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编著的《误解》是长篇系列小说“失忆的年代”的第二部，延续了《失忆》中独语的记述方式——在一个热气蒸腾彼此赤裸袒露的桑拿浴室，一个报社主编在朦朦胧胧中，断断续续地拼接着记忆中的图像碎片，从而寻找着自己和角色，但即便在这样的场地，误解仍无处不在。

谢尔·埃斯普马克编著的《误解》和《失忆》一样是真正没有故事、合弃情节的小说。这样只在写作中叙述人的心情、心意、心境和心灵的“心绪小说”，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写作的冒险与自杀。但是，埃斯普马克却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切。《失忆》不以情节而取胜，但作家所描绘、刻写的那颗清晰、迷茫(迷乱)的失忆者不安的内心，却比跌宕的情节更为抓人和扣心。而《误解》中的“不解”和“误解”，究竟是人生所致，还是人和人类之必然，都被作家有机地混淆在哲学和生活中。有眼睛的人们为什么总是在盲道上？这是作家在现代社会中面向人类疑问的凝结，也是小说抛向读者的求解。

本书《误解》和《失忆》，严格说不是写给一般读者的书，他是写给作家和那些读者中的读者们的书。它给东方(中国)写作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将会在日后渐显而明白，一如浩瀚戈壁中那束遥远的光，终会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发现。因此间，那光也将会照亮如我一样更多的写作者脚下绊带的模糊和犹豫。

请原谅我，这么往后退缩。你刚才坐下来的时候，我没注意到，突然发现你这么近，真有点吃惊。别动啊，不用从我身边挪开啊！你误解我了。我只是有点吃惊。其实我很喜欢我们能坐得那么近，热气腾腾的皮肤就那么贴着热气腾腾的皮肤。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桑拿浴室里我可是惬意至极。我肯定是个寂寞孤独的人，周围各种关系刚被扯断，就被扔进这么个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此地现在可成了我的避难所。你可以在蒸汽里到处瞥见裸露的身体，可以听见人说话又看不见面孔，在这浮动的雾气里可以得到拙朴的信任还有剥掉了伪装的问题，是啊，你可以活在一种大家都谦卑自在近近乎乎的状态，超脱了所有社交时空里的界限。大家都近近乎乎，一切都是现在。

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谁都可以坐到我旁边，不用保持一点我本来还期待的表示尊敬的距离，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没有人会犹豫不决，谁都可以在我身边坐下，事实上还会皮肤碰着皮肤，但是没人会对我提什么要求。

其实我对自己都知之甚少，和他们一样。我只知道我是个很孤独的人，似乎是在这里，在桑拿浴室里这些热得发红的身体里，我才找到了一个家庭。在我记忆里，我的生活是让我良心不安的——但这也是一种没什么内容的良心。我的头脑里没有记录下一件我的过失，或者可能是我的罪行；脑子里剩下只有那一点点令人呕吐的蒸馏物。

无论怎么说，我的生活还是存在过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的碎片还在，只要有人给我一个线索很快就能找到。其实只需要一个指责，一点意外的事件，或者一个突然的触摸——我就能几个瞬间里恍然大悟。就好像是真相大白。

我自己在孤独中也能读出点东西。在被刮掉的文字中还有一两个碎片，可以提供某些出发点。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有一种形式。我的胳膊上有一种由渴望而带来的微痛，我渴望能搭在某个同事的肩膀上，一边沿着一条走廊慢慢走，一边亲密地商讨着未来几个小时内的工作方针。我对这项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其实一无所知，只是对围绕这一任务的伙伴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但是失去的东西主要是以一种女人的形式出现——不是一个面孑L或是身体，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动力，是抵抗，是意念，是逆转急变，是感官刺激的一种旋风。我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在时间上它可以回溯多久。我只知道它让我难以忘怀牵肠挂肚，而且它也在我嘴唇上薄薄的皮肤里搏动。

