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由陈尚君编著的《敬畏传统》是“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主要内容为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温庭筠生年新考，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杜诗早期流传考，姜夔卒年考，《全唐诗》误收诗考(节选)，欧阳修著述考(节选)，何谓西昆体，韩柳交游之始等，

《敬畏传统》：本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敬畏传统》由陈尚君编著。

自序

一九七八

一九七九

　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

一九八○

　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

　温庭筠生年新考

一九八一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

一九八二

　杜诗早期流传考

一九八三

　姜夔卒年考

一九八四

　《全唐诗》误收诗考(节选)

一九八五

　欧阳修著述考(节选)

一九八六

　何谓西昆体

一九八七

　韩柳交游之始

一九八八

　唐宋诗词札记

一九八九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

一九九○

　张碧生活时代考

一九九一

　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钞本《元和三舍人集》

一九九二

　《诗渊》全编求原

　我作《全唐诗补编》

一九九三

　《永乐大典》残卷校《旧五代史》札记

一九九四

　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

　齐己佚文《龙牙和尚偈颂序》考述

一九九五

　述《全唐文》成书经过

《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

一九九六

　文史札记一组

一九九七

　长沙窑唐诗书后

　存世唐诗知多少

一九九八

　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九九九

　清辑《旧五代史》平质

　地方志辑佚之得与失

　——评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二○○○

　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节选)

二○○一

　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变

二○○二

　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七十五

　周年纪念论文集》前言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

二○○三

　唐代墓志中所见的妻妾关系

　在早稻田看书

二○○四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新版弁言

二○○五

　《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

　《全唐文补编》出版感言

二○○六

　五代社会变化的一些迹象

　二十四史启动修订的一些建议

　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以《梅尧臣传》为例

二○○七

　欧阳修的从政经历和学术建树——纪念欧阳修诞辰一千周年

　《册府元龟》的校订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八

　学者宜知所取舍——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序

　破镜重圆的原委和真相

二○○九

　古籍辑佚学在数码时代的发展机缘——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序

附录陈尚君学术年表

一九七八 纪事

1978年夏，我以在校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工农兵大学生二年级生，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录取为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当年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参加过市新长征突击手的会议。

其实，在此以前，我只有小学是读完了的。初中没有上完一年，就开始批判“三家村”，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就挂了。大学一年多，还在恢复的阶段，古代文学只听过一学期作品选，文学史还没有开讲。就这样考取了研究生，我自已也感到很意外。

我出生并成长在江苏南通。这座城市近代因为张謇创办实业，建立全国最早的师范学校、博物馆，在文化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惜我的祖辈从宁波到上海，父母从上海到南通，与南通的文化圈完全没有麦集。我读的小学是南通师范学校第四附属小学，可能在教学方面不错，只是作为小学生的我完垒没有比较能力。能够记得的是语文、算术成绩都很好，二年级时曾经向语文课的保韵新老师借过线装的《水浒》（大约是清末民初的石印绣像本），向姨父何成群借过批点本《三国》，放学后经常在路边小人书摊看一分钱读一本的连环画。五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刘宝珊经常表扬我的作文，还曾在班上保证我能考上南通中学，可惜我辜负了他的期待。后来听说，刘老师早年曾任海安李堡镇镇长，“文革”间死于非命。

“文革”停课，对少不更事的我来说没有遗憾，好像还有些兴奋，每天忙于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的功课是将全城的大字报浏览一遍。由于年龄太小，有造反的冲动而没有实际的能力，参加组织经常是全城捉迷藏。一次躲进学校教学楼的地下，居然捡到了国民党南通县党部的大印。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知青下乡才结束。

