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长留此佳篇
——父亲·我与《铁木前传》
2013年5月15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而在2012年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承蒙百花文艺出版社热情邀约、精心策划，使我得以将《铁木前传》（纪念版）呈现给了喜爱他的读者、新旧友人，深感欣慰。此书中除原著45000字，配以张德育先生当年的4帧水粉插图外，还收有铁凝、李敬泽、吕剑、冉淮舟、韩映山、沈金梅、滕云等名家有关评论及我个人的点滴回忆，是父亲友人与家属为即将到来的百年诞辰敬奉的一捧虔诚花束。心香弥久，怀思无限。
九十九年前，也就是1913年（旧历癸丑），农历四月初六，在冀中平原滹沱河靠下游河边一个穷乡僻壤——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在一个房屋破旧的小院落，隐隐传出阵阵婴儿的哭声，一个高个儿、高嗓门儿强健能干的农妇张翠珠，生下了一个瘦弱的男婴，脐带绕身，初落生时他不会哭，险些窒息，幸亏催生婆手疾眼快当机立断，立时从他小嘴里掏出一缕淤物又紧着拍打了几下，才发出几声艰难的初啼，哭声愈来愈响亮，母亲揪着的心慢慢松弛了下来。母亲生产后没有奶水，据说是被一个堂婶——瞎周之妻进屋“沾”去，母亲只好用煮馍糊将他一口口喂大。这位坚毅的母亲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十字披红’，将来是要当状元的。”果然这孩童自小就十分喜爱读书，十几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三岁看大，七岁知老”，母亲的预言日后竟然成真。
2002年7月11日，这位日后名播四海著作颇丰的老作家在走完他八十九年坎坷而又多彩的人生之路后，从容地闭上了眼睛。天公含泪起骤雨，海河波滚亦含悲。灵堂外，花圈排满墙；灵堂内，挽联列成队。其中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亲送亲书的一副素白挽联尤为引人注目，上联是：“荷风荷雨荷花淀”，下联为“文伯文豪文曲星”。数不清的送行者，亲属、友人、学生、同仁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不尽的哀思，报刊上连续登载来自天南地北的追思文章，有数百篇之多……
这位被不断怀念、一生向人民奉献精品的布衣作家便是父亲孙犁。
自《铁木前传》在1956年写出，五十六年前问世以来，有关评论文章一直没有间断过。有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也有极少数人“对他创作上的不健康倾向…‘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批判；也有人对他笔下的小满儿形象大泼污水，肆意歪曲污蔑说是“美化浪荡女人”。据冉淮舟叔叔2012年12月作《孙犁：一九六二》记载，1956年8月13日父亲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左批评右创作论》，批评文艺界愈来愈左的文风，并引用了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契诃夫对一些批评家的看法——“他们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扰的虻蝇”。由于言词、观点尖锐、激烈，直指有关部门，这篇文章当时未能发表。写了这篇文章之后，直到1961年底，五年多的时间，父亲除了几首旧体感怀诗，若干短信，小说、散文一篇都没有写。“文革”中《铁木前传》更是沦为“大毒草”被“批倒、批臭”，十年间被打人冷宫。
经过岁月的洗礼，它现在已成为公认的建国以后经典中篇小说，被评论家誉为“新时期中篇小说扛鼎之作”。因为写这部书，父亲生了一次大病，中断写作有十年之久，很感痛苦，并下了“人不能与病争”这个有些消极的结论。因为写这部书，父亲被批斗、家属受株连，一腔激情、心血凝成的文字，一部诗体小说，竟变成了扼住他咽喉的绳索，让他命悬一线、家人受累，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父亲曾于1975年4月12日用毛笔为此书写下书衣文录，血泪交加、感慨万端：“此四万五千字小书，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之甚矣。”他在该书牛皮纸书皮上记下了布满整个封面的大段文字，此时离亡妻去世差三天整整五年。这本薄薄的有着蓝灰色硬封皮的《铁木前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59年7月出版，其中有张德育先生的4帧水粉插图，历经十年动乱磨难后又回到父亲手中。它早已失却了旧日清丽、秀雅的模样，已是斑渍点点、灰尘满布，面目皆非，可它的文字、插图魅力依旧，生动如初。
