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主要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即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

邓庆佑编写的《红学人物志》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红学名家不自知地联袂构建的凿实厚重灵动别致的红学史。

邓庆佑编写的《红学人物志》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红学名家不自知地联袂构建的凿实厚重灵动别致的红学史。

《红学人物志》收录《孙桐生与<红楼梦>》、《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邓狂言和<红楼梦释真>》、《胡适对红学的贡献》、《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

读《红学人物志》——代序

戚蓼生、戚本和《石头记序》 

二知道人(蔡家琬)及其《红楼梦说梦》

苕溪渔隐和他的《痴人说梦》 

归锄子(沈懋德)与《红楼梦补》 

姚燮其人和他的红学研究

孙桐生与《红楼梦》 

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 

邓狂言和《红楼梦释真》 

胡适对红学的贡献

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

顾颉刚——新红学派的又一创始人

寿鹏飞和他的《红楼梦本事辨证》 

景梅九和他的《石头记真谛》 

先进的文学思想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吴克岐的《犬窝谭红》及其他

李辰冬和他的《红楼梦研究》 

沈慕韩和他的《红楼梦百咏》 

何其芳同志和他的《红楼梦》研究

半生辛苦为红楼——怀念吴恩裕先生

秋风一载祭英灵——悼念红学家朱彤兄

后记

我们知道，戚蓼生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诗人，著有《竺湖春墅诗钞》五卷。但诗集早已不见流传，《两浙□轩录》中收录的这八首诗，应是诗集中的篇什，而且多半是戚蓼生在乾隆四十二年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和之后不久出任云南学政时的途中所作。关于戚蓼生的诗作，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太少，难于作出评价，之所以把它们一一抄录下来，是希望能为有志研究戚蓼生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方便，免得他们再到故纸堆中去寻找、翻阅。当然，我们知道，戚蓼生对出任云南学政，心情并不舒畅，因为离家不久，与他共守穷困的妻子便已亡故。为了皇上，他没料到要去万里之外，一家何意各天涯；路途遥远，出门三月，马的双腿已经消残；童仆疲倦，把邮亭当家。自己身世渺茫，再辛劳有什么裨益，往镜中一看，惊见双鬓已有白发。就从“过灞桥…”和“有感”两诗中，戚蓼生此时的心境，已表露无遗。

由此看来，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因父亲病逝，戚蓼生回乡守制，对自己实在是一种解脱。

盐法道的上级部门是该省的盐务衙门。清承明制，开始时各省都设巡盐御史，康熙以后，改为盐政，由总督或巡抚兼任，管理和督察盐税，调剂盐价，纠察所属盐务官员。各省盐政既由督抚兼管，又无专门办事机构，亦不另设属官，所以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衔，具体事务，都由盐运使和盐法道两个部门来做。盐运使为正三品，盐法道则前已指出是正四品。他们掌督察盐场生产，盐商之合理利润，平抑盐价，管理水陆运输和按时汇报盐政察核。全国盐运使共六人；盐法道共十三人，其中山西、福建、云南三省并兼运使衔。

在清代，盐官是一个肥差。康熙皇帝知道曹寅在多次接驾中造成了巨大的赔累，便一再命他兼管盐差，赔补亏欠。曹寅深领主子的情意，在康熙四十七年《奏谢授巡视两淮盐课恩．折》中感激涕零地说：

臣于八月二十五日接阅邸抄，伏蒙圣恩，复差臣巡视‘两淮盐课。闻命之下，不胜感悚，谨设香案，望阕叩头谢恩讫。窃念臣系包衣下贱，过蒙皇恩优渥，淮鹾重寄，三任于兹，未能报答高厚于万一，惟有益更惕励，矢公矢慎，以仰副皇上简任之至意而已。谨先具折恭谢天恩。

曹寅死后，他的内兄李煦，更是毫不讳饰地向康熙皇帝提出要求，让他再代管盐差一年，以所得“余银”，供曹寅之子连生将乃父亏欠钱粮，逐项清还。他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曹寅身故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其亏欠折》中云：

