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长明编著的《毛泽东的故土情》内容介绍：勤劳、精明和节俭，使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摆脱了贫困，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毛泽东的母亲与他的父亲性格反差很大，她为人恭谨宽厚，随时愿意帮助和接济别人。父亲强悍而失之褊狭，母亲善良而失之柔弱，毛泽东则集中了父母各自的优点。

与经书相比，少年毛泽东更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中国旧小说，并由此影响到他后来的政治军事思维方式、人生哲学、情感价值取向和领导方式。

旧时中国，家族文化为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毛氏家族数百年形成的人文精神，沉雄而郁勃，灵秀而浪漫，至毛泽东而臻昌炽盛大。

历史进入近代，韶山这块秀丽的土地在时势的推涌下，风兴云奋，人文荟萃，迄毛泽东出，更是功业震殊俗，声绩耀寰宇。在这片仅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大量非凡的政治军事人才，而且也涌现出许多知名的科学和文化精英。

由胡长明编著的《毛泽东的故土情》旨在揭示和探讨毛泽东与故乡的双向情感交流。《毛泽东的故土情》一方面展示早年生活环境和地域文化对毛泽东人格和心理品质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追溯毛泽东带给家乡的深层变革以及他怀乡思亲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写作时注重现存史料，充分挖掘伟人与故乡双向交流的文化意蕴。作者曾长期供职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对《韶山毛氏族谱》及韶山地域文化史料有较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基于这一经历，本书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并有较多的个人见解，对研究毛泽东早年和晚年生活，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山川奇气曾锺此：韶山人文地理概说

第二章 清明麦饭冬至酒：韶山毛氏家庭的形成与巩固

第三章 圣贤豪杰本无种：毛泽东的祖家与外家

第四章 严父慈母振家声：毛泽东的“两党”家庭

第五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毛泽东的私塾生活

第六章 孩儿立志出乡关：毛泽东走出大山

第七章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的“试验田”

第八章 数点家山常在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两次回韶山

第九章 一方山水一方人：毛泽东与韶山地域文化

第十章 留与他年说梦痕：毛泽东与他的父老乡亲第

十一章 魂魄犹应依此间：毛泽东遗物回韶山

第十二章 韶乐已停尚有村：韶山风物耐人思

后记

“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清代举人戴炯和民国将领何海清以生动的笔触，勾画出韶山毛氏家族人文蔚起的前景。

地处湘中的韶山山高林密，草依崖畔，自古交通闭塞，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宁乡到湘乡的简易公路在此过境。人们不会忘记，1950年，毛岸英遵父命回乡省亲，在湘潭七里铺下车后，是骑马进入他魂牵梦绕的韶山冲的。由此上溯200余年，即清代前期，这里更如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虽说是“楚南一名山”，但外界真正知道它的人还相当稀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作出了200年后被证实的预言。

这个人便是举人出身的戴炯。戴炯与韶山毛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其母毛夫人便是韶山毛瑞芝公之女。毛瑞芝有“一言九鼎之风”，在当时毛氏家族中是有威信、有学识的人物。他与夫人俞氏膝下仅有一女，因此对女儿“教以妇职，慈严交尽”，戴炯兄弟“读书初就，实有赖焉”。乾隆二年（1737），韶山毛氏家族首修谱牒，戴炯念外祖家之贤，欣然为之作序。他在序中独出机杼地写道：

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境之奇者，亦出乎耳目之外。湘之西有韶山，山峻以复，泉洁以长，茂林修竹，云气往来。中可烟火百家，田畴沃壤，循流而至铁陂，两山相峙若门然。毛氏聚族于此，传十数世，风俗醇厚，储蓄殷饶，古传桃源莫过焉！若使在中原贵游之地，其不入道子之画、柳州之记乎？此境之奇者，出乎耳目之外也。六国时有毛先生遂者，值赵平原君好客重士，而卒略先生，想其交游淡泊、容貌质朴，无以动人者。及其数言定纵，使赵重于九鼎，然后服。毛先生之奇绝，非门下数千人所及。此岂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外乎？余常谓：惟奇人雅爱奇境，惟奇境实产奇人。毛先生自归赵后，不知复游楚而衍子孙于楚否？何韶山一区有似乎脱颖者为之卜筑也。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则虽不在耳目之中，而已非常见所及矣！

