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楼拜是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包法利夫人／译文名著文库》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一八五六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不仅标志着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包法利夫人／译文名著文库》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译文名著文库》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州女子的谈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后来破产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于是先后成为了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妇。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对她生厌，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帽子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穿过，一直飞到墙脚根，扬起一片灰尘，这叫派头。

可是这做法，新生不知是没注意到，还是不敢照做，直到祈祷完毕，他仍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这顶帽子是个杂拌儿，有点像毛皮高统帽，有点像波兰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碜，那副默不作声的难看模样，活像一张表情让人莫名其妙的傻瓜的脸。帽子里面有撑条撑着，胖鼓鼓的像个椭球，底下先是三箍馒形饰边，而后交替镶拼着丝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顶上是块硬板纸的多边形，上面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然后从帽顶垂下一条极细极细的长绳，下端荡着一个金线编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闪着光。

“你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下去。全班都笑起来。

他弯身去捡帽子。邻座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俯身捡起来。

“就别管你那顶头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挺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那顶帽子是捏在手里好，还是撂在地上或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帽子放在双膝上。

“站起来，”老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嘟嘟嚷嚷说了个名字，谁也没听清。

“再说一遍。”

还是那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淹没在了全班的喧哗声中。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新生横下心，拼命张大嘴巴，使足全身劲儿，像大老远喊人似的喊出这几个字：“夏包法利”。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喧哗声犹如crescendd那般愈来愈响，夹杂着阵阵尖利的噪声（有人乱嚷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一个劲儿地学舌：“夏包法利！夏包法利！”），震耳欲聋的聒噪好半天才平静下来，变成此起彼落的个别音符，但不时还会从一排座位冷不丁冒出没能忍住的笑声，仿佛一枚爆竹还没燃尽似的。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老师又要新生报名字，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临末了再重念一遍，总算听明白了夏尔·包法利这名字，当即吩咐这可怜虫上来坐讲台前的懒生凳。他立起身来，但还没挪步便又踌躇起来。

“你找什么呢？”老师问。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一边心神不定地朝四下里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不可遏的吆喝，犹如那声Quesego，制止了一场风暴的发作。“都给我静下来！”老师气冲冲地嚷道，拿起刚从帽筒里抽出来的手帕擦额头。“你，新生，给我把ridicuhssum的动词变位抄二十遍。”

随后，声音放得缓和了些：

“嗨！你的帽子么，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教室里安静下来。一颗颗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一连两小时坐得毕端毕正，尽管有人用蘸水笔尖朝他弹小纸球，墨水溅在他脸上，可他只是用手擦擦，依然坐得一动不动，眼睛垂得低低的。

晚上在自修室，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仔细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用功，每个词都查词典，弄得很吃力。他大概就是凭这股刻苦劲头，才没降班；因为，他虽说语法还过得去，可是碰到造句就不开窍。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教的，父母亲图省钱，一拖再拖，耽误了送他上学。

他父亲夏尔一德尼一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曾当过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那会儿，在几起征兵事件里受了牵连，不得不退役，当时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凭那副身材赢得一家内衣铺千金小姐的芳心，毫不费力地捞进了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他相貌堂堂，好说大话，靴子扣着马刺，铮铮作响，漂亮的颊髯连着唇髭，手上戴满戒指，身上的衣服光亮鲜艳，一眼看上去就是条汉子，那股见面就熟的热乎劲儿又像个旅行推销员。结了婚，头两年全靠妻子供养，吃得好，睡得好，捧个挺大的瓷烟斗吸烟，晚上不到夜戏散场不回家，咖啡馆里更是常客。岳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他悻然之余，发愤办个小布厂，亏了些本，于是归居乡间，指望吃田产。可他对农事并不比印花布在行，几匹马不打发到地里干活，整天骑到东骑到西，苹果酒不装箱拿出去买，光知道一瓶一瓶喝个痛快，院子里最肥的家禽宰了自己吃，猪的油膘用来擦猎靴，没多久他就明白对这份田产也不能存什么指望了。

