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二：
权力可以通过审批制和卖官变现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人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卖官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传统，路易十四曾经一口气把之前92年，法国政府卖掉的贵族头衔取消，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买回去；路易十五干了相同的事；到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更是发扬光大，取消了10万个官员的职位，让他们交钱赎回去。另外，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敛财还随意增设职位，比如一个中型法庭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这个法庭有109个法官和126个传令官。
目前，在我们这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在自己掌控的领域里，效法当年的法国国王。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人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
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看了刘志军、何洪达和罗荫国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卖官鬻爵式的腐败，否则让卖官成为一条“产业链”，将可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贪污腐败模式。贪官遍布各个部门、岗位，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还有卖官鬻爵将更加普遍化，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自2013年开始刮起的反腐风暴，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政府正在透过打击个人腐败，阻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三大腐败。P32-35
序言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一、我多么希望我以前所说的都是错的
二、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
三、改革停滞，究竟是缺乏共识，还是利益集团阻挠？
四、“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第一篇 中国改革重装上阵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将是谁的盛宴？
一、“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不再大搞基建
二、农民工数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设“大跃进”无人埋单
三、“逆城镇化”危机：有效劳动人口减少，财政不堪重负
第二章 我们能和高官腐败，说永别吗？
一、大学生当公务员“争破头”，说明政府腐败问题严重
二、《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一：官员靠“中间人”或在国企内培植个人亲信受贿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启示二：权力可以通过审批制和卖官变现
第三章 治霾要靠举国之力
一、雾霾笼罩17国土，危害就在我们四周
二、中国雾霾半个世纪前已出现，50年来愈演愈烈
三、机动车和燃煤是加速雾霾恶化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 上海自贸区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一、自贸区在短期内不会让老百姓感受到切实福利
二、美国绕过WTO，组建“ABC世贸”阻击中国成长
三、战略价值：靠自身开放以及国际合作，对抗“ABC世贸”
第二篇 经济弊病无处遁形
第五章 涨价不是改革红利
一、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房价都在跌，只有中国楼市“不正常”
二、根治中国高房价的药方：抑制通货膨胀+改善营商环境
第六章 华人首富李嘉诚是在“撤资”吗？
一、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400亿，不过是总资产的九牛一毛
二、李嘉诚全球战略大布局：投资欧洲，主攻英国
三、李嘉诚投资秘诀“三板斧”
第七章 房产税是稻草：拯救楼市？还是压垮“房奴”？
一、推出房产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二、房产税“杭州模式”或导致地方政府放开“限购令”
三、房产税一旦全面征收，买不起房的人更买不起
第八章 “地下世界”考验城市“良心”
一、中国地下管网建设，一言以蔽之“乱到惊心动魄”
二、青岛爆炸案绝不是孤例，中国城市没有能厘清地下管网路线的
三、GDP不能只和地面建设挂钩，地方政府必须整饬地下管网
第三篇 金融变局迫在眉睫
第九章 金融困局·百姓困惑
一、中国股市：先天不足、实体经济萎靡，百姓不敢投资
二、中国保险业：停留在美国100年前水平，还在靠欺诈赚钱
三、国有银行垄断，最终导致老百姓遭遇“负利率”
第十章 民营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
一、金融危机时，银行规模越大，风险越大
二、中国银行业“潜规则”：民营银行很难做大
三、“台州模式”是中国民营银行的生存范本
第十一章 马云的勇敢者游戏
一、中国金融、贸易服务水平低成就了马云
二、电商竞争激烈，马云靠顽强的毅力杀出重围
第十二章 “余额宝”让金融界“地动山摇”
一、“余额宝”在银行业改革中起到了“鲶鱼效应”
二、“余额宝”制胜绝招：降低成本+吸引“草根”散户
三、如果不受政府管控，“余额宝”们将对商业银行造成致命打击
第四篇 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第十三章 老有所养，太难了！
一、“以房养老”、“男耕女织”，中国养老体系现状严重畸形
二、养老难原因：独生子女政策、养老金“多轨制”及历史“隐性债务”
三、取消养老“双轨制”，用央企资产填补社保基金空账
第十四章 中国为什么缺一口“安全奶”？
一、“三聚氰胺后遗症”：我们能从哪里为孩子找到安全奶粉？
二、政府必须对有毒食品“零容忍”
第十五章 我们给孩子种的是疫苗，还是“祸根”？
一、疫苗事件反思一：新生婴儿都需要打乙肝疫苗吗？
二、疫苗事件反思二：由政府掌控疫苗市场选择权，合适吗？
三、疫苗事件反思三：接种国产疫苗到底有多危险？
第十六章 中国教育病根在“公平”
一、想上清华、北大就不可能“减负”
二、生源分流：美国依据“财富制”，日本依据“公平制”
三、中国生源分流是独特的“特权制”
“三言”堂
“新型城镇化”：不是建新，而是补旧
一、“城镇化”核心问题一：农民是因为什么进城的？
二、“城镇化”核心问题二：建大城还是建小城？
三、“城镇化”核心问题三：政府干预“城镇化”的边界在哪里？
审批制是腐败的“源泉”
一、丁书苗，不简单
二、审批制度滋养贪腐
三、“腐败经济学”是对的吗？
治霾成了考评政府的新标准
一、让PM2?5和政绩考核挂钩，雾霾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二、建立官员“问责制”，追溯过往乱投资
三、在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级治霾体系
上海自贸区的职责应是利惠中国企业
一、解决民企的国有待遇才是第一要务
二、给市场放权，才能培养出世界级企业
衣食住行都在“涨”
一、新加坡版“居者有其屋”
二、美国凭借“页岩气革命”，获得改革红利
三、铁道部被拆分，票价接着涨
没有好的投资，李嘉诚当然“撤”了
一、欧洲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二、李嘉诚带走的只是资金，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钱
三、李嘉诚为人：保守+节俭+谦恭
房产税，不靠谱
一、房产税和打压房价、均财富没有关系
二、开发郊区房：地产商靠大盘成名，地方政府收更多房产税
三、房产税既不能遏制房价增长，也没有还富于民
地下建设才是“根”