我去的地方是海门县江心沙农场，离家四五十公里，紧贴着长江边的一个冲积岛。开始的一两年，一是想家，二是无法承受艰苦的农活。记得农场和陆地连接的大坝合龙的当晚，我们十多个知青撂下箩筐，立即步行一晚回家。不久农场改建制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五团，知青逐渐被提拔为各层干部，务农的态度也有了根本变化。我从1971年到1975年担任六连三排排长四年，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有六七百亩地，管五六十号人，每天要安排农活，检查督促计算工分当然还要比别人做得多那时毕竟年轻不知疲倦也绝不偷懒。每年三夏、三秋最忙的季节，都是早晨天将亮四点多钟出工，午饭送到田头，晚上七八点天完全黑了回家。冬天忙水利，天亮步行十多公里到工地，一天完成八到十个土方，天黑再步行回家。所有的农活，都是超大强度的，我们完全和农民一样，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比如挑担，重量在起立时就几乎两腿发抖，但挑上要走几里地；喷农药，整天沉浸其间，浑身都是剧毒农药的气味；锄草插秧，每天要弯腰十多个小时。农场管理有序，全农场三千知青都是这样工作，一些入甚至埋骨在了那里。近年曾谈到这段经历，朋友认为是精英人才的莫大浪费，我则稍有保留，至少我了解了中国农民和底层社会，知道了农事的所有细节和生存的艰辛，也知道了个人的生命能量远比想象的强大。

很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六连南通知青，包括了我所在初中的两个班，和南通中学高一的两个班。初一和高一学生的知识水平真是相差很大，更何况南通中学是江苏最好的中学。我那时完全懵懂，听他们谈托尔斯泰和亚里士多德，谈古典诗词和普希金，谈巴金、茅盾和鲁迅，无限景仰，于是追随读书。虽然“文革”将中外文学、历史全部批得一无是处，但还是有些知青将中外名著带到农场，也借给我看了一些。虽然我现在做唐代文学研究，但《唐诗一百首》、《唐诗三百首》都是在二十岁以后看到的，后者还因为在开大会时偷看，被领导发现而没收，对不起借书的朋友，至今仍感到痛惜。1972年后风气开始变化，一是大学恢复，二是政治运动比较多与读书联系，我的求知欲望也急速膨胀。记得当时学过一阵英语，看过所有能够见到的马列著作，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册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三册，看过所有能见到的法家著作和供批判的儒家著作，我自己还订了《文物》、《考古》、《历史研究》，还有《学习与批判》。我的古文闭读能力，是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过程中启蒙，而对西学的了解，则全部局限在马列著作中—～马恩有许多欧洲历史和哲学的讨论。外面的政治风浪，对于局处农场、整天忙于农事的我来说，完全不相干，我也没有任何参与写作或批判的责任，只是有什么读什么地满足读书的愿望。其问，向刘金泉借过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向江渡借过商务国学基本丛书的《苏东坡集》五册（缺一本），向季本奕借过《诗韵合壁》，李剑阁给过我《诚斋诗集》和《古诗源》，我也在八年农场中利用唯一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买到一些《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的零册。稍晚还得到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新版第一册和陆续出版的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上述这些，构成了我在农场读书经历的全部，读懂了多少，自己一点都没有把握，只是有兴趣，看不懂也过。记得《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的引诗和《苏东坡集》中的诗歌，几乎全部抄过。知青中像我这样的还不少，可惜后来走上学术文化部门的并不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李剑阁，他对古典诗文的熟悉，对经典理论的沉潜，数学、外语和写作的造诣，很使我钦佩，经常随他读书。高考恢复后他考取南师数学系，又成为工经所的研究生，现在是国内经济金融方面的顶尖人物。我很庆幸，即便僻居农场，也能得到高人的指点。

