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常幸运的”
张亚平称自己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云南省科协主席……
“恰逢其时，感谢改革开放，我接受了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受《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加上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重视，让我走上了科研之路。”
近年来，张亚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一次次重大的学术发现和突破——
通过对数千个样品的筛选和代表样品的线粒体基因组分析，建立了系统而完善的东亚和南亚人群系统发育关系；系统研究了我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遗传多样性，发现东亚，尤其是我国南方及周边地区是家养动物驯化的重要区域；建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动物DNA库，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澄清了这类群系统演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在基因进化与生物适应机制研究中新发现了数百个基因，揭示了一些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起源进化及其与生物适应的关系……
张亚平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广泛交流。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有3人获中科院院长奖特别奖。
张亚平的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促进了我国分子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发展，进入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的前沿。
2002年6月，张亚平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跟往常一样，依旧忙碌在“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贝基基金会和保罗基金会，却把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授予了他，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
“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是国际上专门针对这一新兴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大奖的突然惠顾，张亚平倍感“意外”：“国际、国内做得出色的人很多，我能得到这个荣誉是非常幸运的。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里，比我年长的、同龄的科学家有很多，能够得到这个荣誉，一方面是实验室的全体人员和我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运气。我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想做的许多工作都做出来了。”柔和的阳光下，张亚平的眼神显得越发平和。
2004年7月23日，张亚平这位当时不到39岁的年轻科学家，与吴曼、李家洋两位我国遗传生物学界的“大腕”人物，共同站到了一个领奖台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把“生物科学创新奖”颁给了他。
“人要懂得知遇之恩”
1986年7月，张亚平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币，而是选掸了昆明市郊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选择了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投在了细胞进化学专家施立明先生的门下。
“当时我十分喜欢动物遗传学。大学毕业之前，我查了些文献，看到一些施立明先生的文章，觉得他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研究方向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云南又是一个动物王国，为我将要做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一种机遇。”
当时，施立明先生领导的实验室已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做得最好的实验室。
“在我刚到实验室的时候，施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他想在实验室开辟新的实验领域，因为我是学生物化学，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他希望我来在这个实验室开辟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20出头的年轻人，肩负着恩师的信任与器重，就这样从零做起，开始探索新的实验领域。 没有提取DNA微量样品所必需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当时提取DNA样品时，用的是微量注射器。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用于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张亚平苦笑着。
用近乎原始的方法与设备，张亚平完成了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做过的“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对于这个“处女作”，如今的张亚平津津乐道：“我们先把猕猴的线粒体提取出来，再把里边的DNA纯化出来。然后用限制性酶进行分析，比较它的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计算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当时在国内系统地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是不多的，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1994年，张亚平的导师施立明院士病故，当时远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的他，怀着对恩师的感念之情，万里奔丧。
施立明院士的过世，使得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一度失去了领头人，这里太需要一位具有科研激情、才智的新舵手。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加之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独到见解，使张亚平众望所归。然而，当年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条件确实无法满足张亚平的基本工作需求。
“我当时曾想，如果我回来不能从事我深爱的研究，我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踌躇再三，在回美国之前，张亚平决定到北京拜访一下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争取实验室购买设备的所必需的经费。
百忙之中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张亚平10分钟。
“去见周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下有关的材料。当时比较紧张。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中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张亚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料到，一见面，周院长问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一下子放松了。”
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建设实验室。
张亚平经历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谈话、“意外”得到15万美元科研启动经费。他还深有感情地谈到其他给予他关心与支持的领导与专家。此后，“人要懂得知遇之恩”这句话就常挂在他的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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