似我这样的小人物而言，我承认自己做不了什么“精神界战士”。而且，我也不认同那种虚空的知识精英的精神姿态，它多少让人感觉凌空蹈虚!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认识到，一个好的思想者，必须要具有容纳几种文化价值观的能力。如果再继续按照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那套观察方式，对于当下问题指手画脚，显然幼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之外，也要对话、思考和建设。从鲁迅这个思想平台出发，又不是简单局限于鲁迅本身。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你或许能漫步于整个世界，但最终必须回到你本身。”是的，作为一个成熟有健全理性的人，最好不要把什么都完全归于外部因素，从长远来看，“内外兼修”方为重要，批判、颠覆、破坏、剑走偏锋等等，都是不够的。

要解决深层次的精神问题，一要靠自身历练和探究，二要有高人指点。在S城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我只有一颗负罪的灵魂，一边挣扎求存，一边注定要用失血的内心去寻求解脱和救赎。可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注定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精英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像吐不尽的狼奶让我受害。最近几年以来，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俯视众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环顾四周，一些“半吊子自由主义”让我对所谓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改变世界，唯独不想改变自己。我很反感这种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人是十分有限的存在，过分对人期待是不理性的。在这种持续怀疑之下，我来到北京大学求学，主要目的就是着重内在生命的安顿和重建。

作为一个从小爱好文学，学生时代开始发表文字，大学又在中文系浸泡过的人来说，无疑首选去北大中文系听课，从2006年到2010年，我开始在北大中文系陆续听课，钱理群、高远东、陈平原、吴晓东、李零、曹文轩、黄子平、王风等学者进入我的视野，作家(诗人)莫言、阎连科、西川、刘震云、苏童、李锐、张炜、王蒙、梁文道等在北大的演讲，丰富了我的心灵。文学为我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审美的体验、敏锐的感觉，可是也给我带来了痛苦。文学思维的人非常感性，观察细腻，这对于某些事情是极有好处的，但是，在思考人生终极的问题上，我明显感觉到文学的局限。后来我重点转到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课，楼宇烈、王博、杨立华、吴玉萍、朱良志、李四龙、周学农、张学智、张祥龙、吴飞等学者的言传身教，圣玄法师、叶曼居士、净慧法师、明贤法师、恒实法师、孙效智、潘宗光等的精彩讲座，都让我十分受益!让我对中国哲学、佛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北大诸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开阔的知识视野，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此期间，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泡图书馆，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汤一介、熊十力等学术大家的书，为我钟爱。

具体就读书而言，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老庄哲学，陈鼓应、刘笑敢、王博、李霞、颜世安、崔大华、杨国荣、刘克谦、许抗生、陈少明等学者为我关注；佛学方面，楼宇烈、李四龙、姚卫群、周学农、方立天、洪修平、赖永海、陈兵、麻天祥、吴言生以及国内的净慧法师、济群法师、学诚法师和明海法师，台湾的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慧律法师、海涛法师等；神学方面，唐崇荣牧师、王明道牧师、学者陈廷忠、钟志邦、赖品超、杨克勤、卓新平、刘小枫、何光沪、王晓朝、吴飞、赵林、张志刚、赵敦华、何怀宏、邓晓芒、彭富春等对我影响较大。阅读过的神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克尔凯郭尔、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和佛教作为东西方两大信仰，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比研究，对于21世纪人类伦理精神的建构具有深远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赖品超、林鸿信，清华大学学者王晓朝、陕西师范大学学者吴言生、北京大学学者姚卫群等都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种全球语境下的佛教和基督教比较十分必要。

大约26岁那年，我开始认真读鲁迅，稍后读周作人、庄子和慧能，近年读佛经和《圣经》。这样的阅读，的确是在老老实实地进行文化补课，于我十分有裨益，让我减少了一些浮躁凌厉之气。

