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字拱辰，是我国屈指可数的经学专家。《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是杨向奎先生于1988年春天应张璇如、蒋秀松、郭建文等先生之约而写就的，1989年曾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和发展历程。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是杨向奎先生于1988年春天应张璇如、蒋秀松、郭建文等先生之约而写就的，1989年曾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全书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和发展历程。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自述撰写《史记》的抱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个方面是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杨先生是达到了。《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篇幅不大，却不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序言

一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二 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

三 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

四 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

五 司马迁与公羊学

六 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

七 宋儒之“春秋学”

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

九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

十 历史的回顾

后记

孔子曾经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盖自夏殷以来之传统文化至宗周而发扬光大，以为礼乐文明之典范。到春秋时代，孔子还要东方各国发扬这种文明，他曾经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不是师古而是法今。司马迁是理解孔子的，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嗷如、纵之纯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日：《关雎》之乱，以为《国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一段正好是《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的疏证。《书》是中国古代史，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明，俱备于此，所以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次及《乐》，其次言《易》，孔子深于《易》，儒家遂有《十翼》，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以六经传六艺”，遂构成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礼乐文明的核心，而儒家乃以学术宗派代替了宗教的职能。《诗》、《书》、《礼》、《乐》对于孔子来说都是“故”，“故”即“古”，在春秋时代，“中国”代表了天下，是最先进地区，学术来源，除实践外，来自古昔虞夏商周，故孔子求学之道是“温故而知新”，损益传统文明而发扬光大，这“故”或“古”主要是宗周时代的礼乐文明，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宗周承袭过去而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永远不能忘掉周公，周公、孔子都是创造中国文明的不祧祖先。《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

“先君周公制周礼”是有关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事情出自季文子之口，他是鲁国世家子，鲁为周公及伯禽封国，且春秋文公时去西周不远，而周礼在鲁，这种记载是可信的。礼的内容广泛，包括当时的典章制度，礼乐文明。《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更明确地提出周公曾“制礼作乐”。“礼”不止今传《三礼》，《三礼》为《周礼》、《仪礼》及《礼记》。《周礼》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而《仪、礼》相传《经》出周公，《礼记》则出于孔子及后学。《礼记》内容庞杂，体系非一，盖出自孔门各派之手，用以发挥孔门学说及礼之蕴藉者。《三礼》内容丰富，而问题实多，是两千年来，经学史上争论未决的问题，也是经师儒家潜心研究的中心问题，盖“礼”为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寄托所在，无“礼”是为“无德”或“无理”。

通论中国古代之发展，虞夏以来，至于春秋，与当时经济要区相结合之文化要区，约略言之如下：

1.齐鲁区：《左传》有“周礼在鲁”的记载(昭公二年)，其实周礼亦在齐，今传《周礼》出于齐，《管子》一书实多周礼。

2.秦晋区：秦为炎黄活动地区，亦为姬周氏族之发源地，而晋为夏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3.吴越区：吴为周后，越为夏裔，至春秋时代观子吴公子季札之如鲁观乐，堂哉皇哉，固深于礼乐者。

4.楚与二南区：二南乃周召之移民，即所谓“汉阳诸姬”及四岳后，而楚之文化渊源所自或与四岳有关，《吕刑》内容与楚之礼俗息息相关。

5.中原郑卫区：平王东迁，晋郑是依，晋为大国，春秋初年郑亦强梁，东周固宗周礼乐之继承者，而郑卫之乐亦新声也。

我们说是“要区”，是说主要由它们构成西周以来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实为儒家思想中之典型的“一统制度”。“一统”必有归宿，统一于夏，或统一于夷？要统一于夏，诸夏即中国，中国即华夏，在大一统思想体系中，遂冲破夷、夏界限，而夷可以变夏，夏可以变夷。统一于夏，即统一于夏的礼乐文明，这种文明即以周礼为指归，因为孔子曾经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宗周礼乐文明虽不限于《周礼》及《仪礼》，但《仪礼》实多为宗周之礼制条文，而《周礼》一书乃根据先秦礼制而加以扩张，亦即根据一统规模之理想而制造，它不完全是实录，是根据实录而理想化的著作。P26-29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2011年仲春的一天，突然接到北京出版社莫常红先生的电话，说：出版社为普及社科知识，已于早些时候开始出版发行了一些名家大作，名之为“大家小书”。在他们今年的出版计划中，拟将收入先父杨向奎先生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征求我是否同意。我没怎么思索便一口答应了。因为我知道学术大家们呕心沥血所完成的著述，都是很严谨高尚且于国家社稷和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有益的科学成果。把这些东西再广泛地放回到社会中去，让更多的人阅读、领略，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是先父于1988年春天应张璇如、蒋秀松、郭建文等先生之约而写就的，1989年曾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父亲曾说：“中国的史学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有编年体的史书，有纪传体的史书，还有纪事本末体的史书。我们不仅有发达的史学，还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公羊学派的理论上。……在历史哲学上，影响最大的是《公羊传》。……《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和发展历程。”这就把他之所以撰写此书缘由和主要内容交代清楚了。

父亲去世已十年又八个月了。如果他在天有灵，对于再行出版他的旧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我作为他的长女，只愿意分享他的这份快乐，而不愿意从中获得物质利益。所以，我主动放弃了出版单位意欲支付给我的版税。不论金额多少，都用以支持这项出版事业的持续发展。

杨永贤

2011年3月24日于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