戴炯虽是一举人，又“以宦游走京师”，但他在历史上却寂然无闻。就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独具慧眼，对历史作出了准确的预言。韶山在200年后，果然出了一位“为国之华，为邦之望”的毛泽东。毛泽东与韶山交相辉映，“人与地俱传”。如同“士之奇者，不在耳目之中；境之奇者，亦出乎耳目之外”一样，预言之奇者，也出乎耳目之外，这大概是戴炯自己也未曾料及的。

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一则这样的传闻：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韶峰山麓对一位老妪说，“两百年以后此处必有王者兴，论姓氏，则为反手梳头。”后来出了毛泽东，人们便认为乾隆皇帝早有预见，或者说乾隆是“替天传旨”。与戴炯的预言不同，这则传闻仅仅是传闻而已，毫无根据和科学性可言。

有趣的是，除了戴炯这位毛家外孙之外，还有一位叫何海清的毛家外孙也对历史做出了准确的预言，所不同者，只是戴炯的预言在毛泽东出世以前，而何海清的预言则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

何海清（1875—1950），韶山人，1904年以官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学习，次年秋加入同盟会。1910年入云南讲武堂深造，与朱德同学。后相继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战功卓著。曾任护法靖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滇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等职，领陆军中将衔。他在云南期间，韶山毛家人毛麓钟、毛宇居（两人都是毛泽东的老师）、毛国翘等都曾在其门下供职。1925年，何海清解甲归田，是韶山很有影响的士绅。何海清曾说：“吾母系出韶山毛氏，为世居铁陂聪公之女。归吾父云峰公，育予兄弟五人，秉性慈祥，待人接物曲有恩谊。予今日之得以成立而稍博勋名者，皆母氏训诲之力也。”

1941年，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主修人毛宇居、毛国翘请何海清为之作序。何海清在赠序中写道：“忆予弱冠请缨，尝率三军持节钺，转战于粤桂川滇间，从蔡邵阳、唐萱公而护国法，阅人多矣。每与僚佐论英雄，慨山林草泽中不少奇人杰士，要在人自树立而发奋有为也。”接着他说：“近来毛氏族姓如咏芝（“咏芝”是毛泽东的“字”——引者注）昆仲辈，现服膺主义，声名遍天下，其昌炽而光大，正未可限量。”

众所周知，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在国共关系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便发生在这一年。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命运的大论战也正在进行之中，国民党高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要求取消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何海清，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过来的人，却预言毛泽东及其事业“昌炽而光大，正未可限量”。这不但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不同凡响的见识。P14-16

司马迁说：“王迹之兴，起于闾巷。”人间事态百变，英才辈出，但那些力挽狂澜、创造历史的顶尖级人物则大多来自民间社会，出于寻常巷陌和村野人家。他们一无祖业可袭，二无亲贵可援，而是全凭秀拔之智能、顽强之意志，草创开局，在凌霜履险中继长增高，终成大器和大业。地处湘中一隅的韶山，数百年间，毛家人亦是男耕女织，粗茶淡饭，在艰辛劳作中延续着一方人间烟火。但正是这块山高林密、草依崖畔之地，却孕育了令无数人惊叹和敬畏的巨人毛泽东。他崛起山林，纵横九州，其斡旋天地之本领、崭新日月之气概，诚可谓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古山以景名，景随人传。长期“灵秀聚锺人莫识”的韶山由此闻名遐迩，“人与地俱传”。

（一）

虽说英雄不问出身，将相原本无种，但对那些伟人巨子，人们会本能地追问其成功之故。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抒写了历史传奇、遗留下庞大身影的魅力性领袖人物，其成长经历更令人们为之神往。树有根、水有源，韶山自从1949年对外开放以来，无数中外观众前去寻访伟人的足迹，希望在韶山的土墙瓦房、田园草木中有所发现，有所启示。“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有感于此，毛泽东的战友叶剑英访问韶山时欣然命笔：“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入思。”