一、地方政府只求表面风光，不顾地下“城市良心”
二、修建“共同沟”，谁出钱？谁建沟？谁入沟？
中国金融“一身病”
一、光大“乌龙指”：让中国证券界的“业余”素质原形毕露
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中国保险人懂吗？
三、上海自贸区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新希望
请政府“放养”民营银行
一、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它由国有五大行和“一行三会”组成
二、办民营银行重在实干，很多空想出来的问题是杞人忧天
三、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打架”，政府不要“管闲事”
马云：一个有价值观的枭雄
一、“时势造马云”
二、商业银行非常恐惧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号“航空母舰”驶来了
一、“搅局者”马云能激活“躺着赚钱”的银行吗？
二、开放的“平台”才是阿里巴巴最恰当的发展路线
“怕老”的中国
一、中国特色：“以房养老”
二、养老无出路：公立养老院床位紧张，民资入行受盘剥
愁死人的中国乳业
一、打击新西兰乳品，是中国奶业“自卫反击战”？
二、中国奶业产业链，就是一笔糊涂账
毒疫苗最终“杀死”的是政府公信力
一、中美疫苗市场皆垄断，中国企业靠关系，美国企业靠实力
二、既然不是因为疫苗，17个婴儿到底为何死亡？
三、疫苗产业应该由政府完全垄断？
“寒门贵子”考验教育公平
一、教育体制不改革，减负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二、“公平的教育”只在传说里？
我在2006年的新年感言里说过，我不反对改革，但我主张反思改革路径，并将自己定位为“改革反思派”。在对过去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反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这也是我在《“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中观察、分析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基本思路。
从2012年十八大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改革已经再出发。但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盲目乐观派，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积弊，而且必须要突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层官僚的阻挠。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从“乱局”走向“变局”的关键十年。
一、我多么希望我以前所说的都是错的
大概从2004年，我因反对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高管以市场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开始，到2008年，我又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计划，因此很多人给我贴上了“改革反对派”的标签。可奇怪的是，每当中国经济问题屡屡被我言中时，又有人出来说，郎咸平就只会骂，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能给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我的建议有人在听吗？听了会实行吗？这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学者的悲哀。所以，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1.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反对以市场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各位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东西，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再合适不过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来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柯林格尔等公司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国企改革，而是反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伪改革。
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很多国企，因产业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看起来虚胖，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它们依靠垄断地位、资金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各种补贴生存。国企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场化为名的所谓改革者，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卖给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让他们去经营。但其实是希望将原来国企的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人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当然，我仍然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2.我不反对救市，但反对以救市的名义为权贵解套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厉声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厘清当前国内复杂矛盾，挖掘表层现象下深层规律的最佳样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一时间，有媒体称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乌鸦”。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四万亿救市”为权贵解套，并提出政府应“放弃保八，藏富于民”。当时，有学者立刻批驳我无知，并声称，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萧条，即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各位，结果怎么样呢？由数据来看，无论是我们手中钞票的真实购买力，还是我们官方衡量经济增速的GDP，显示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历“滞胀”，而且已经至少持续了三四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自2008年政府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我们就是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繁荣”。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坚持，中国经济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让冷的产业更冷，比如中国制造业；让热的产业更热，比如“铁(铁路)公(公路)基(基础设施)”等GDP工程，而应该是扶持民营企业、提振内需，从而拯救近些年来已经持续萧条的制造业，实现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败，但反对高薪养廉和运动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由官方智库研究，被称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关于预防和惩治腐败，“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构想。具体表述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这个构想可以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高薪不能养廉。那么，像俄罗斯普京那样，凭借领导人的铁腕，开展“运动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长期看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各位有兴趣可以阅读我在《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的相关章节。那么，怎样才能从根子上预防腐败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学者可能会从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给出的办法是强化预算制度、公布政府审批清单以及给市场放权。
