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共分三部分：“逆水行舟”、“砥柱中流”、“拨乱反正”。作者薛庆超通过对“文革”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介绍，阐明了十年浩劫对党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抵制与反思，并阐释了“文革”走向终结的必然结局和拨乱反正、走出动乱阴影的历史性转折意义。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作者薛庆超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翔实、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活动。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共分三部分：“逆水行舟”、“砥柱中流”、“拨乱反正”。作者通过对“文革”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介绍，阐明了十年浩劫对党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抵制与反思，并阐释了“文革”走向终结的必然结局和拨乱反正、走出动乱阴影的历史性转折意义。

逆水行舟

 1.“所谓‘毛派’的头子”

 2.山雨欲来风满楼

 3.“文革”的全面爆发

 4.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和升级

 5.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6.“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7.邓小平复出始末

 8.“人才难得”

 9.挫败江青集团的“组阁”阴谋

 10.“三项指示为纲”

 11.“评《水浒》”风波

砥柱中流

 1.“反击右派翻案风”

 2.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

 3.“天安门事件”

 4.“你办事，我放心”

 5.粉碎“四人帮”

 6.“两个凡是”

 7.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8.真理标准大讨论

 9.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拨乱反正

 1.“抓纲治国”

 2.转折的前奏

 3.“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4.为习仲勋，彭德怀翻案

 5.复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6.全面调整社会关系

 7.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8.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9.拨乱反正，重铸辉煌

跋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封来信上批示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婚变”。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金维映不得不与邓小平离婚。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错误开展“党内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讲道：“我是‘三落三起’”

一位名叫乌利·弗朗茨的德国人也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革命的道路是不会像涅瓦大道一样笔直平坦的。

人生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有志于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们，首先要作好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的准备。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一落一起”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195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军民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不久，邓小平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自从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职务，只分配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因而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必欲整倒的一个严重阻碍。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左”倾教条主义终于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展开了“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批判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左”倾教条主义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为了否定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寻乌事件”被“左”倾教条主义作为一件大事提了出来。当时，在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可奈何。最后，在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军民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出了寻乌城。这样，被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区域亦得到恢复。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诬蔑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毫无道理地开展了反对“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错误的批判和严厉的指责。  

本来，1933年春天，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奉调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对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整个工作，遭到了否定，并被错误地扣上了“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4月16日至20日，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主持下，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以总结江西工作为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打击。此后，会昌、寻乌、安远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凡是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领导干部，均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的批判尤为激烈。P2-5

“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这大概是史学研究的唯一办法。研究问题非一日之功，著述立说更是需要长期积累。

我认为，牛顿通过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地球万有引力定理”，决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长期潜心研究、深入思考、终日琢磨的结果。只有这样，也只有下了这样的工夫，才能达到“铁棒磨成针”的效果，才会在看到“苹果落地”的自然现象时，触动灵机，得到启发，产生灵感，豁然感悟，头脑中在瞬间进发出思想火花。于是，长期的研究转化、升化、上升为一个“质”的“飞跃”，长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同样，瓦特从“壶盖为什么会跳动”到发明“蒸汽机”也有一个漫长的、艰辛的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实验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之功。

几十年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节假日、晚上和早上都用来读书、研究和写作。因此，发表了一些党史文章、出版了一些党史著作。所以，每当听到有的同志和朋友问道“你怎么发表了那么多研究成果”时，我总是说：你们只是看到了农民在获得丰收时的喜悦，哪里知道农民为了丰收——开荒、耕地、选种、播种、育种、施肥、除草、灭虫、灌溉、抗旱、排涝……从播种到收获而付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劳动呵！

假如把古人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改为“谁知书中文，字字皆辛苦”，倒也是极为贴切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出版一本书，可能只需若干个月。但是从选题、研究、思考、写作到成为书稿，再从书稿反复修改以后成为正式印刷品，其间却是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和辛劳的。

这部著作也是如此。

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工作的还有：薛志超、薛梅芳、李景林、李鹏、薛玲、王金多、王鹏飞、马静、薛庆芳、杨国和。

人民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出版社。《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这个选题的立项和确定，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借此机会，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