于是，他以两百法郎的年租，在科地区①和庇卡底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租下一座田庄兼住宅的场所；从此成天闷闷不乐，怨天尤人，悔不当初，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声称厌倦人世，只想清清静静过日子。

妻子曾经爱得他死去活来；她对他一往情深，百依百顺，他反而对她愈来愈冷淡。当年她活泼、外向、多情，上了岁数却变得（就像酒走了味变了醋）脾气乖戾，好磨嘴皮，神经过敏。起初看见他满村子围着那些骚货娘们转，瞧着他天天晚上让人家从乌七八糟的地方送回家，烂醉如泥，浑身酒气，她只觉得心痛如绞，但从不抱怨。而后自尊心抬起头来了。于是她压住怒火，抱定三缄其口的坚忍态度直至去世。她到处奔走，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得去找诉讼代理人，见法庭庭长，得操心票据什么时候到期，设法把应付款展期，在家里又得熨烫、缝补、浆洗、督工、结账，而先生却赌着气，见天不是懒洋洋、’昏沉沉地躺着，就是冲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要不就是待在壁炉边上抽烟斗，往炉灰里吐痰。

有了孩子，只好寄养在奶妈家。小家伙一回家，就给宠得像个王子。做母亲的尽喂他吃果酱，做父亲的让他光着脚板到处乱跑，还摆出哲人的架子，说什么就像兽崽那样一丝不挂也挺好。他对妻子那种母性的温情不以为然，心里自有一套颇具男子气概的标准，打算用于训练自己的儿子，要按斯巴达人的方式，让儿子从小吃苦耐劳，造就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儿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朝圣事行列骂粗话。可是，这孩子生性温顺，做父亲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母亲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板纸图画，给他讲故事，整天跟他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其中满含令人伤感的快乐和近乎孩子气的温存。在生活的孤寂中，她把自己凋零破碎的梦输进这孩子的心田。她渴慕显赫的地位，仿佛已经看见他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程师或是法官。她教他识字，甚至还在那架旧钢琴上教了他两三首抒情的曲子。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不谙文墨的包法利先生都说是白费劲儿！难道他们能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能为他捐个前程或者筹齐一笔本钱吗？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是不愁吃不开的。包法利夫人闭紧嘴不吭声：孩子在村子里到处闲逛。

他跟在农夫后面，扔土块惊飞乌鸦。他沿沟渠采黑莓吃，拿细树枝看火鸡，帮着翻晒谷物，到矮树林里撒腿乱跑，在教堂门前玩造房子游戏，逢到下雨天，或是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吊住粗实的绳子，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因而他长得像橡树般壮实，手劲很大，肤色红润。P4－7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已有好几个中译本，其中一个出于已故李健吾先生的大手笔。李先生还写过一部《福楼拜评传》，对这位作者推崇备至：“斯当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福楼拜力求完美。

福楼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他自称，他也确实是艺术家，文字的艺术家。他视文字、文学创作为生命，每一部作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对于他，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内容更加重要。他写得很慢，很苦，反复修改，要求每一个细节都来自仔细的观察或亲身体验，要求文字具有音乐的节奏。（“一句好的散文应该同一句好诗一样，是不可改动的，是同样有节奏，同样响亮的。”）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他感到自己好像也中了毒。

他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正反两面的草稿写了一千八百页，最后定稿不到五百页。当然他有条件这么做。他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不必为谋生而忙碌，更不必卖文为生，有的是精雕细琢的工夫。一八五六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不仅标志着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包法利夫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派小说的清算。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爱玛”是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的意思：福楼拜煞费苦心选定的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饱读浪漫派作品。她成年后嫁给一名乡镇医生，平庸、迟钝、不解儿女柔情的包法利，真所谓“彩凤随鸦”。于是她不安于室，先后成为风月老手、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人。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对她生厌，高利贷者向她逼债，她只有服砒霜自杀。