通过预算制度预防腐败，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无巨细地向社会公布，让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在阳光之下进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给市场放权，我认为是预防、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从源头上铲除了窳败的土壤。而要给市场放权，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审批的权力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都应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自行解决，政府无需，也不能再去以审批名义谋取部门利益，这和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是一个意思。
二、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不论官方数据多么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开篇的那句话——“我们正在经历衰退”。但可悲的是，当时我们选择的不是退出市场，相反却是在出口萎靡的情况下，依靠政府投资硬撑起GDP增速，制造“虚假的繁荣”。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必然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
1.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是经济改革的严重倒退
由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透过行政指令让我们的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将贷款有针对性地发放给各级国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请各位注意，资金作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我们的政府这样越俎代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缓慢的“铁公基”，还有原本应在经济危机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国企，它们就因为有各级政府托底、背书，拿到了来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才得以带病延年。 各位晓得吗？2000年的时候，我国的石化、钢铁、纺织等国有垄断行业相继出现了严重的下滑情况，政府提出对它们实行“调整振兴思路研究”，同时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升级”的战略。也就是说，2008年拿到贷款的很多国企，它们都属于应该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级的那一类。但“四万亿投资计划”入场后，这些落后产能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乱跳，甚至扰乱市场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且在全球危机中依然选择继续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因为资金链断裂，被清出市场。
“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投放，不仅对十多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暴露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场，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场规律办事，结果不但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经济改革的难度。
2.从微观层面看，民间资本追逐资产泡沫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民营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但由于政府代替市场选择了基础建设、落后产能等行业，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大部分制造业，比如加工贸易等行业迅速凋落。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业严重缺乏能让老百姓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服务，民营企业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不远离制造业去炒房子、炒钱，还能做什么呢？
次贷危机期间，或为避风险主动停产，或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卖掉企业后又做了什么呢？撇开那些投资移民的人不谈，我发现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将手里的闲散资金投人到房地产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贷服务里。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这类没有选项可选的选择题。
各位，我在次贷危机发生时，不仅呼吁政府尽快“救市”，同时，坚决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大搞“铁公基”建设，而建议政府扶植制造业，藏富于民，问题是，有人听吗？
3.“市场化程度不够”，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1978年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流行“市场万能的神话”。迷信“市场神话”的结果，就是我们终于走到了“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买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请问，这是“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只要把垄断国企卖给私人，名牌大学交由私人经营，一流医院完全由私人市场化运作，房地产完全由房地产商操控，问题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吗？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绝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依然过分强大，而对养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民生问题，却投人太少，甚至直接将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推向市场，导致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谓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对于那些完全可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领域，政府不敢也不愿放手，结果就导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管理创新远远滞后于经济市场化的步调。