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带着五六岁的我从天津到离老家五十里的安国县长仕村去看望父亲，照顾他的生活。当时父亲正在这里体验生活写东西。依稀记得农舍旁边是一马棚，养着一匹浅褐色的大马，屋子窄小简旧，有砖炕小桌，院子又宽又大，且很洁净。几株大槐树枝条繁密，地上有大盆泡着皂角，黏糊糊地泛着绿沫不知做什么用。还记得有一四十来岁、短发、个子不高、脸色黑红、穿一身深色衣服的妇女，蛮客气地给我和娘端来一个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黑养麦面饼子，那碗也是黑釉的，让我们蘸醋吃。好像一开始我并没有见到父亲，不知他又迈开长腿神行太保般去了何处。清晨，父亲带着我到村边散步，他布衣布履背着手信步仰头看着土道边的树木，听小鸟欢快地啁鸣。我则蹦跳着捡拾地上一种硬壳的果籽儿，使劲一掰，里面全是絮状物，很好玩儿。就在我无拘无束全神贯注地玩耍时，父亲疾步走向我护住我，我一看，原来不远处冒出一只黑色的大猪，正竖起鬃毛气势汹汹地瞪着眼睛冲着我发狠。父亲拉紧我的小手，离开这片危险区域，一边走一边大声说：“这家伙厉害，是野猪！”
童年的记忆，幸福美好而又难以忘怀。父亲写《铁木前传》似乎也跟他自己童年的记忆有关。它的起因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别的原因发生了在艰难的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很为这种变化而苦恼。
父亲一生中只写过两部中篇，一部叫《村歌》，一部叫《铁木前传》。听亲戚说，父亲的这部书是在天津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大院（报社家属宿舍）侧院那幢二层楼里写的，房间就在二楼右侧尽里面第四间屋，十多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那里很安静。具体时间是1956年初夏。台灯前、月光下，父亲冒着暑热经常伏案写作到半夜一两点，稿纸摊在桌上一大片。P15－18
1987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父亲写下了《鸡叫》这篇散文，在昼夜喧嚣、人海如潮的大城市，他意外地听到了鸡叫，那司晨的召唤，令他听到富有天籁情趣的一鸣，唤起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亲人的追忆，留下了他对逝去的时光与亲人的思念。文章最后两句诗一般的句子：“彩云流散了，留在眼前的依然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畔的依然是莺歌……”现在留给我的是对逝去双亲的无限怀思。我写父亲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我想它与《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应为姊妹篇。我写父亲一方面是纪念父亲，“孙犁是应该唱的，不是光让人哭的”（父亲友人语），一方面是为了更完整地保存父亲，宣扬他的将生命附丽于文学、人如菊淡、品似莲清、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之精神。从凌乱的稿纸，到崭新的书页，从一段段零散的回忆到一个个比较完整的叙事，这其中包含了百花文艺出版社李华敏社长、高为主任、徐福伟编辑、美术设计制作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缜密的策划构思、心血智慧、付出与汗水，在此，我——一个年过花甲的业余写作者致以衷心谢意。我还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提供了这样难得的平台，使我能尽情地抒发对至爱双亲的怀恋与感恩之情。
这几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隆重地推出父亲的系列作品，包括：弘扬宣传父亲作品人品的“耕堂文录十种”（《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以及《铁木前传》（纪念版）和《耕堂读书记》（上下册）。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及怀念父亲的多人合集《百年孙犁》等。这些作品好评如潮，是对一生向人民奉献精品、文德俱佳的父亲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作的独特贡献。