韶山毛氏家族的前辈在元末从江西吉水迁往云南澜沧江一带，于明朝洪武初年以军功“拨入楚省”，落籍韶山，其后数百年间瓜绵椒衍，聚族而居，如蜂筑巢般积累着自身的经济和文化资源。韶山群峰攒聚，苍莽雄浑；田畴沃壤，风光绮丽。韶峰更为楚南名峰，甘草、沉香产于石中，佛寺、庵堂点缀其间，花竹扶疏，林泉清嘉。秀绝的山水不仅为毛家人提供了衣食之源，而且滋养了他们诗性崇文的心灵。到清代乾隆年间，毛氏家族本“敬宗收族，造福子孙”之意，建祠堂，修族谱，设公田，隆祭祀，形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以毛兰芳为代表的毛家读书人设馆授徒，弦歌不绝，歌咏故土山川的“韶山八景诗”空灵洒脱，意境深远。

毛家人耕读传家，但又崇尚武勇。近代湘军兴起后，其子弟秉承祖先们闯荡天下的品格而纷纷从军，数十人在征战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名，将家族先辈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自古奇人雅爱奇境，奇境实产奇人，叹如许山川，龙蜷虎卧，诗魂剑魂；数过往春秋，耕樵蚕织，风俗纯朴。世上数百年旧家立业积德，光前裕后，宜乎其灵秀郁勃而臻于昌炽盛大。早在清代乾隆二年（1737），湘中名士戴炯在《韶山毛氏一修族谱》序言中便预言：“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

毫无疑问，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禀赋和素养对其一生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韶山生活了整整十七年，家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塑造了他的性格、爱好和习惯。先辈们勤劳而智慧的生存方式、崇文而尚武的人生追求、务实而浪漫的生活情趣以及儒佛参合的精神信仰，都在毛泽东的心灵世界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特别是他那种崇尚武勇、做事刚劲奋力的风格，更为明显地见出毛氏家族集体性格的影子。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特定的家族背景，正是毛泽东强烈的尚武精神之滥觞。其他如敬老尊贤、重情执礼等情感特征，也是其在家族的祭祀和日常生活中所习得。

毛泽东生长在一个“严父慈母”的家庭，耳濡目染，养成了他爱憎分明、刚柔相济的性格。他崇尚斗争，不怕困难，秉承了严父的刚毅和倔强；而怜贫恤弱、为穷苦人落泪，又分明受到慈母大爱济人的影响。他在韶山接受过正统的私塾教育，苦读经籍，涵咏子史，赐予他初步的国学素养，为他一生跌宕文史、吟诗作赋奠定了基础。而煤油灯下的自由阅读，也让他领略了中国旧小说、旧戏曲等非正统文化的魅力。雅俗文化的双重洗礼，决定了他多元的审美取向。两种文化在头脑中的沉浮不定，又影响到他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方式和阅读兴趣。在夜读中，他还接触到一些反映时代变局的新式读物，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从而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从乡土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他终生乡音不改，在饮食起居等方面顽固地保持着韶山养成的习惯，如睡木板床、吃红烧肉、嗜辣椒、用牙粉，喜欢穿宽松的棉衣和布鞋等。故土秀绝的山水和丰富多彩的民歌民谣则滋养了他的艺术心灵，培养了他终生登山临水、采风访俗的浓烈兴趣。

家乡赋予毛泽东的还远远不止于性格、爱好、习惯和国学素养。1925年和1927年，他在韶山开展和考察农民运动，获得了关于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启示，从而成为“农民运动的王”。后来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千万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韶山的乡亲大多对毛泽东的革命事业予以同情和支持，甚至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韶山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实验田，毛泽东从心底感念这片热土，深切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族亲和同乡。

（二）

中国人有一种真挚而深婉的家乡情结，游子思乡、羁人恋家，是文学创作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俗语中也有“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物感于外，情动于中，举凡深山夕照、惊秋寒雁、中天明月、旅馆寒灯、清明麦饭、除夕爆竹等各种物象和人事，皆能勾起国人浓郁的怀乡思亲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怀乡思亲之作车载斗量，其中又有许多优美至极、感人至深的神来之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戴叔伦的“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周必大的“数点家山常在眼，一声寒雁正关情”，等等。

