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

多国丽等编著的《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由杨天石先生撰写序言，收录了张宪文、杨天石、步平、沈志华、汪朝光、李玉贞、马勇、雷颐、萨苏、余戈、徐波、赵亚夫等著名近代史学者的讲演。

清王朝的灭亡是犯了哪些错误？康有为真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吗？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苏联一开始就支持中共而非国民党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究竟有哪些争议？日本为什么污蔑中国为“支那”？日军曾以梁山好汉比附哪些延安领导人？

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可以连缀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个既重大又纷纭的事件：从辛亥革命到中日战争，从康有为、蒋介石到毛泽东、斯大林，从“二战”时的《延安水浒传》到今天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无一不受到公众的瞩目。《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集中了如杨天石、张宪文、沈志华、雷颐、马勇、余戈等近现代史学界最优秀的十二位学者，发挥各自专长，向知识大众与文化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风云与诡谲。

《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由多国丽等编著。

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

——兼谈辛亥前后孙中山建国思想

晚清大变局：清王朝的失误

康有为“衣带诏”与晚清政局

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

剪不断理还乱：抗战时期的蒋宋孑L关系

中国国民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三个代表团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

中日之间不要战争要对话

日本历史教科书与国民历史意识

日本近代为什么叫中国“支那”

中共抗日将领一百零八将

——解析波多野乾一的《延安水浒传》

腾冲之围：微观解读腾冲战役

后记

跋

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兼谈辛亥前后孙中山建国思想

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阿瑟·布朗博士的《辛亥革命》一书1912年3月在美国公开出版，可以说是美国人对辛亥革命最早的研究著作。原书名是《中国革命》，这本书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且对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专章介绍。布朗博士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书中的数据非常翔实，而且他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层都有过接触，所以他掌握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作为美国国务院顾问的布朗的这本书无疑对美国国民了解中国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本书体系非常严密，文字也很浅显，我在此就不做更多的介绍。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这些年来对辛亥革命的一些主要思考，并且结合阿瑟·布朗博士书中对于孙中山的论述，简单谈谈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

一、我对辛亥革命的主要看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在海内外成为比较繁荣和成熟的学术领域，尤其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研究工作已很深入。中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即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逢十”必举行纪念活动。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的学术成果，也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而大量涌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政治派别、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政治和经济环境、思想影响和成败分析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成就卓著。章开沅、金冲及等教授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武汉、广州等地也因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基地。

伴随着史料的不断开发，学科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有了较大改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也日益扩展，人们对众多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并给予新的解读。

1．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国家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向中国扩张。这时的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一是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精神文明的冲击。先进的中国人士发现古老的、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而清王朝政治腐败，皇权式微，社会极度动荡不安。一些关心国家发展和前途的知识精英，开始思索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世纪世界潮流的总趋势，是建设现代社会，即建设民主共和制国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情，有识者认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们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试图在保存旧王朝根本体制的情况下，借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的“自强”。然而，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洋务自强运动，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运动，还是清王朝本身推行的“新政”改革运动，均未能从根本上摧毁两千多年来形成的牢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实践证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走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向前进步的唯一途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总结先进的中国人多年政治斗争经验基础上，采用武装暴力手段，推翻了清王朝。他们前仆后继，不遗余力，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浪潮。然而，所有革命行动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新的历史时代。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里程碑，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辛亥革命有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

革命，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大变动，其中包括惨烈的军事行动。它往往经历众多的人和事的磨难，常非一日之功或一蹴而就者。我们认识辛亥革命，经常把它单指或等同于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历史上也习惯性地将武昌起义视为“首义”，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是整个革命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P3－5

有那么几年，人们嚷嚷“史学危机”。那一段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滞销，读者不读，出版社不愿出。一本书，印个一两千本，还要补贴。没有补贴，书稿就只能永远躺在作者的抽屉里睡觉。这几年，情况变了。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量出版。大陆历史学家的著作自不必说，海外的、特别是台湾历史学家的著作受到许多出版家的青睐。不少在台湾受到冷落的著作纷纷在大陆获得出版或再版机会。这是令人高兴的现象之一。