父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有着极深的渊源，可谓水乳交融。他生前与历届“百花”负责人都有很好的友情与合作。
写父亲的文章从2001年8月开始，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宋曙光等几位编辑的热情帮助与鼓励下，共发表十七篇回忆文章。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我共写了三十多篇，有一半是2011年前写的，一半是这一年多写的。2011年6月，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共收十八篇，其中包括了《铁凝探视》、《摇曳秋风遗念长》、《菡萏伴长思》、《大道低回独鹤与飞》等。此书出版后，有几位父亲友人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于是我又利用剩余素材，加之搜索记忆，陆续写了十几篇，其中有三篇在报纸上刊登过。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邮电职工，虽做过天津邮电管理局内部报刊《天津邮电报》副刊编辑，但时间不长。不可否认，以我的水平与能力来写父亲，展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人生轨迹，力不从心，困难重重。我只能侧重写作为女儿的感受（即使这一侧重面也挂一漏万）。但我确实于写作过程中，投入了全部情感与精力。其问，拙作陆续发表并入选“2003—2004散文精品”《冬天的情话》、“2007—2008散文精品”《大爱无边》，入选“散文海外版精品集”《百期精华·人物绣像》，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60年散文精选》，此外《作家文摘》三次予以转载。2003年《摇曳秋风遗念长》还荣获了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金奖。这些都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欢乐，增强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力量。
在我六十六岁之际，又能亲眼目睹《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一书的问世，实在是一件令我无限欣慰的事情。史实第一，文采第二，我愿向广大读者继续奉献一个真实可信、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与父亲生死离别已然十载有余，往事如昨却在心底长存，人世间不是谁都能够幸运地摊上这么一位慈爱、忠厚、疼爱子女的父亲，几十年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在一块方圆半里的地域里来来往往，聆听他的指点教诲，感受他的亲情、关爱，欣赏他的才情魅力，是多么值得珍惜与庆幸的事情。
十一年离别十一年思念绵绵不绝，永无枯竭。我要把思念化作文字，写出父亲的真诚、重情与无私，写出他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写出他对文学后人亲人般的情感。
作为女儿、学生、读者，孙晓玲女士对作为父亲、导师、作家的孙犁先生的无距离接触、记述、揭秘，使人们对孙犁先生的布衣本色又添新知、又增敬意。在力透纸背的文字下，在感天动地的挚爱中，在血肉丰满的审美间，让人们照见孙犁先生布衣下的精魂、荷花般的清纯、芦苇样的直正、白洋淀似的柔情。《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是中华文魂的礼赞，是中国作家的歌唱，是儿女情长的华章。它虽片片断断，却是集腋成裘；它虽零零星星，然呈珠玑千万；它非絮絮叨叨，如沐春风无限。柔柔的情，深深的爱，凝练的语句，超拔的意境，演绎了孙犁先生的精神、笔法，传承了孙犁先生的气度、品格与卓绝。
2012年10月31日下午，在天津东丽区召开了天津市第21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颁奖会上，我意外地荣获了“东丽文学大奖”。