江宁织造臣曹寅与臣煦，俱蒙万岁特旨，十年轮值淮鹾。天恩高厚，亘古所无，臣等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分毫。乃天心之仁爱有加，而臣子之福分浅薄。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疟，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又向臣言：“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宫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零，而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此皆曹寅临终之言。臣思曹寅寡墨幼子，拆骨难偿，但钱粮重大，岂容茫无着落。今年十月十三日，臣满一年之差，轮该曹寅接任。臣今冒死叩求，伏望万岁特赐矜全，允臣煦代管盐差一年，以所得余银，令伊子并其管事家人，使之逐项清楚，则钱粮既有归着，而曹寅复蒙恩金于身后，臣等子子孙孙，永矢犬马之报效矣。伏乞慈鉴。臣煦可胜悚惶仰望之至。

李煦的请求，最后当然“蒙我万岁殊恩，特赐俞允”了，次年十一月十三日(12月30日)，曹□(即连生)在《奏李煦代任盐差补充亏欠折》中云：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谨奏：为恭谢天恩事。窃奴才父寅去年身故，荷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怜念奴才母子孤寡无倚，钱粮亏欠未完，特命李煦代任两淮盐差一年，将所得余银为奴才清完所欠钱粮。皇仁浩荡，亘古未有。今李，煦代任盐差已满，计所得余银共五十八万六千两零，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李煦与奴才眼伺俱已解补清完，共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谨将完过数目，恭呈御览。尚余银三万六千余两，奴才谨收贮。

因亏欠钱粮，弥留之际，还担心自己“元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的曹寅，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恐惧，终于离开了人世。他绝不可能想到，当他逝世一年之后，李煦就将代任盐差所得“余银”，不仅将曹寅“所欠钱粮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还清，而且还剩余三万六千余两。曹寅如果地下有知，当可以紧闭双眼，永远长眠了。

由此可见，清代盐官的油水是如何之大了。其实，清代盐官的额外收入，绝不仅仅是“盐差余银”一项，盐商还可以有种种名目，向盐官作贡献。比如康煦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煦在《商人于余银之外，两年共缴十三万余两总收运库折》中云：

窃上年掣盐，因卤耗宽斤，商入于余银之外，情愿缴银六万六千两，奴才不敢私自入己，即发运使贮库，具折奏闻矣。今年差内掣盐，照前宽斤，所以商人又缴六万六千两。合两年所缴共有十三万二千两，奴才总发运库收贮。谨以奏闻，伏乞圣鉴。

清代盐官想要“盐差余银”，可以向最高统治者恳求得来，并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但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显然的贪污。其实，到乾隆朝时，就认为这种作法是犯法的。比如乾隆六十年处理伍拉纳、浦霖案件时，就把收受盐规作为二人重．要罪状之一。至于盐商借“卤耗宽斤”的“情愿缴银”，实际上更是商人巧立名目，借此行贿；收银的盐官，当然是受贿了。对此，李煦是非常清楚的。鉴于康熙末期宫廷内部斗争已到白热化之际，他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不保，所以要在向康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盐商的这项“缴银”，“奴才不敢私自入已”，并已“发运库收贮”，实是企图以此强装自己为政清廉的一种表现。P27-30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南京师范大学举办全国性《红楼梦》研讨会。我带着平生第一篇读红文稿(《淡淡写来及其他：《红楼梦》描叙大事件大波澜的艺术经验》)怯生生地从冰城去了南京。会议期间，依照日程安排在大会讨论中发了言。正是这次发言，让我有幸结识了邓庆佑先生，他鼓励我把《淡淡写来及其他》寄交《红楼梦学刊》。后来知道，他便是审阅编发我第一篇读红文稿的责编。