令人高兴的现象之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历史讲座热。大学、图书馆、文化馆、学会、网站、电视台，纷纷举办历史讲座。每次讲座，听众踊跃，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都有，堪称少长成集，不仅座无虚席，而且有时连走廊、过道、舞台，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有些讲座，不少人挤在门外，一票难求，只能怏怏离去。

这些现象昭示我们，史学危机已成过去，史学热正在形成。我不敢说“史学春天”已到，“史学春天”的来临依赖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档案的充分开放，敏感问题的解禁，出版政策的宽松和出版业的繁荣，这些条件，目前都还不具备，或并不完全具备，只能“中心向之”。

何以会出现“史学热”？源于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写历史，记录既往，总结经验与教训，“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扬清激浊，褒善刺恶，大概也可以属于“经国”大业之一，因之，读历史，了解历史，不仅可以长知识、长智慧，了解前天、昨天，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今天。中国人爱将历史比作镜子，常用这面镜子照一照，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得失，明辨真伪、是非，善恶、美丑，于已、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好处多多。近年来，人们感到既往的历史著作虚假成分、片面成分都太多，因利益和政治需要而隐讳、扭曲的成分也太多，渴望拨开各种云雾和遮蔽，了解历史的真相和全貌，这就是历史讲座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

然而，历史讲座又颇不易举办。首先是选人。主讲者必须是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专家，然后是选题，讲题必须听众有兴趣，又对学术、对社会有所裨益。此后，主讲者进入撰写讲稿阶段。演讲和写文章、写学术著作不同，必须充分顾及听众，做到大众化、口语化，甚至趣味化，这才能抓住听众，吸引听众，使听众能坐得住、听得进，甚至听得津津有味。演讲完毕之后，还必须留出时间。接受听众的各种各样的提问、质疑。因此，开讲座，做报告，不仅有益听众，使之避免读罢数万言、数十万言，甚至上百万言而仍难得其要领之苦，而且，也大有益于演讲者。它促使演讲者明晰论点、注意表达、讲究语言。过去，人们常常苦于学术局限于少数学人的小圈子，影响细微，而讲座则找到了一条使学术走向社会、走向公众的路子。它把专家直接推到读者面前，使高雅艰深的学术转化为人人可懂、可读的讲词，使提高与普及结合，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对于繁荣学术、普及学术，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知识修养，功莫大焉。

季我努学社是由一批青年学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其成员活跃于电视、电影、报社、出版社等多种媒体，充满朝气和干劲。近年来，和朝阳区图书馆合作，举办历史讲座，卓有成绩。我也曾受邀做过演讲，并和学社的负责人康狄、多国丽有较多的交往，深感这两位年轻人志向高远，热情能干，热心于学术和公益。现在，学社将最初的一批演讲汇编成书。检读数篇，觉得研究深入，见解高超，使我自己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得益良多。例如书中，雷颐先生的演讲，叙述西学东渐初期中国保守分子的深闭固拒，使人联系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迈开脚步的艰难过程，不禁引人深思，感慨万千。李玉贞女士的演讲阐发邵力子于1926年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经过，其中所谈邵和农民国际的关系以及他对俄国人推销的“左倾”土改路线的不满，过去学界就所知甚少。书中，李女士还展示了斯大林送给蒋介石的一张照片及其题词。此事，邵力子回忆过，但这张照片，我却是第一次见到。沈志华先生的演讲，揭示中苏两国签订同盟条约的经过，以及朝鲜战期间争中国、苏联、朝鲜三国最高领导人之问的互动，大多闻所未闻，属于最深层、最隐蔽的政治机密，而又出言有据，真确可信。其他演讲也都各有其内容和特色，都能增人新知，匡所不逮。翻阅之后，深悔当初没有深入现场，亲耳听取报告，并与主讲者交流、讨论。好在出书之后，相信有更多的读者可以读到，分享其宝贵内容。