在浴室里面与热气腾腾的身体的就近接触，就成为对失去的那种亲密关系的补偿。孤独寻找着其他的孤独，因为意外的触摸就会惊喜，享受着在光线里突然闪现的一块皮肤的光泽，而且在袅袅飘动的热汽里你觉得有低低的说话声，奇怪得令人不习惯，而心情却安定下来。人需要的就那么一丁点儿。能在自己裸露的身体旁边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存在，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也许有一瞬间我甚至会感觉到是她的热汗对应着我的热汗。

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周围蒸腾的热汽里，既有女人的四肢，也有男人的身体吗？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想，我曾经听说过在某种乡下人的环境里是有这种事情的。或者是在某些滑稽逗乐的公司聚会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包括在正常规范里的。甚至没有人对我的有时不安分的性器官瞧上一眼。对了，有一两个男人会，但是那是老一套，很平常地瞧你一眼，这是测量一下你的尺寸，那是不可避免的自己心虚的比较。而我自己觉得还算是设备不差的。

你别以为这样公开裸体会让我觉得麻烦。正好相反，这里其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或者说比我能够期待的还要好。这种不同性别之间的亲密实际上让我觉得像是在家里一样，是的，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确定的住所，而不是一个临时的窝。

就我自己来说，也没什么可掩可藏的。我这么说可不是指这种外表的裸露。事实上我毫不反对人们通过那些通常的七窍或空隙窥视我的里面，能用目光跟随我的暴露无遗的心脏的律动，记录阴囊里的抖颤，搞清楚我的肋骨里面有什么东西，甚至骨盆里还隐藏着什么古怪玩意儿。实际上，我欢迎这样贴近的检查。不仅因为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是个坦荡而心平气和的人，也因为我和那些严肃地搜查我的目光，和那些清醒地试探的手指，我们在价值观上是相同的。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健康观念，一种新的更加苛刻的诚实。

只要你不误解在我身体里面找到的东西就行，只要你看到的是我确实愿意成为的那一个我，而不是另外一个。归根结底是其他人来判断你是谁，来决定你是否外表歪斜不正，或者是信仰上又瘸又拐。是他们来决定你是否和他们同类或者不同类，你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来做结论。如果他们把我归类为一个死人，这本身也并不让我困惑。但是这么来误判我是立论松散根据不足的，有点模棱两块黏黏糊糊的，让我非常恼火。那么这是一种侮辱，是我不能忍受的。

别误解我——这和地位是没任何关系的。我刚才有一种感觉，我本来是属于媒体这个圈子的，可能还是某家大报的主管。我想，这是因为刚才走过的那个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他有点偷偷摸摸地但也是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是一种憎恨的目光。我想，是他那种羞羞答答的敌意我似曾相识，让我追踪到我自己的过去。不过，有没有这样的地位其实和这件事也没什么关系。坐在周围的这些人是否了解我的地位，对我来说其实无关紧要，我可以漠不关心。相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约翰·弗莱色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呢；我胳膊上的这个小牌子上有我的名字。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我，我是谁，我拥护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和哪些人是团结一致的，而我不得不把谁当作敌人。

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说在这里面误解也越来越靠近你，而且比其他地方都要靠近。是不是因为蒸汽，因为突然的靠近或者热量，导致了我想法的错误，这就不用说了。但是这里面的自然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它们容易导致误解。不同反应也是比较难以预见的。对那个年轻人的憎恨目光我就毫无准备。

其实连我也是有络腮胡子的。这点我还真忘记了，但是脸上的伤口发痒我用手去挠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的胡子。不过这胡子表示其他的意义，和我说到的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的络腮胡子性质不一样。他那种又蓬松又稀疏的胡子，可以配得上一件很知识分子味道的无领衬衫，一双耶稣式的皮带凉鞋，还有托洛茨基的观点。我上唇的胡子是精心修饰过的，更让人联想到一件驯马师的外套，一条熨得笔挺的裤子，颜色自然是和外套相配的，还有一双能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有足够青春气息的无带休闲鞋——虽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地方没什么像样的更衣室。至于不同观点证明的区别，那可能只是虚构想象的。在我的身体里，我感觉到的是政治上信仰的虚无，很可以分类到所谓自由派的标签之下，但是更真实的分类标签无疑应该是无政府主义。无论如何，一种胡子也有它的社会学，在那位人士的观点来看，根据我的胡子可以把我放置到——阴错阳差地——属于敌人的地位。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胡子是不是也发灰变白了——这里面没有镜子——但是我想不是。感觉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的很有力量的胡子。