当我跛着腿离开坐席，一只脚踏在领奖台的台阶上，一只脚停留在红地毯上等候引领员带我上台去的那一瞬间，舞台大屏幕上出现了这段关于终审评委给予的评语，耳畔传来会场里主持人清越浑厚的诵读声。十年寒窗苦万千感受，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心情不能说波澜无惊，情绪上不能说没有激动，专家评委的一致认可，无疑是对我巨大的鼓励；观众席上的热烈掌声，无疑是对父亲人格魅力的尊崇……
我感谢十多年来所有帮助、鼓励、指导过我的前辈、老师、父亲的友人，感谢《天津日报》社《文艺周刊》、感谢三联书店。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提供给我珍贵的素材与照片和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当然，我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父亲，春晖永驻慈爱永铭，是他美好的人性、高洁的人品、诸多的美德深深感动了我；是他引导我看了那么多优秀的书籍，让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是他在我习作的道路上点拨、鼓励、教诲，使我少走弯路，有所进步。
当我发苍苍、视茫茫年过花甲之际，亲身体会到老有所为写作带给我的快乐之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慈父的感恩之情。
这简短的获奖感言确实发自我的心声。父亲是引导我写作的良师，在写作上他就是那硕果累累的大树，我就是树下一棵仰望树冠的小草。虽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实际上，他用于培养自己孩子的时间极少极少，他对我面对面的指点也就是短短的几句话，不超过十分钟。但从小到大他送好书给我看，给我讲文学小故事，讲谢道韫、孙膑、浪里白条、晴雯、婴宁，讲曹雪芹，讲司马迁，讲屠格涅夫，讲契诃夫，讲鲁迅，对我有着潜移默化之影响和熏陶。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业余作者，从在小报报缝上发表豆腐块文章开始，我就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文章能被选入某本散文集，那该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事情。在邮电管理局工作期间，我是局里党办信息员，也曾写过《将军楼里欢笑多》这样的通讯报道。某年，《人民邮电报》要出一本邮电职工作品汇集，发文向所属各单位征稿，我忐忑不安寄去了自己采访了好几天，足足用了一周时间废寝忘食才写出的有关我局职工用自己住房办幼儿园的稿件，结果大失所望没被选上。圆梦是一个艰苦的跋涉过程。苦吟苦歌，甘苦自知呀！
我经常靠在床上，在一个多年不离不弃，退休后从局里带回的旧蓝文件夹子上写呀写，练呀练，构思修改、宇斟句酌，流淌爱憎，倾吐心声，直到现在依然如故。
父亲晚年奋力著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在去看望他时，多次见到他伏案写作的背影，布衣布履坐在旧藤椅上，面对南窗，在写字台上铺几张稿纸，手握钢笔，聚精会神进行写作。有时是早晨刚吃过早点，有时是黄昏晚饭前，即使是夜深人静，若有所思、灵感骤至他也会披衣开灯写作，达到了废寝忘食日夜兼程的状态。听李华敏社长介绍，有一次她给我父亲送稿子，听他讲身体不好，洗脚时无力同时洗完两只脚，就今天洗一只脚，明天再洗另一只脚。这样的话，父亲并没有跟我讲过，听后心里很是沉重。为了完成作品，父亲总是拼尽最后的力气，哪怕飞蛾扑火在所不惜。至今他面带疲惫、意到笔到、从容不迫的写作姿态仍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也亲身体验到写至亲亲人思忆往事时那种心痛如绞、难以为继、掷笔三叹的感觉，百遍品尝“字未成行泪成行”的滋味，心甘情愿进行这既幸福又痛苦的回忆。写作这些年，我不断得到家人的鼓励、支持，我爱人无怨无悔帮助打稿扫照片，一如既往。大姐、二姐讲家事，寄照片。二姐体贴入微地说：“玲妹，你写这本书心里多难过呀！像咱妈吐血那段，我都不知道，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我获东丽文学大奖后，二姐还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为你又一次获奖而感到十分高兴，祝福你。咱爸如若天上有灵，地下有知，也会为你的成绩感到欣慰。”哥哥也为我提供了我急需的参考书籍。快八十岁的老姨则提供给我很多生动的素材、细节。我的家人以这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心中对亲人的感恩之情。父亲生前友人、忘年交更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寄信、打电话、赠书、寄作品和纪念品以示鼓励与兴奋，令我感动万分。本书写作、编辑过程中，邹明伯伯的女儿李丹丹、林浦伯伯的女儿李华，李麦伯伯的儿子李新正都给予热情的帮助与支持。吴泰昌、沈金梅、卫建民、冉淮舟、罗少强、杨栋、侯军等父亲友人一直鼓励不断，寄材料、打电话，给我以力量。所以本书的每一章节都蕴涵着父亲所有亲属对他刻骨铭心的深厚情感，本书的所有文字中也饱含着父亲的友人、同仁、学生、读者对他的思念与深挚情谊。
