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所著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对托马斯·曼对歌德、托尔斯泰、席勒等几位伟大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席勒的《华伦斯坦》等，比较他们思想与性格的异同，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文学与思想肖像。

“一等的天才搞文学，顺便把哲学也给讲透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无疑是这样的一等天才，他的文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和《歌德与托尔斯泰》首次被译为中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托马斯·曼说瓦格纳的作品“不是让人娱乐的，而是促使人进行思考的”，他的作品亦然。《歌德与托尔斯泰》书如其名，托马斯·曼中对歌德、托尔斯泰、席勒等几位伟大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席勒的《华伦斯坦》等，通过比较他们思想与性格的异同，为这些文学巨匠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文学与思想肖像。

译者序

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

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

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

论歌德的《浮士德》

论《安娜·卡列尼娜》——为一个美国版英译托尔斯泰作品集写的序

关于歌德的幻想——为一个美国版英译歌德作品选写的序

论莱辛——在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莱辛纪念会上的讲话

试论席勒——为纪念席勒一百五十年忌辰而作

越洋之旅中读《堂吉诃德》

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

施托泽

在魏玛，本世纪初，还生活着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托泽，以教书为业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十六岁的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与艾克曼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仅几步之遥的同一幢房舍里。施托泽与跟他同住的一个同学有时当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时，偶然会伴随着怦怦心跳瞥见他若明若暗的身影。两个孩子怀着真正从近处仔细看他一眼的热切愿望，求助于这个与他们同舍居住的助手，恳请他无论如何要为他们寻找这样一次机会。艾克曼天性和善可亲；他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夏日从后门进入这个著名寓所的花园，他们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歌德，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确实也走了过来，身着一件浅色外衣——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件法兰绒睡衣——每逢这一时刻在这里漫步，由于他看见了这两个孩子，便向他们走去，散发着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着手，挺着腹，面带一副帝国直辖市法律顾问的表情，借以掩饰——这已被证明是可信的——他的尴尬，他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时问两个孩子，若果真如此，这就显得很严肃了，而且几乎不容作出回答。由于他们有点儿吞吞吐吐，老人建议他们努力学好功课，他们也许将这领会为：这胜似在这里张着嘴巴发呆，他们最好是坐下来做好自己的功课，——接着他继续走下去了。

这是全部过程，事情发生在一八二八年。——三十三年以后的某天中午一点钟，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怀着爱献身于自己职业的中学教师的施托泽，在二年级教室正要开始上课，这时，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推门探头进来报告说，一个外国人求见施托泽先生。这个外国人随即走了进来，比老师年轻很多，蓄着不太长的络腮胡子，颧骨突出，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黑黑的眉毛之间有两条皱纹。他没有自我证明或自我介绍，而是立即问，今天下午上什么课；当他得知，先是历史，接着是德语课时，他认为这真是太好了，并说，他走访了南德意志、法国和英国的学校，现在也想了解一下北德意志的学校。他讲话像一个德国人。人们必定认为他是一个教师，基于他提出的专门性的和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发表的见解，同时他不停地在他的笔记本上作记录。他旁听了一节课。当孩子们在他们的本子上就一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即一封信以后，这个外国人要求允许他带走并保存这些“作文”；这些东西对于他最为有趣。可施托泽却觉得这要求有些幼稚。谁补偿孩子们的练习本呢。魏玛是个贫穷的小城……他委婉地表达了这层意思。但这外国人回答说，这总会找到办法的，说着就走出教室。施托泽让人请校长到教室来。他让人说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这么做是对的，他后来才完全理解，他当时传达这个消息是多么得体。因为在当时，当外国人挟着一包书写用纸回来后，向校长和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来自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对于他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施托泽老师活到很大年纪，因而他有时间看到，他当时结识的是什么人。

等级问题

这个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五年生活在魏玛的人，尽管一生过得十分平凡，但他却能够以个人认识歌德和托尔斯泰这一令人侧目的幸运而自诩——这正是本文以其名字为题的两个伟大人物。是的，托尔斯泰来过魏玛！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三十三岁，生于使少年施托泽得以与歌德进行交谈的那一年，他来自布鲁塞尔，在那里他首先见到蒲鲁东，他相信后者所说，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财富意味着盗窃），其次他写成小说《波利库什卡》，到德国后访问歌德居住过的城市。作为有高贵地位的外国人和俄国公使的客人，他获准参观当时尚未对公众开放的妇女广场边的歌德故居。但据记载称，他更加感兴趣的是由弗勒贝尔的一个女学生亲自主持的弗勒贝尔幼儿园，当时他正怀着巨大的求知欲望研究她的教育体系。