1976年4月，我调到农场场部，担任农业科的统计员，并在次年年初获推荐到复旦大学读大学，算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因为高考制度的恢复，后来一般人说到工农兵大学生，都有些不屑。其实就我来说，过程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那年全农场三千知青，有八个上大学的名额，名额分配到基层，采取的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领导审批来确定的方法。记得我报名后，场部的一些老大学生主动替我拉票，说要为国家珍惜人才。文化考试由农场自己命题，语文考一篇作文，数理化台一张考卷。高中数理化我完全没有学过，花五天时间将全部课本硬啃了一遍，居然也过了。我不否认当时和农场领导关系非常密切。在场部半年多，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农场三夏和三秋指挥部的唯一值班者，每天了解各基层连队的生产进度，向领导汇报。领导审批确定后，党委副书记熊淦集告诉我：“本来很想留你在农场，但觉得到复旦的名额适合你的发展，还是决定让你去。”

1976年如果正常在春夏间招生，未必能得到推荐的机会。虽然不久恢复了高考，我的文史很好，但数理化完全没有学过，录取机会不大。而复旦中文系在八个招生名额中当然是最好的，尽管我当时还完全不理解大学学科如何划分，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愉快。

1977年3月初进入大学，当时流行口号是“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四人帮”垮台，“文革”已经结束，学校努力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但经历了太长时期的停废，一时谁都不知道要恢复到什么状态，甚至不知道“文革”前的种种课程、理论等哪些可用，哪些不能用，全都有待摸索。对于课程安排，开什么课，可以请哪些人开课，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如此，入学不久就被送到上海郊区月浦镇（就是现在宝钢所在地）的炮兵部队学军一个月，然后才逐渐安排课程。记得最初开的课是古代文学作品选、写作、文学理论等。老师上课时还不免心有余悸，很小心，很规范，只讲基本的文学知识，但显然备课很充分认真。这个时期的师生关系，比较亲和随便。老师容易接触和交流，对学生的提问，也都一一道来，即便再唐突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圆满的答案。对于我们这最后一批工农兵来说，至少已经完全没有了前几届在极“左”思潮下经常要说的占领、改造大学的使命，更多的是谈要为实现“四化”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学习都很努力。

更让我有如鱼得水感觉的是学校图书馆。以前在农场，几个朋友在一起读书，书很有限，许多书是知其名而无处寻觅。进入大学图书馆，以前出版过的书都能找到，中外古今的名著也应有尽有，真不可思议的快活。我当时的感觉，真如同阿里巴巴进了藏满宝藏的山洞，满眼金碧辉煌，不知道先看什么是好。我在农场习惯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总觉得读书毕竟是轻快的事情，有空都钻在图书馆，不是一本一本地看，几乎是一架一架地看，完全沉浸其中。不仅是我，其他同学也大都是这种状态。当时能够感觉到自己学力的提高，就如同初春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一样。

特别让我难忘的，是在进入大学的第二学期，由陈允吉老师开设“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课，因为我对于古代的作品比较熟悉，班级就委派我担任课代表。陈老师很博学，也很尽责，上课善于用生动的事例解说复杂的问题，且每于内容沉闷之时，抖出一些生动的包袱，赢得满堂喝彩。他对工作很负责任，每周都准时到学生宿舍给同学作辅导。我作为课代表，每次他来，就在宿舍恭候。可能是其他同学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不是太高，虽然每次我都陪他到所有宿舍走一遭，但用时不太久，而他又坚持每次辅导都要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回府，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我的宿舍里聊天。我以往是自学，夸我的说博闻强记，而我自己明白只是囫囵吞枣，在图书馆读书也不免贪多务得，一知半解。好在翻过不少书，在老师有兴致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提问者，并因此而能够长期享受单独辅导的特殊照顾。陈老师健谈风趣，善于把复杂的学问讲得简洁明了，把枯燥的东西说得兴味无穷，他尤其熟悉各种名人掌故和学界往事，话匣打开就滔滔不绝。我因此而视野大开，真切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尽管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仍觉得是一生中非常难得也非常愉快的经历。对我来说，学术启蒙是在这些夜晚完成的。P1-4

人生百年，倏近六十，大半已经过去。从1978年入研究生算起，从役学术也超过了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三十年集”，入选人物都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明知我很不合格，仍然约我编一本集子。想到三十多年的学术经历，有机会稍作清理，也很难得，就抱持“稍存异数”的心情答允下来。

