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著者李茂康。

刘又辛先生是一名高校教师，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从这点上说他是一个平常之人；但刘先生又是德隆望尊、学养完粹、著述宏富、承前启后的一代语言学大师。正因为如此，先生虽然已经离去，但他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心里，这形象是那样崇高，那样鲜明，那样催人奋进!文集的篇幅、内容有限，但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却是无限的，永存的!

《刘又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著者李茂康。

《刘又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思与怀念，是刘先生之子以及弟子、再传弟子、生前好友、学界同仁等对先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侧面、教学科研生涯等的缅怀与追忆。第二部分——学养评介，是对先生人品修养、人生道路、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的介绍、评述。第三部分——学术专论，是刘先生的后辈学者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各部分文章的先后次第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学养评介

深切的怀念——刘又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刘又辛先生的求学与治学

刘又辛先生的右文说研究

刘又辛先生对假借字研究的理论贡献

刘又辛先生对汉语词族研究的理论贡献

学术专论

古代汉语课究竟讲什么——《新编古代汉语·前言》

先秦名词“自”的语法化过程

国学传承中的训诂问题举例

古汉语名词词义引申的义素运动模式研究

《诗经·国风》用韵基本特色

“枭首”和“枭夷”类词的内部形式与词义

《诗经》解“为”

英汉熟语比较：关于真假诚伪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之正俗字观

反义形容词“厚”与“薄”对比研究

石刻文献中的同形字

“消亡词语”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意义

了解一个多音多义字古代音义配合的最佳途径——以《经典释文》给“华”字的注音为例

因声求义论——以郭沫若的训诂学实践为中心

可洪音义所引“孙愐韵”“唐韵”之考察——为纪念刘又辛教授百年诞辰而作

论“转注”在汉字发展中的作用

语言：人类的精神家园、幸福保障——对语言性质作用的再认识

水小日浅和滑非水骨——记向刘又辛先生的一次请益

重庆老城区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说文解字》从“一”析

六书新体式的由来与确立

然而，先生与很多不幸者相比较，有很大的不同，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他既不“顽抗到底”，也不“卑躬屈膝”，更没有“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当时的态度，表面上看来只有“忍受”，而骨子里却好像是一个成年人在看着小孩子们胡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师(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人陆续从梁平、忠县迁回北碚。先生也有了一间居室(在一幢灰楼的二层)。那时虽然还是天天集中“学习”，搞“斗、批、改”，但已不像运动初期那样“疾风暴雨”了。现在西南大学的年轻朋友也许不知道，语言学家刘先生，还有着十分高明的医术，而且是祖传的。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先生不可能研究语言学了，于是为大家义务看病成了先生重要的生活内容。学校里上自已下台的、刚上台的领导，包括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下至普通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甚至在校学生，很多人都来求先生看病。而先生则采取了“来者不拒”的态度，不卑不亢地认真为你诊断、开方。你要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吗?可以!但“牛鬼蛇神”开的药方，却为你治好了病。于是，先生获得了一种很微妙的“处境”。说起先生看病的事，真有无尽的感念。那时，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小，一生病就去找“刘爷爷”，最多两付小药就解决问题。那些年，真不知麻烦了先生多少次。还记得有一次与先生闲谈时，我谈到我远在北京的母亲的慢性病，先生则详细询问，过了两天，亲自给我送来了处方，嘱咐我让母亲试服……这些往事，真是说不完啊!那时我经常到先生家里去，当时先生还抽烟，有烟助兴，无话不谈。先生的居室虽小，但室内永远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都说这是师母的功劳，但先生却要“争功”，说这是因为他有“原则”：一切无用之物、一切可留可不留之物随时扔掉。这原则自然很正确，但先生一家的家务事全靠师母操劳，这是毫无疑问的。师母是最模范的妻子和母亲，她老人家对先生的照顾，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微不至”。几十年风风雨雨，师母为先生营造了最安全的避风港。先生在外面无论承受了怎样的折磨，只要回到家中，就会获得温暖、安慰和照料，哪怕是最艰苦的“劳改”时期，先生从家里出来时，还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先生能一次次渡过难关，能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能健康长寿……其中都包含着师母数十年的心血、辛劳和具有生命意义的付出。先生对师母，也同样是一片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来到西南联大，辗转数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来到西师，与师母离别多年。这期间，有多少人都另有了所谓的“抗战夫人”“胜利夫人”。但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刚在西师安顿下来，就从山东老家把师母接来。先生一向风度翩翩、做派儒雅，而师母是一位来自山东农村的淳朴女性，两个人的外在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而先生毫无世俗偏见，时时陪同师母出现在各种场合，这在当时已成为西师的一段佳话，赢得广泛的赞誉。师母逝世后，先生有《忆亡妻》一文收入《治学纪事》书中。我每次诵读此文，都会为师母的品格和先生对师母的真情而落泪。先生在该书的《编后语》中说：“最后一篇是纪念亡妻的，她并不懂得我搞的这一套，但她是我最忠实的人生伴侣。如果没有她，我肯定不会活到今天，更不会写出这些并无多大价值的文章……”我们敬爱先生，也敬爱师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先生还不可能有机会真正做学问。但我觉察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筹划、安排今后的研究。因此，当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时，先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胸有成竹地开始了!先生说：“在那二十多年的精神禁锢中，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专业，也没有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我在沉默中思考，我在困惑中等待……等到了1979年，我终于跟大批知识分子一起挣脱了精神枷锁，恢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精神上得到了新生，于是全力投入到我心爱的工作中去。”(《治学纪事·我这二十年》)先生从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到离开我们，在这最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虽已进人老年，但却以一种惊人的意志在弥补、挽回自1957年以来的损失，他没有一天停止过研究和思考，而且笔耕不辍。因此，在晚年，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最后的辉煌。