愿季我努学社日益发展。

愿季我努沙龙日益丰富多彩。

在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之下，由大丰市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暨季我努学社和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共同主办的“朝阳文化大讲堂·季我努沙龙”已经快满一周岁了。在各位专家学者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沙龙前十二期的专家讲演结集也在此刻与读者见面了，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季我努学社是以整理中国近代史料为职志的民间学术团体，自2011年7月成立以来，2012年已经出版书籍五部，其中的《辛亥革命》获得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学社成员参与了“宋美龄文集”和“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两个重大项目的整理工作。2013年为学社的“翻译年”，已经有五部关于朝鲜战争、抗日战争的书籍交给出版社，2014年上半年，学社还将完成“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四本，均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及其他书籍（初步统计近十本）的翻译和撰写工作。截止2013年9月，季我努学社在网易的官方博客“季我努”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三百万。

季我努学社在整理近代史料的同时，也在利用实体活动积极地传播历史知识。“朝阳文化大讲堂·季我努沙龙”便是学社与朝图通力合作的成果。“季我努沙龙”是归属于“朝阳文化大讲堂”的二级活动，它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每月邀请一至两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主题讲演。自2012年11月创办以来，截至2013年10月，季我努沙龙已经成功举办十六期。而季我努沙龙的母体“朝阳文化大讲堂”已经坚持举办了八个年头。

朝阳区图书馆创办“朝阳文化大讲堂”的初衷是为了向北京的普通市民普及文史知识，与季我努学社的宗旨殊途同归。两家商议后，决定创办“朝阳文化大讲堂·季我努沙龙”，由朝图提供场地，由学社来邀请专家，双方共同来组织讲座。这种模式是社会力量融人公共事业机构，通过文化共建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尝试。

应该说“季我努沙龙”采取了“文化大讲堂”传统的模式，但是它是对“朝阳文化大讲堂”的发展和深化，各位著名学者的精彩讲演极大地提升了大讲堂的品位和文化层次，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巨大欢迎和高度认可。

文化大讲堂创办于2006年，采取的模式是专家讲座的模式。从创办之初，“朝图”便广邀名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经典。“朝图”的目的在于倡导普通市民形成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朝图”力图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北京公共文化体系中社会职能，倡导学习型社会，想把大讲堂变成一所没有藩篱的“百姓大学”。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迄今为止，“朝图”利用大讲堂的载体，与北京市档案馆、季我努学社等多方合作，已举办讲座近两千余场，观众人数近十万人次，2011年被评为“朝阳区市民的学习品牌活动”。

量变必然导致质变。“朝图”在举办大讲堂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在坚守讲座阵地的同时，朝图积极引入季我努学社等“外脑”，力图将讲座系列化、专题化、精品化。季我努学社提供的优质专家资源，弥补了朝图的不足，实现了“大家、大学、大众”的结合，使优质的人文资源和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有效地扩大了朝阳文化大讲堂的知名度。

季我努沙龙虽然采取的是专家讲座的模式，但是充分体现了专家和观众的互动性，专家与观众的互动时间，每场都超过了半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一个小时。沙龙结束后，经常会出现观众围绕专家提问很长时间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既便于专家讲授专业知识，又便于观众深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它不同于现在社会上常见的所谓纯粹的沙龙模式（仅有专家交流，很少有观众提问），也有别于社会上常见的讲座模式（专家讲完了就很快散场了）。它充分的提问时间保证了互动的深人。有很多读者表示，季我努沙龙请的专家水平是一流的，讲得非常深人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有读者表示，季我努沙龙的质量不比国图和首图举办的讲座差。季我努沙龙几乎场场爆满，很多观众需要站着听讲，甚至有些时候报告厅中没有空地，他们只能站到走廊中收听。观众们的支持和热情让我们备受鼓励。

2013年朝阳区图书馆的新馆已经落成，目前正在装修和试运行。朝图新馆的报告厅比老馆的报告厅更大更先进，讲座的效果肯定也会更上一层楼。季我努学社将与朝图通力合作，争取为首都观众奉献更多的优质讲座。季我努学社也会依托学社会员所在的网站、报刊、出版社等多种媒体出版资源，将讲座的精彩内容与全国爱好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分享。

本书讲演稿的编辑工作由多国丽独立完成，康狄完成了出版接洽、校对、润色等项工作，三联书店的卫纯编辑对全书进行了精心的编校。时间仓促，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