诸位一定明白，我为什么讲这些小故事。这是为了使诸位对我报告标题中的“与”字更感兴趣，它一定使人第一次瞥见时就疑惑地睁大眼睛。歌德与托尔斯泰，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任意性的和不得体的连接？尼采曾就我们德国人在使用“与”这个词之时特别不当提出指责：我们说“叔本华与哈特曼”，他表示嘲笑；我们同样说“歌德与席勒”，他表示很担心，而且我们还说：“席勒与歌德”。叔本华与哈特曼，这且搁置不论。至于歌德与席勒，尼采对两人的戏剧家和道德家的本色所怀有的极其主观的恶感原本不应误导他否认一种兄弟情谊，这种情谊并没有因寓于其中的典型对立因素而受到任何损伤，而且还在所谓受伤害的一方得到其最好的保护。尼采的鲁莽和毫无道理的专横就表现在，他通过他对这个“与”字的嘲讽宣布一个新的等级秩序，或者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其实这种秩序是极其有争议的，甚至可以说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世界最有争议的事。对这个问题在判断上的鲁莽态度，完全不是德意志的行事方式。在这一方面，德国人从本能上就避免片面地作出规定，宁可采取一种“自由行事的政策”，而且，本文的下述思考将为严格恪守这个政策提供一切机会，甚至可以说，进行这些思考正是为发扬这个政策。在“歌德与席勒”这一并列组合中连接的意义正是这种政策而非其他，在这里它对于我们意识而言，是使它所连接着的东西相互对立。人们想必从不曾接触过德国人经典的和无所不包的杂文的思想世界，所以才感觉不出这个“与”字包含着的反命题性质；德国人的杂文从根本上将所有其余的东西包含在自身之内并使之成为多余——我指的是席勒的《论朴素的与感伤的文学》。另外一个“与”有着类似含义，这是一个远离我们的、异域的“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与”。倘若人们剥夺连接所包含的反命题权利，只承认其使命仅限于确定本质之相近性，确定本质之同一性——那会怎样呢？那样一来，在我们的想像中，转瞬间我所提到的一对巨人不就发生了一次交换和地位转变吗？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歌德与托尔斯泰不就立即离开了深刻的、精神的——不，更正确地说：深刻的、自然的根基走到了一起并跨到另一边了吗？

显然诸位不会感到满意。您回答说：除了本质还有等级。您说，尊重反命题，但人们不可以使属于不同价值等级的东西相互对立起来。我们可以容忍，此一为一个欧洲人文主义者和地地道道的非宗教徒，而彼一是一个无组织的东方原始基督徒。然而，其名字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这些最崇高的名字并列的、德国的世界诗人与不久前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以自然是很感动人的、成问题的方式结束了他成问题的生命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将他们相提并论是不可以的，这违背贵族的本能，不成体统。

让我们回到诸位可容忍的问题：此一之异教信仰，彼一之基督教信仰！我们也许有机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诸位爱说的“贵族的本能”，我立即谈谈我的见解，我在这里将两个人相提并论不仅不违背贵族本能，它恰恰因此而得到赞赏。等级、价值序列？诸位确信在这一点上没犯观点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错误？屠格涅夫，在他致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封信里，即他在巴黎躺在病榻上死前写的那封信里，恳求他的朋友，摆脱神学的自我折磨，重新回到艺术，回到文学，——这个屠格涅夫是赋予他“俄国伟大作家”头衔的第一人，这个头衔一直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似乎表明，托尔斯泰之于他的国家和人民实际上相当于《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作者之于我们。关于托尔斯泰本人，如人们所指出的，他是彻底的基督徒，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为过分的谦卑所累，不敢大胆地将自己的名字与那些最伟大的，甚至与那些神话般伟大的名字并列。谈到《战争与和平》时，他曾说：“无须虚伪的谦逊，它是《伊利亚特》那样的东西。”关于他的处女作《童年、少年和青年》，其他人也听他说过同样的话。这是伟人狂？在我看来，恕我直言，这是纯粹的和朴素的真话。“只有瘪三，”歌德说，“才谦虚。”这是异教徒的格言。但托尔斯泰喜欢它；他对自己的看法总是具有历史的卓越品格，他在三十七岁时就在他的日记中将自己的作品，包括已完成的和尚待写出的，与世界文学名著并列。