写出回顾学术起点几年的纪事文字，才惊讶于一些成长的经历十分模糊。我绝无家学传承，初一就遭逢“文革”，到农场劳作八年，与几位高中生读过一些书，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复旦不到一年，老师认为水平不下于“文革”前大学生，怂恿考研，居然顺利录取。如何跨越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是得益于“文革”十年的饥渴阅读，还是入大学一年的愤发读书，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此一原因，我一直以谦恭敬畏的心情读书治学，卑以自持，不断进取，不敢张狂，不敢稍懈，逐渐得悟学术之一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方法笼罩全国的学术氛围中，我则在传统文史考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自拔。回头来看，这一选择还算值得，差可欣慰。现在回头说研究方法，我觉得创新固可喜，其实守旧也很精彩。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强调学者应博通四部，从掌握目录和校书识字入门，通过典籍的反复研读，先作批点札记，进而形成论文和专著，这和当代国际主流学术的基本规范其实是相通的。我受教于复旦几位杰出学者而初窥学术堂奥，在转益多师的摸索中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冶学路数，在学术史定位中确定可以开展的工作。三十年间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一是199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补编》，会聚前人所得补录唐诗6400多首，三分之二是我搜寻所得；二是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约200多篇，最重要的是1994年与汪涌豪一起提出《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其他还有各类辞书和札记逾万则；三是200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人遗文近7000篇；四是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最初思路受到史学大家陈垣的启发，基本治学方法则遵循司马光、刘恕做《资治通鉴》先做长编的古法，较彻底完成五代史基本文献的清理。目前在做的工作，可以提到的有二十四史修订承接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书，其中前二部有师辈的工作基础，有责任接续；再是修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希望清理明清积存的唐前诗歌文献，反映最近四五十年学术的进步，满足当代研究之需求；另编纂《唐五代诗纪事》，编录全唐本事诗，系统清理唐人集部以外的诗歌。这些都可以在近期完成。

归纳起来，我的主体工作是步武传统文史考据的方法，立足于当代学术的需求，着眼唐一代文学、历史基本文献的建设，期冀因自己的努力，巩固唐代文史研究的基石。如果说到个人的学术体会，我常与学生讲到三点：一是掌握目录学以求全面掌握已佚和存世文献，兼顾四部，不拘学科，兼收并蓄，不弃泪滴；二是重视史源，区分文献的主次，并在此原则上从事专题研究和文献重建；三是不盲从前人，不轻信权威，对所有问题都强调在文本阅读基础上的重新评估和认识，并因此而看到前人的种种不足和今后可以努力的方向，唐代基本文献也是如此。我觉得，无论马克思讲的“怀疑一切”，还是陈垣说的“毋信人言”，其实都是以庄敬的态度阅读和审视前人的著作，而以自己的眼光建立认识。这其实是一切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持有的立场。

今后做什么？也是我近年经常考虑的问题。本书最后收录为金程宇所作序，拟题《学者宜知所取舍》，其实表达的是我的犹豫。像我这样坚持传统著述的学者似乎已经不多了，我也很庆幸在自己还没有衰老以前达到了一定高度，相信还有余力做一些较为重大的课题。就我目前的学识和能力，可以完成唐史基本文献的重建（这是严耕望曾反复斟酌而最终放弃的设想），也可以完成全唐诗文的新辑会校，虽然都已经积累了数量极其巨大的文献，但个人生命和精力，似乎难以全部完成。就在几天前，在经历了此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后，完成了第一项选择，会在调适心情后开始新的努力。

由于我的主体研究无法在本书中展示，只能选取相关的叙述文字以作弥补；一些较有心得的论文也因篇幅太长，只好稍作节取或放弃。这些均请读者谅察。

书名调换了几个，最后的选择是表示对传统学术和治学方法的尊重，也是我多年来从事学术工作一直抱持的心情。

2011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