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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这本《论语》解读全面专业权威。真正读懂伟大思想、受益一生。本书由张燕婴译注。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宋朝朱熹将其列入“四书”，是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目。《论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这本《论语》解读全面专业权威。真正读懂伟大思想、受益一生。本书由张燕婴译注。

《论语》导读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名句索引

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一、释“论”“语”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二、《论语》的时代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

《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猎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

“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