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曾发出“我自欲为江海客”的豪言壮语。但四海为家的生存方式却无法切断绵绵思乡之苦。进入中年特别是老年后，毛泽东的怀乡之情与日俱增，而且愈老愈醇。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延安与韶山之间的通讯得以联通。外家表兄文运昌致信毛泽东，倾诉了暌违多年后的思念之情。信中附诗一首：“乱时亲友相逢少，焚后楼台入梦多。始知儿女成重累，诗书且喜却愁魔。”毛泽东捧读家书，热泪双流，在1937年11月27日情不自禁地给表兄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云：“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信中还写道：“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喜欢的。”此时，距离毛泽东1927年。离开韶山已经整整十年。十年间，毛泽东南征北战，艰辛备历。在陕北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在窑洞内伴一盏孤灯检点相思，回忆旧事，最能体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的深沉况味。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经纬万端，无暇动身作还乡游。1950年5月，他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让儿子转达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切思念。“江南草长莺飞日，游子离邦去里情。”人间的五月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嘱咐和厚意，踏上了韶山这块神奇的土地，走访了韶山冲的乡亲和唐家士乇的文家亲戚。毛岸英将看到听到的点点滴滴向父亲汇报，让毛泽东倍感温馨和安慰。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韶山亲人、朋友等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如今留存下来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便达90余封。每当有韶山亲友上京叙旧，他总是热情招待，娓娓细谈。昔年梦痕，如数家珍；一草一木，皆耐温存。他问家乡的老人，问乡亲的生产和生活，问家乡的房舍、庙宇乃至树木，时而欣慰，时而遗憾，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怅然若失，遥望韶山，爱如潮水。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阔别32年后回到韶山，第二天清晨便上山给父母拜坟。一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饱含了多少辛酸和哀思！随后他观看了旧居的每个房间和其中的陈设，以及他劳动过的稻田，往日的一切，人与事、爱与伤奔涌不息。晚上，他设宴席招待和答谢乡亲，浓酒一杯，情满韶山。欢聚过后，毛泽东意犹未尽，挥笔写下力作《七律·到韶山》。这一觞一咏，皆为了倾吐心声、畅叙幽情。1966年，毛泽东再度回故乡，在山水清绝的滴水洞住了整整十二天。临别之际，快上车了，他又走回去坐了一会，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管理员廖时禹最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你可要看管好房子啊！我还会回来的。”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去，竟成了伟人与故土的永诀。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是东汉文学家王粲《登楼赋》中的名言，它揭示了怀乡思亲这一美好人性的极大普遍性。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这篇文章，他感慨万分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我拿什么回报乡亲”？“我该如何回报乡亲”？这始终是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俱兴，包括家乡人民在内的全民生活都极为艰苦。韶山因为参观人数不断增加，亟须修建公路。毛泽东听说后大感不安，他在1950年9月20日给黄克诚等人的信中写道：“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地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毛泽东眷念和同情家乡亲友的生活，时不时用自己的稿酬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友，对上京叙旧的亲友，临别也送给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如衣服、皮箱等。但令他感到为难的是，许多沾亲带故的同乡，都要求他帮忙介绍工作，有的还提出最好安排在北京。对于这些要求，毛泽东一般都以“工作问题，以就近和熟悉先生情况之人筹商解决，较为适宜”、“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等理由加以婉拒。作为“一国之主”，毛泽东深知坚持原则、维护公平的极端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韶山有一百四十多人为革命献出生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烈士的家属生活最为困难，纷纷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照顾，韶山当地政府感到很大压力。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时任湘潭清溪区区委委员、第十五支部书记毛逸民的信中说：“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他不希望家乡人民因为有他而产生依赖思想和特权观念，而是反复告诫家乡人民在努力生产中求得生活上的改善。

毛泽东热爱家乡和家乡人民，但有些亲友对他的期许和要求显然已超出原则所许可的范围。面对传统人情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观念和陋习，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他不是迎合和将就，而是以理制情，不惜冒得罪亲友的风险而明断是非。他曾在给同乡好友彭石麟的信中坦诚地写道：“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情感与理智、欢欣与失落、付出与歉疚，在他心灵深处总是缠绕和纠结在一起。