二十八年过去了。如今庆佑先生已摆脱了冗剧的编务，体尝着自由阅读信手著述的快乐。不过，《红学人物志》却不是在清谈漫议中汪洋恣肆地挥洒出来的，它是长期积累、慎择约取、精琢细磨的呕心之作。展读这部沉甸甸的大书，仿佛直面一位恂恂君子谨厚宽和淡泊睿智的笑容。于是，遵命为这部大书写序的忐忑与惶惑悄然淡远，一种求知求是明净舒朗的阅读热情陡然发生。记得十多年前宁宗一先生的弟子曾为宁宗一《说不完的金瓶梅》作序，那一对师生的神交与默契，那一位弟子的憨直和勇气，都让我感动。效仿宁宗二先生的弟子吧，做邓庆佑先生《红学人物志》的第一个读者，在第一时间内交上一份肤浅但诚实的读书札记。

《红学人物志》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红学名家不自知地联袂构建的凿实厚重灵动别致的红学史。

从红学(或曹学)的艺术本体切入，借助纵横比较方法，发现每一位红学人物在红学史上卓尔不群的唯一性与“第一次”。此其一。

从学术史文化史的宏阔视角切人，在博大恢弘的知识海域中开掘每一位红学人物让人心动让人仰慕的坚实与精深。此其二。

从崎岖漫长的人生历程切人，在慎谨温文的考辨之间诠释每一位红学人物家世身世中尚待求证的悬疑或争议未休的谜。此其三。

学术研究的神髓是不间断地有所发现。发现，是知性学者们如痴如醉殚精竭虑戛戛独造的劳动与智慧结晶。当下，诸多探幽发蕴索隐抉微的学术新著正在沉稳持重地推出，与此同时，云山雾罩花拳绣腿的泡沫“成果”也勃勃涌现。在难以言说的大文化背景中，重新品味二十一位名家的经典著述，愈益见证了戛戛独造的弥足珍贵。庆佑先生在“志”中就特别关注特别在乎特别推重每一位红学人物戛戛独造的首创性知识产权。 苕溪渔隐(范锴)是“第一个对《红楼梦》里的人物进行统计”、“第一个为《红楼梦》里的贾府编修家谱”的人。

“戚蓼生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红学家”，是“第一个体悟到曹雪芹艺术才能之绝伦超群的人”。他第一次指出《红楼梦》的艺术品位超越了“绛树两歌”和“黄华二牍”，达到了“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的美轮美奂境界。

俞平伯与胡适虽同为新红学派创始人，但“与胡适经常发现新材料，从事材料考证的情况不同，俞平伯是专门在《红楼梦》本文上下功夫，主要从事文学考证的”。

顾颉刚研究《红楼梦》仅仅半年，却“无愧为新红学派又一创始人”。“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别人，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庆佑先生对顾颉刚在研究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续书中的开创之功，作了详尽梳理之后，感叹道：“不为名，不为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精神，在学术界是多么难得啊。”

李辰冬的特殊阅历，给他的红学著述以高远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优势。他第一次“用欧洲第一流批评家研究他们第一流作品的结果和方法，来与《红楼梦》作一比较，以论定《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像李辰冬这样全面，这样深刻，这样形象，这样令人信服地论证曹雪芹是世界第一流作家，《红楼梦》是世界第一流作品的，恐怕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庆佑与何其芳先生有过一段较亲密的工作交往。他以亲切漫润的笔调，评说了何其芳对“红学理论”的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提出了‘典型共名说’……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双重悲剧说”’。对“典型共名说”的科学依据和经典例证，庆佑着意作出翔实而明澈的阐释，以求廓清当年特定政治背景下对这一闪光理念的误读和曲解。

余不……。如此观照和解读红学史上的名家名作，让后学者沐浴在温馨、通透、澄澈的学术氛围中，收获着一种脚踏实地、不诡不诞的教益和满足。

团善于发现和捕捉《红楼梦》之奥秘的学者有一共同点，那就是渊博。庆佑引领读者去贴近红学人物的视阈、学养、阅历甚至年纪，去触摸每一卓异名家所培植的那株硕果累累的知识树，而那些绚烂之极的红学著述只不过是挺立在一株株知识树上的璀璨夺目的枝丫。