悲哀的是，在权力和资本两者的支持下，总有人将政府不愿退出市场而回归民生这一根本问题，错误地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三、改革停滞，究竟是缺乏共识，还是利益集团阻挠？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四、“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从2012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上台，中国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周期，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布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改革，以及随后陆续出台的政策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我将这两年内出现的变化统称为“新政”。
1.“新政”开始改变中国
从本书主要内容，比如新城镇化、反腐败、上海自贸区等，都可以看到“新政”的影子。那么，“新政”能否改变中国？对此，我持乐观态度。以经济改革为例。《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体现这些理念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由它取代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要发力方向。在官方的解读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我对新一任政府履新以来的施政纲领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到目前来看持谨慎乐观态度。“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和我一直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核心理念不谋而合。而且，2014年2月初，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从清单的内容来看，我觉得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太少，进展的还是太慢。
我非常赞同李克强总理在刚结束的201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却又涉及政府部门巨额利益的审批事宜，并尽快公布行政审批清单，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因此，“新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2.改革关键十年，政府应该干什么？
政府除了尽快与市场“换手”之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必须改变这些年来在市场监管上的不作为，保护知识产权、反垄断以及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质量。具体包括：
(1)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句口号。首先，政府不能越过市场的边界，而应在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城乡二元、收入分配、医疗、养老、就业辅导、环境治理、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方面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公平的服务。其次，从政策层面，打破国企垄断，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门槛，让“黑名单”制度取代“白名单”制度；给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在完全开放的市场里让二者公平、充分地竞争，杜绝一边产能过剩、一边无米下炊的现象。
(2)我们的政府还要继续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同时加强对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国企的监督，彻底杜绝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以GDP为纲的错误标准，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取而代之。
(3)不要把新型城镇化搞成又一轮建设“大跃进”，它的核心是让已进城农民工拥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改造现有农村的时候因地制宜，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同等待遇。说得直白一些，如果能让已经进城的民工拥有真正的市民身份，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等于完成了60％以上。
(4)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众多危机，比如企业债券、理财产品违约，地方政府违约，“影子银行”等，大力防范通货膨胀问题；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同时还要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以及规模小但提供市场化服务的城商行给予和现有金融体系同样的地位，让各种主体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让老百姓获得更多、更实惠的金融服务。 (5)重振我们的制造业。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不仅能够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保障。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只是营造良好公平的营商环境即可，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场决定谁应该得到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
以上内容是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和现在这本《“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着力想表达的核心理念，可以作为我对中国经济过去五年，从热点聚焦、数据透析到问题剖解所做的反思。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据我在广东卫视所做的《财经郎眼》节目内容，但我深知要上升到“‘新政’能否改变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和我的团队在后期还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工作。我要感谢我的以马行空为主的研究团队，没有他们的资料提供和初步研究，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同时也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研究性的编辑工作，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