（三）

毛泽东与家乡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他既得到故土亲人的厚赐，又尽自己之所能予以回报。他既饱尝思亲怀乡之苦，又充分体验了与亲友久别重逢的喜悦。他既重情执礼、不忘根本，又深感位高权重之后待人接物之难。

本书的主题正在于展示毛泽东与故乡双向的精神与情感交流。一方面探讨早年生活环境和地域文化对毛泽东人格和心理品质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追溯毛泽东带给家乡的深层变革以及他怀乡思亲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虽然自然界依旧是日出东台，月挂西峰，但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让稍具历史感的人不免生发隔世之叹。为适应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眼界，我以存史和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为目的，在写作时力求避免两个倾向，一个是用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眼光来描述历史，以致过滤掉许多丰富、生动的家族文化、乡土民俗等方面的材料，使书稿沦为肤浅的宣传品；另一个则是用神秘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与故土的关系，以故作高深和故弄玄虚的语言来渲染韶山的龙脉王气和毛泽东的神秘莫测，从而给书稿涂上玄学化的色彩。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伟人但不是上帝，人间烟火将他养大，转益多师成就他的博学多才，艰苦卓绝的奋斗让他脱颖而出。他和我们平常人一样有亲情、乡情和友情，也有痛苦、挫折和失误。毛泽东业已走下神坛，我们没有必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他重归神秘。

我曾有幸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十多年。期间我仔细研读过《韶山毛氏族谱》，阅读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生平业绩的书稿，并走访过许多毛泽东的本家和外家亲人。长年累月的资料积累和思考所得，让我有了写作此书的基本条件。韶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当2001年我离开韶山的时候，我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写一本全面总结毛泽东与故乡相互关系的书。当2011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在长沙的斗室中完成了任务，了却了多年的一个愿望，我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怀想韶山，感慨万端。古今多少事，渔鼓起三更。

胡长明

2010年12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期间，依托其特有的学术资源和资料优势，逐步介入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先后出版过《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家事图系》，并参与撰写或编辑了《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等书稿。我的读书习惯及对学术的兴趣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在此期间，我阅读过许多让我终生受益的中外名著，也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因此我从心底感念这块土地。

2001年我离开韶山之后，一直想写一部全面反映毛泽东与故乡关系的书稿，但因为其他事务缠身，迟迟未能动笔。从2008年起，我决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到2010年下半年，书稿基本成形，之后我又对书稿作了多次修改。我在写作过程中，注重采用《韶山毛氏族谱》、《韶山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刊》、韶山老人座谈会记录等一些翔实可靠的地方史资料，力求做到考辨周详，论从史出，使书稿呈现一种朴直、写实和严谨的风格，尽量避免无根据、不适当的想象和渲染。我在韶山生活期间，对韶山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情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有直观的感受，同时也接触过不少毛泽东的亲属以及对毛泽东生平思想有研究的学界人士，这些经历对我的写作大有助益。本书的一些图片出自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所编《领袖与故乡》画册，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也参考和引用了韶山同事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我的老领导龚固忠、高菊村、吴大为、刘斌珍、刘胜生等以及同事龙剑宇、吴波、张素娥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并非易事，其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和人士的帮助。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公司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共同承担本书的出版发行事宜，我对与它们的合作深感荣幸。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过许多高质量的学术和文化精品，参与并见证了十多年来中国民营书业艰辛而荣耀的发展历程。总裁尚红科先生拥有一支颇具职业水准的编辑队伍。本书的编辑们为本书的出版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就书稿当中存在的问题与我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其敬业精神和专业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我向尚红科先生、各位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金田、李红喜、张曙以及我的同事曹有鹏先生，是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让这部书稿及早面世。

我的朋友钟声、吴炜、段卫国、陈金龙、颜翔林、洪铁民、刘绪义等或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或长期鼓励我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友情以及对我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关心，让我深切体验到人间益友、畏友、诤友的可贵。他们的良善、智慧和道义，带给我诸多的灵感和启迪。

个人的知识、悟性和见解总是有限的，这本书稿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漏和不足，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胡长明

2011年5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