如果说我的第一本书《布衣：我的父亲孙犁》虽内容比较缜密，但文字毕竟有些拘谨，还不太放得开的话，那么《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则更袒露我的心声，可以说是我与父亲的直接对话；而且多帧珍贵照片的插入令本书图文并茂，定会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由于出书时间仓促，文章多是“急就章”，缺乏细细地打磨、进一步地修改。本人与编辑虽已尽了极大努力，仍然难免有错漏之处，恳切希望孙犁研究专家、学者教正，以便修改，本人将不胜感激。
2012年12月冬紫菊斋灯下
叶对根的思念
从维熙
记得，初次见到孙晓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后来读了她在“三联”出版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之后，女儿和父亲的肖像似乎合二为一了。我之所以有如此的感觉，因为晓玲写出了孙犁的人生全景，这不是任何评论家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能够做到的。
掩卷深思，我得出的结论是：孙犁是晓玲血缘之根脉，而晓玲是孙犁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绿叶——因而叶片对根脉的依恋与思念，充满该书的字里行间。在女儿对父亲人生全景的追述中，有些场景是研究孙犁的人以及孙犁的文学后人无法知晓的。比如，文中写到孙犁在血腥的“文革”高潮时返回家中后，人的尊严曾让他萌生过自我了断生命的意念。当我读到这些真实的描述，血涌心扉的同时，认知到只有深谙孙犁生命曲线的血缘亲人，才能知道孙犁的人生经纬。
从文学的视角去寻根，我也是孙犁这棵文学巨树上的一片树叶。孙犁作品不仅诱发我在青年时代拿起笔来，而且在我历经冰霜雨雪之后，是继续激励我笔耕至今的一面旗帜。不止我一个人受其影响，而踏上了文学笔耕之路，仔细盘点一下，真是可以编成一个文学方阵了——这是老一代作家中罕见的生命奇迹。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浆育出众多作家，但他从不以文坛伯乐自居，这可谓是孙犁生命中．的一声绝响，让后人高山仰止。
古人云：“大爱无声。”孙犁的文学生命，就演绎了这句国学箴言。记得在孙犁重病期间，我和房树民从北京去天津医院看望老师时，他在握住我和树民的手的同时，从他眼角默默流下的泪水，代替了他挚爱的叮咛。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大爱，致使一直陪同我俩的孙犁之子孙晓达以及《天津日报》的宋曙光，都感到了心灵震撼。晓达说了句“我还没见到爸爸对探视者流泪，这是头一次”。我想，这是文学长者对文学后人的最后的关爱吧！
因而，当晓玲怀念父亲的新书《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即将出版之际，写此短文为其书序。因为孙犁不仅仅是其子女们心中的彩云，也是众多后起作家心中永生的文魂。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2013年1月2日于北京
孙晓玲所著的《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是中华文魂的礼赞，是中国作家的歌唱，是儿女情长的华章。它虽片片断断，却是集腋成裘；它虽零零星星，然呈珠玑千万；《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非絮絮叨叨，如沐春风无限。柔柔的情，深深的爱，凝练的语句，超拔的意境，演绎了孙犁先生的精神、笔法，传承了孙犁先生的气度、品格与卓绝。
孙晓玲所著的《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中作为女儿、学生、读者，孙晓玲女士对作为父亲、导师、作家的孙犁先生的无距离接触、记述、揭秘，使人们对孙犁先生的布衣本色又添新知、又增敬意。在力透纸背的文字下，在感天动地的挚爱中，在血肉丰满的审美间，让人们照见孙犁先生布衣下的精魂、荷花般的清纯、芦苇样的直正、白洋淀似的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