庆佑还以柔软的同情心和谨严的务实求是精神i考辨二十一位红学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轨迹，让读者在辉煌中见识坎坷，在典雅中见识凡俗，在伟大中见识寻常，在仰视中拉近了与名家的距离。

《红学人物志》，一部形散而神凝，端庄而流丽的红学别史。读了，就会知道的。

本书收二十一篇红学人物评介，是我三十年来撰写的红学文章的大部分。作为编辑出版工作人员，在此以前，不但不提倡搞科研，甚至还要受到批评，所以当时行业内有所谓“花香蜂采蜜，辛苦为谁甜”之叹。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灾难。决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同意他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从此以后，科研和编辑出版工作，也与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蓬勃发展。

1979年夏天，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负责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当年下半年，真正的红学研究，即研究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文学理论，探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表现手法和人物设置，等等，红学研究大繁荣的局面，从此出现。

我利用工作余暇，作些科研，也是从这时开始。先是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然后转入红学人物的研究。到1988年，已写成蔡元培、王梦阮、胡适、俞平伯和何其芳等七、八人各一篇，寄往台北市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后来，该公司两任负责人林惠珍和筑龄曾于1990年3月2日和1991年3月14日先后来信，建议我将这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名日“红学人物志”，并愿承担此书的出版。鉴于当时我还有一项集体任务急于完成，且离我对人物志原来的写作计划，尚有较大差距，短期内实难完成，所以除复信表示感谢外，未与贯雅继续联系。

1990年1月，我从红楼梦研究所退休了。且90年代中期，曾患慢性重疾，迁延时间久，元气大伤，精力下降，且国内对红学著作，不似先前看重，甚至要自己掏钱出书，我就没有原来的劲头，更没有这样的实力。直到去年，我年已八十，三女儿翼如和女婿何木标，了解了我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催促我加紧把它完成，并帮我整理、打印文稿，联系出版单位，现在实得二十一篇，大约三十多万字。

我之所以研究红学人物，是因为一部红学史，是二百多年来无数红学人物写成的历史。但是，对《红楼梦》的评价，对红学人物的评价，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会因个人眼光不同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所以二百多年来的红学人物，他们的红学观，肯定会有差异，有精华，也有糟粕。加上旧时代的人物，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丁日昌当江苏巡抚的时候甚至发出告示：本部院不仅要“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水浒》、《西厢》等“淫词小说，向干例禁”，应“亲督销毁”，《红楼梦》及其诸多续书，亦是“应禁书目”。因此一些写作评论《红楼梦》的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敢以真实姓名示人，这就更加增大了我们工作中的难度。为使写出来的每一位红学人物的评介，无论从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红学作为，都符合历史实际，三十年来，我曾经常出人于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楼)、首都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看书，查资料，尤其是各级的地方志，并希望能从中找到我想要用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第一手的，决不用第二手的。我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三十年来，果然有不少收获。关于戚廖生一篇，甚至还纠正了二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几处明显的错误。

在我写作中，曾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已故徐恭时先生的关心和鼓励；黑龙江大学刘敬圻教授为本书作序；梅节和杜春耕二兄的一贯支持，最后梅兄并为我题写书名，杜兄多次为我提供研究资料。还得到蔡义江兄和刘世德先生的指点。台湾的罗德湛先生、上海的芮和军先生，也给我提供了资料。浙江义乌的张东平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却多次来信谈关于戚廖生的问题，并为我寄来戚廖生为舟墟周氏宗谱所写的序言。我的朋友仲秋同志，三十多年来，为我的写作把关，抄写文稿，胡适一篇，还曾联名发表，由于过于谦虚，收入本书时，却不同意列名。对于上列诸位师友，谨致衷心的感谢。

本书出版以后，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但是由于我的学养不深，水平有限，理解不透，错误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