现在回头再看，鲁迅先生着力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层面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抨击人的奴性，而在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层面的关注是不够的，或者说这并不是先生所要重点关注的。由于时代的原因，鲁迅先生没有深入反观解决自身生命内部遭遇到的精神问题，他那里有一个“烦扰的内心”，无休止的病痛、笔战和精神困扰加速他的自我消磨乃至最终早逝。我甚至推测，先生可能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儒家强调“治世”，释家强调“治心”，道家强调“治身”，基督信仰强调“治魂”，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平和的，整体上关注“向内超越”，而不是向外追逐。基督信仰认为，人是有限和有罪的存在，不可能自己通过努力达成，人的狂傲、自大、悖逆都阻碍人主动与上帝重建和好的关系，人所要做的只是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降服在造物主面前，承认他，接受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传统，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都强调对人的限定和约束。从个体精神资源的构成来看，仅仅有一个鲁迅是不够的，单一的精神资源容易让人形成“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也会让自由主义者走火入魔。在一个人的身上，儒、释、道文化传统和基督信仰传统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上，神性、人性、动物性也会有集中表现。基督教信仰、儒释道、鲁迅可以并存，也能够并存，不允许并存的不是正见。只有抛弃了“独眼龙”式的单向思维，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之前，作为鲁迅的研读者，我居然对佛教对于鲁迅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缺乏深刻体悟，实在大谬。先生冷峻深沉的文字背后深藏着饱含悲悯的情怀，那种“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凡夫自然难以体会。鲁迅先生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乃菩萨道也。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与基督教不同，佛教否认神创，注重缘起；否认神本，以人为本；否认神道，张扬人道；否认神救，提倡自力。释氏是一位不以神自居的心灵导师，尤其让人亲切。他主张众生平等，提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痛苦，获得幸福，即“我命由我不由天”。中国哲学也启发我，精神向外追求，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它必须返观自身，找到一切价值的源头。如果向外追求，你就注定无法满足，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满足你，只能使你迷失在异化的他乡，而只有回到心灵的故乡，你才能安身立命，找到精神的永恒的家园!

弄文字的人，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惊人的想象力、高度的表达能力，尤其要有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素养，天地人间就是大道场，要用整个自体去倾听大地，才真能穿透语言的外相，直达本心。遍览当今作家文字，苍白贫血，让人感叹。读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后，不胜慨叹，像惠能、马祖道一、百丈怀海这样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作用的禅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竟不如一些士大夫文人，可叹!

在北大学习期间，有幸结缘台湾来大陆读哲学博士的圣玄法师并皈依成为她的弟子，她慈悲告诫我：“你要安心，如果你在不稳定(无常)中看见稳定(常)，你就必定受苦。不要损害众生，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不要扰乱别人的心。”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内心的挣扎之后，还能接受庄子、佛陀与基督，也算是有福报的人吧?如今，我的心也该清净了些吧!?一个熟识的朋友对我说，你先前那般倔强与“我执”，最近为何这般通脱呢?!对于这个问题，最近忽然之间顿悟了。圣严法师说得好，先从肯定自我开始，然后提升自我，到达消融自我。一般接触佛教不深的，都是跳过“自我”来谈“无我”，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把佛法误解了，便误以为佛教是否定现实的。殊不知，一个尚不了解现实为何的人，又如何否定现实呢?必须先落实到现实、肯定了现实，更进一步超越现实，才是佛教的本意。正因为我经历了痛苦的“有我”以后，这才明心见性恍然大悟空性的道理。我不是一直在寻找自由吗?其实自由就在我清净的本心里。

天才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年迈将逝的佐西马长老在临终前叮嘱阿辽沙：“你将走出这里的院墙，在红尘中你会像一个修士那样做人。你会有许多敌人，但是连你的敌人也会爱你。生活将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将从这些不幸中得到幸福，也促使别人如此，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渴望，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读者朋友。

一次佛教史课，有学生交期末作业，一张白纸而已。交时目光如炬，镇定自若曰：“一切是空，故交白纸。”学农师曰：“一切皆空，原应不交。”有意思的是，周带的研究生接二连三出家了。

——《周学农：“农哥”淡泊有禅机》

台上玩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境界？宇宙就在你的手里，胸襟一无所系，与世界相优游，融到了世界中，化为一片云一缕风一片月。我想，没有在台上玩过月的人，应该是多么可叹可怜啊。而朱先生，是少数体验到了这种境界的人。

——《朱良志：一潭明月钓无痕》

在一些人簇拥下，一辆轮椅车缓缓驶进来，大家放眼望去，只见轮椅上端座着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面带笑容，戴着眼镜，穿一身中式布衣，精神矍铄，慈祥、亲切、温暖，全场开始沸腾起来，她就是今年95岁的、胡适、三毛、林清玄都推崇的台湾女国学大师——叶曼居士。

——《叶曼：“我愿死在讲台上……”》

薛涌先生这样回忆当年大学期间的高先生，“我至今耳边还常常响起同屋高远东在熄灯前朗诵古诗的声音。他的口味非常纯正，最常读的是《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阮籍、李白、杜甫、王维等等。有些诗我一时品味不出来，听他一读，就有感觉了。”

——《高远东：“奇怪而高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