故事很简单，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无非是一个“淫妇”通奸偷情，自食恶果。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他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他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这部今天已进入文学教科书的作品，在它发表的第二年却被当局加上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等罪名，由检察官提出公诉。检察官列举书中四个段落作为佐证。一，爱玛在树林里委身于罗多尔夫，她因奸情而变得更加美丽：这是对通奸的颂扬。二，爱玛病后去领圣体，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三，爱玛与莱昂在奔驰的马车里做爱《巴黎杂志》的编辑删掉了这一段），然后是对他们幽会的旅馆房间的“淫荡描绘”。四，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夹杂肉欲的联想。

我们且看第三项指控。检察官委婉地称之为“马车里的沦落”的那一段。见第三部第一章结尾：

车子掉头往回走；而这一回，既无目标又无方向，只是在随意游荡。只见它先是驶过圣波尔教堂，勒斯居尔，加尔刚山，红墉镇，快活林广场；随后是马拉德尔里街，迪南德里街，圣罗曼塔楼，圣维维安教堂，圣马克洛教堂，圣尼凯兹教堂，——再驶过海关；——旧城楼，三管道和纪念公墓。车夫不时从车座上朝那些小酒店投去绝望的目光。他不明白车厢里的那二位究竟着了什么魔，居然就是不肯让车停下。他试过好几次，每回都即刻听见身后传来怒气冲冲的喊声。于是他只得狠下心来鞭打那两匹汗涔涔的驽马，任凭车子怎么颠簸．怎么东磕西碰，全都置之度外，他蔫头耷脑，又渴又倦又伤心，差点儿哭了出来。

在码头，在货车与车桶之间，在街上，在界石拐角处，城里的那些男男女女都睁大眼睛，惊愕地望着这幕外省难得一见的场景——一辆遮着帘子、比坟墓还密不透风的马车，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颠簸得像条海船。

有一回，中午时分在旷野上，阳光射得镀银旧车灯锃锃发亮的当口，从黄布小窗帘里探出只裸露的手来，把一团碎纸扔出窗外，纸屑像白蝴蝶似的随风飘散．落入远处开满紫红花朵的苜蓿地里。

随后，六点钟光景，马车停进博伏瓦齐纳街区一条小巷，下来一个女人，面纱放得很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这段叙述，适见福楼拜艺术手段的高超。他让读者处于车夫与市民的视角，猜想车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今的通俗小说作者或影视编导处理汽车（相当于福楼拜时代的马车）里偷情的场面，不知该浇上多少浓油赤酱。

再看对旅馆房间的“淫荡描绘”：

这个充满欢乐的温馨的房间，尽管华丽里透出些许衰颓，他俩依然钟爱无比！每次来总看到家具依然如故，有时还会在台钟的底座上找到几枚发夹，那是上星期四她忘在这儿的。壁炉边上，有张镶嵌螺钿的黄檀木小圆桌，他俩就在这张圆桌上用餐。爱玛把肉切开，连同温柔甜蜜的千言万语，一块儿递给他；香槟泡沫从精致的酒杯溢出，流到她的戒指上，她忘情地纵声大笑。他俩已经完完全全被对方所占有．根本无法自拔，因此都以为这儿就是他俩的家，他们要在这儿一起生活，直到地老天荒，就像一对年轻的终身夫妻那样。他们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椅子，她甚至管莱昂送她的拖鞋叫我的拖鞋，那是当初看她喜欢，莱昂特地买给她的礼物。这双粉红缎面的拖鞋，用天鹅绒毛滚着边。她坐在他膝上，脚够不到地，只能悬在半空；这时那双小巧玲珑、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单靠光脚的脚趾点着。

与其说作者“淫荡”，不如说是检察官大人神经过敏。

幸亏福楼拜请出一位地位显赫、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法庭最后判福楼拜无罪。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包法利夫人》成为畅销书。这以后，由于这部小说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更由于持不同美学观点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它得到不同的评价。我们只能挂一漏万，举其大端。

尽管福楼拜本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颇有微词，左拉对《包法利夫人》推崇备至：“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早在十九世纪末，已有论者强调这部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儒勒。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应该说，“包法利主义”的存在先于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国界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或“始乱终弃”的“红颜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当今世界，青年男女对明星、对“大众情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包法利主义”的一种变体。）

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开始，批评界致力于凸显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沦为笑柄。”