这样的观察在我脑海里点亮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对照图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下颚上只有了不到一公分长的黄色软毛。某些面包屑还粘在已经疲劳不堪的胡须根部，而晨衣的翻领上也沾满了鸡蛋和果酱的污迹。从睡裤下面钻出一对细脚，干瘦而发蓝；一只赤脚试图温暖另一只赤脚。这是一个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只等着随时会到来的再一次打击。他看着我，把手举起来，好像是我正高举着一个斧子朝他逼近。我明白了，这是我的父亲。P1-7

中文版序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译者后记：地狱就是被误解

《误解》是埃斯普马克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第二部，是整个系列失忆主题的一次变奏。在结构上它和前一部《失忆》相同，是通过主角“我”在一个固定地点向着“你”滔滔不绝地说话构成的，依然是语言流式的节奏。只不过在《误解》中，这个“我”换成了一家报纸的主编，地点换成了在北欧至今还能见到的男女同浴的桑拿浴室。在蒸腾的热气中除了“我”和“你”，还有些看不清面目的人物。仅此而已。这很像独幕话剧的场景。

和《失忆》一样，《误解》并没有一般小说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性格丰满的人物，没有供读者可跟随的故事线索和逻辑，或者说其逻辑就是失忆的逻辑：失忆造成了人的思维没有了前后关联，只有感觉的碎片，只有思想的碎片，只有图像的碎片。存在的只是说话声。正如作者写到的，在这个书籍将很快属于过去的时代，“唯一可能的书当然是一本大致像我们的谈话这样发展起来的书，一个你很可能在到达中间并接近结束的时候就与开端失去联系的项目，根本不再理解你最初投入的是什么事情，但它还是一个作品，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从结合处松散而崩溃的时候，它倒可以由某个固执的声音保持下来，倒是由于一种不会背叛你的语言而成为可能，有点悖论的味道。”

在我看来，阅读不同的小说，就如喝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有的人喝茶只为解渴，有的人喝茶是为了品茗。有的人只需要用嘴喝，而有人的需要动用嗅闻观尝各个感官，甚至还要用头脑。想消遣娱乐打发时光的人，想寻求刺激满足欲望的人，肯定不会喜欢读《失忆》或《误解》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不是解渴的大碗茶，也不是一般待客的时茗，而是独家配置需要细细品味的特饮，所以需要品味者本身对茶艺茶道有一定的修养。

换句话说，阅读这样的小说，需要高度的知识性和互文性。比如小说多次提到契科夫的话剧《樱桃园》，读者如果不知道那部剧作，就无法理解小说提到的斧子砍树的意义。再如小说里提到那位弹钢琴的诗人，声称音乐中有自由存在而不用向皇帝交税，这自然是暗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及其诗作《快板》。再如当读者读到“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个女人两次”，请勿以为译者用错了动词“跨入”，因为这是从一个希腊古谚“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条河流两次”演变过来的。

事实上，本文中提到的某些事件，在瑞典文化生活中都是实有其事，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例如有关中国山村的报告自然是指瑞典左派作家缪道尔的报告。再如在某宴会上的争吵，甚至将肉酱倒在对方的身上，本是某位瑞典院士的杰作。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小说本身虽然针对瑞典社会，提到的很多问题在整个世界都可能是有效的。有关对传统和创新的不同态度，有关保守和开放之争，有关信仰和教条，有关权力对于媒体的利用和干涉，而“权力也在误解的天空之下”，作者都有些精彩的文字论说，像散金碎玉分布全篇，也常常让我在翻译中联想到中文语境，这些思想火花能让某些黑暗的角落忽然被照亮。

《误解》的主题就是“地狱就是被误解”(22页)，它也互文呼应着萨特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地狱”。这让人联想起多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理解万岁”。任何“万岁”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反证的倒是误解的地狱实际上到处存在，而人们已经无法解脱。

再次感谢作者埃斯普马克先生、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和陈安娜在翻译中对我提供的帮助。

万之

201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