对于先生研究的语言学，我完全是门外汉，因而我最终未能成为先生登堂人室的弟子。但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研究的态度所给予我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终身受益，特别是对我的鼓励、信任、关怀，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师学报复刊，我在复刊后的第一、二期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红楼梦》的很不成熟的论文。有一天，在校园里(文化村老一舍前边)先生看见我，大步走过来，用力握着我的两只手，连续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当时我还没回过神来，还没有联想起拙文的事，先生又说：“我都看了，都看了，太好了!”这时，我才忽然明白了先生所指。先生接着说：“这就对了，抓着一个大题目，目标明确，坚持下去，搞他几年、十几年，太好了!”先生欣慰的神情，使我激动不已……我当时说了什么，已经忘却了，而先生的热情鼓励和真诚的喜悦，则久久不能忘怀，直至今天。我知道，先生的称赞和肯定，绝不在于那两篇文章达到了什么高水平，而是看到我还能够就一个问题做一点研究，说出一点看法，他以为这路子是对的。仅仅是那么一点成绩，居然让先生那样喜悦，足见先生对我、对所有晚辈的殷切期望。毛秀月是幸运的，她担任的教学任务和从事的研究工作，恰恰是语言学，多年来，她讲授《语言学概论》，发表有关语言学的论文，都得到了先生的指导、帮助和鼓励。她非常敬佩先生，她常说，像先生那样既有深厚的传统小学造诣，又精通中西方语言理论的学者，实在是太难得了。

当先生知道我的研读方向确定为中国古代文学史、重点是古代小说戏曲时，曾与我多次交谈过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如何进行研究的建议。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先生介绍我拜识他的老同学——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此中寓意，我深深领悟。吴先生是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的得意弟子，是著名的语言文化学者，更是海内外公认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大家。先生向吴先生推荐了我的幼稚的“成果”，请吴先生指正。那几年，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或探亲，都要到宣武门外校场头条去拜望吴先生，吴先生总是热情地与我交谈，还开玩笑地问我：“他(指刘先生)说话还是那山东腔吧?”他们之间的老同学的深情厚意溢于言表。我回到北京以后，我校张寿康教授(吴先生的老朋友)病逝时，吴先生不能亲来吊唁，特嘱我转送他作的挽联。惭愧的是，回京后公私冗杂，不思进取，竞未能向吴先生多多求教，有负两位先生对我的期望。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完全恢复了他应有的“身份”，成为我们西师中文系德高望重的师长。先生是根底深厚的学者，但绝不是“书呆子”；他宽容大度，兼容并蓄，但绝不是“好好先生”“糯米老头(四川方言)”。每当看到一些不公平、不真实的现象时，先生常常怒不可遏。他老先生发起脾气来，是很厉害的，“骂”起人来，也是毫不留情的。但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洞悉人生世相，善恶是非泾渭分明。1984年，彭维金教授始任中文系主任，我作为他的副手，亦参与系里的工作。校领导宣布这一决定之后，彭老师和我曾去看望刘先生。先生“满面春风”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知道了，我支持你们，别人我不知道，我是很舒畅。”在以后的工作中，先生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记得在一次全系的新年茶话会上，先生作了很动情的发言，其中特别讲到，“老彭同志、启明同志(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称“先生”“主任”之类，都还称呼“同志”)他们都是想做学问、能做学问的人，现在他们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办系里的事，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是贡献，是牺牲……”听到先生这些话，“老彭同志”和我，为先生的“理解”感动不已。但先生对我的最大希望，还是做学问，这一点，我是心领神会的。