福楼拜研究在本世纪蔚为显学。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们视福楼拜为先驱。让·罗赛主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叙述技巧和叙述观点，他说这部“什么也不涉及的书”是现代反小说的祖先。这话也不是毫无根据。福楼拜本人在一封信里说过：“我以为美的，是一本什么也不涉及的书，一本没有外部联系的书，它以自身风格的内在力量支撑自己，如同地球无所凭借，悬在空中，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或者，至少，主题几乎是看不见的，如果这是可能的。”在另一封信里他说：“因此既没有美丽的题材，也没有卑贱的题材，而且，从纯艺术的观点来看，我们几乎可以把不存在任何题材奉为格言，因为风格本身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小说中对物体的刻画越是精细，这个物体就越是孤立于它从属的那个整体，除了它作为物体存在在那里，失去其他任何意义，如小说中夏尔的那顶帽子。

萨特研究福楼拜，写了一部两千页的大书《家庭的白痴》。他认为“被动性”在福楼拜身上非常重要。他爱用被动态造句，也是被动性的体现。他的父亲，鲁昂的名医，在家庭里滥用权力；母亲对他没有感情；继承父业，也成为名医的兄长引起他的嫉妒心。凡此种种，造成他的孤僻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曾经是不幸的，后来又把神经官能症作为摆脱不幸的办法的人。艺术或文学不一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如福楼拜，要求一种神经官能症。

最后要提到著名的秘鲁作家略萨，他写了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标题来自福楼拜的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一八五八年九月四日致勒罗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为第一部现代小说，赞扬福楼拜对形式完美的追求，认为在后者身上，“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文本为批评家的诠释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对于翻译家，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译者不仅要准确传达词义，如果他尽心尽职，还要尽可能顾及原文的音乐性。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译书，他的译本行文潇洒，有的翻译批评家誉之为“定本”。他的文章确实漂亮，试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爱玛坐马车从永镇到鲁昂，城市在她眼下出现）：

城像圆剧场，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笼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纷纷展开。再过去又是旷野，形象单调，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线。全部风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停锚的船只，堆在一个角落；河顺着绿岭弯来弯去；长方形的岛屿，如同几条大黑鱼，停在水面，一动不动。工厂的烟筒冒出大团棕色的烟．随风飘散。教堂的尖顶突破浓雾，清越的钟声有冶铸厂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伴奏。马路的枯树，站在房屋中间，好像成堆的紫色荆棘一样。雨洗过的屋顶，由于市区有高有低，光色参差不齐。有时候，吹来一阵劲风，浮云漂向圣·卡特琳岭，仿佛空气凝成波涛，冲击岸边绝崖，先是气势汹汹，转瞬就又销声匿迹了。

我们看到，李先生爱用四字成语和四字结构，因此句读较多，这一段文字一共用了三十五个标点符号，包括逗号、分号和句号。福楼拜极其重视文句的节奏，原文只用了二十二个标点符号。本书译者周克希先生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原文的节奏，他的译文用了二十五个标点符号：

像圆形剧场那样下凹，沐浴在雾霭之中的这座城市，过了桥那头才渐渐开阔，布局也没了章法。再往后，平坦的田野重又走势单调地隆起，延接到远处苍茫的天际。从高处如此望去，整片景色了无动静，像一幅画；下锚的船只挤挨在一隅；河流在葱郁的冈峦脚下描画出流畅的弧线，椭圆形的岛屿恰似露出水面的一条条黑色大鱼。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随风飘散开去。铸造厂传来隆隆的响声，和着矗立在雾中的教堂钟楼清脆的排钟声。大街两旁的树木，凋零了树叶，宛似屋宇间一蓬蓬紫色的荆棘，屋顶上的雨水犹自闪着亮光，屋面随地势起伏而明暗不一。时而，一阵风挟着云团掠向圣卡特琳娜山冈，犹如股股气浪悄没声儿地撞碎在峭壁上。

翻译有没有定本，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是否定本，这些都是学术界还没定论的问题。我不敢说周克希先生的译本在总体上或在某一方面超过李先生的译本或其他译本，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因而有其价值的译本。

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