2002年，先生八十九岁，西南师大及先生的朋友、学生为庆祝先生九十寿辰举办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我与秀月都因故未能赴会(秀月因母亲病重，赶回上海)。会后，我们收到了先生的自选集《治学纪事》(巴蜀书社，2002年3月)，并附手示云：

启明秀月老友：

电报收到了(因不能赴会，我们电告大会和刘先生本人——启明)，张博说，秀月的老母病重，赶往上海探亲，不知病情好转否?甚念。学术讨论会已开过，详情由张博转告。寄去会前赶出的一本小册子，可当软性读物哂阅。P4-P6

2013年4月3日，刘又辛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为语言文字学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寄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我们编辑了这部纪念文集。

刘先生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此后一直在高校(主要在西南师范大学，现更名西南大学)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由于历史的原因，先生曾失去了一些大好时光，但作为我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老人家时刻牢记自己对国家、民族所负的责任。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先生始终为自己心爱的事业勤勤恳恳，不倦劳作，精心培养、指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为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与此同时，先生以惊人的毅力、独具的睿智，在科研园地辛勤耕耘，苦苦探索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个学术专题，年过九旬仍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极具开创性的、影响深远的著述，为我国语言文字学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先生这种无限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为追求学术真谛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对其谆谆教导的学生及其后辈学者，永远是效仿的榜样和无声的鞭策。

2010年元月下旬，在沉痛送别先生之后，我们师兄弟几人——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商定编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并讨论了相关事宜。文集编委会，也由我们几人组成。2011年暑假开始向相关人员约稿，至2012年5月，共收到文章49篇。这其中包括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李建国先生、年逾八旬的翟时雨先生、陈克炯先生、方夏先生、胡先泽先生以及年过古稀的黎新第先生的大作。有的同志曾与刘先生交往密切，但因无法取得联系，未能与之约稿，深感遗憾。

本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思与怀念，是刘先生之子以及弟子、再传弟子、生前好友、学界同仁等对先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侧面、教学科研生涯等的缅怀与追忆。第二部分——学养评介，是对先生人品修养、人生道路、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的介绍、评述。第三部分——学术专论，是刘先生的后辈学者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各部分文章的先后次第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收到的文章，全部编入文集。对其内容，原则上不作改动。需作修改者，一般征得作者同意。对引文之误以及文字、标点的校正，由我们直接处理，未与作者联系；有的文章，因编辑之需，将原文重新打印，内容也作适当调整；个别论文，为与内容相合，题目作了更改；文中所用之字，除解释形义之需外，一律用现行规范汉字，不用繁体；有的文章所附图片，因内容文内已有说明，故予以删除；凡收入文集之作，按统一格式删去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等，仅在文末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和职称(或职业、身份等)；注释与参考文献一概移至文末。这些祈望作者理解与见谅。

征稿阶段，所有文稿均发至朱承平同志设置的专门邮箱，由他按商定的统一格式、字体进行调整，并据其内容分类，按作者姓氏排序。送交出版社前，由方有国同志和我分别通阅全稿，并作内容和文字的校订。

刘又辛先生是一名高校教师，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从这点上说他是一个平常之人；但刘先生又是德隆望尊、学养完粹、著述宏富、承前启后的一代语言学大师。正因为如此，先生虽然已经离去，但他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心里，这形象是那样崇高，那样鲜明，那样催人奋进!文集的篇幅、内容有限，但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却是无限的，永存的!

谢谢于百忙中不吝赐稿的本文集的作者!谢谢为文集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