P9-15

托马斯·曼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无可争议的经典作家，他占有着他那个时代的市民德国最高的思想文化，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他以他“世俗的德意志品格”，站在德意志文化的前沿岗位上，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德意志人道情怀和精神的代表。一九四九年歌德诞生两百周年之际，他接受当时分裂的西德和东德的当局的邀请，分别在歌德的出生地西德法兰克福和他的逝世地东德魏玛的纪念会上作主题报告，尽管七月二十三日即将启程之时，他在苏黎士他下榻的饭店曾表示：“我觉得似乎在走向战场。”但据称，这时他也曾说：“凡我所在就有德国存在。”然而，他在德国文学中的这个崇高地位并非毫无争议。北德意志广播电台文化编辑部在一九七五年为纪念托马斯·曼一百周年诞辰曾就托马斯·曼令人感兴趣的所在，对青年作家的影响和他作为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二十世纪德语文学唯一无可争议的经典作家这一评价的正当性三个方面询问了许多德国作家，并将访谈作为专题播放。一九七六年，慕尼黑的《文本与批评》将这次访谈中的三十七位作家的谈话在它的托马斯·曼专辑发表。其中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者称得上是肯定性回答却有所保留。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者只是少数。看来，出身于有教养的市民家庭的托马斯·曼的个人性格缺乏亲和性，他跟这些大都跟他隔代甚至隔两代的作家们存在“代沟问题”是一大原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思想和审美倾向的差异。比如一位女作家，她首先对这次询问调查就不赞成，她说：“看来在这个国家似乎有人担心，文化批评界对他的评价过分单调，为了使之再次成为话题，不得不将这具尸体抬出来让人羞辱一番。”接着她提出指责：“称得上罕有，但毕竟令人见到一次的一种精神训练是，托马斯·曼居然能够将他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两次革命——近处的德国革命和较偏远的俄国革命，将他在美国的居留，或者将重返遭到狂轰滥炸的德国的经历干干净净地排除于他的作品之外。”这位论者大概忘记了托马斯·曼是将艺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与布莱希特不同，他绝不将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他借以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爱国情怀的是他的文章、讲话和书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在这里他作为保守的专制体制支持者和反民主的城市贵族的代表捍卫德意志文化，认为它与欧洲西部的文明有别并优于后者。但他同时又沿袭着当年歌德不反对拿破仑的态度，对战争保持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立场。当然这是徒劳的，以致跟包括他的兄长亨利希·曼在内的德国反战的知识界陷于冲突。直到一九二二年他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这一冲突才得到化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发表《呼吁理性》一文和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矛头直指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当时他发表的五十六篇《对德国的广播讲话》和一些文章表明，他作为艺术家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同时又对它提出指控。一九四五年三月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德国‘被掌握在了魔鬼的手里’，没有哪个德国人有权避开罪责，只有一个选择：共同承担德意志的不幸。”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六月间他以《德国和德国人》为题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作的报告中重又提出“德国人的罪”的问题。只是他绝不在他的叙事作品里表达政治立场。

不少被询问者认为，若说一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者经典作家，卡夫卡或者布莱希特同样应该，甚至更有资格拥有这类称号。这类人认为，托马斯·曼已成过去，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历史的见证，但并非榜样。对于这类人而言，“《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只是单纯的论辩和智慧的空谈。凡是出于这种理由远离托马斯·曼的人，就会走近布莱希特”。托马斯曼缺少追随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全部作品达到了几乎令人叹为观止的严整和完美，凡是出于这种理由远离他的人就会走近卡夫卡”。可以说，托马斯·曼的全部重要作品都是完整的，《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的写作开始于一九一○年，被搁置四十年之后重又补写完成，于一九五四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出版。而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几乎全是未完稿。托马斯·曼非常勤奋，他的女儿埃丽卡说，别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他活着是为了工作。他一直到晚年仍然笔耕不懈，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在写作，他就活着。甚至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完美地实现了他为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的叙事风格真正是不可超越的，因而便不再是值得模仿的。一个范例被评价得越高，它就越是不可作为范例。于是最终便只好颠倒过来加以歪曲。”这位论者话说得有一点儿刻薄，但的确说出了译者在阅读一些被询问者不无妒意的回答时的感受。有位被询问者提到托马斯·曼作为叙事者的傲慢态度，叙事者像上帝般端坐于他所支配的情节之上。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到，作者是居高临下鸟瞰般地观察和叙述人间的事和人的，这里谈不上“傲慢”，只是跟客体拉开距离进行观察和评说的一种叙述方式，或者说，“他的语言更多是照亮事物，而不是让事物发光”。他让读者自己观察和思考被展示于他们面前的人和事。瑞士作家穆什克也是被询问者之一，他就托马斯·曼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解释托马斯·曼的叙事特点，颇耐人寻味：“托马斯·曼与他所代表的欧洲文明的关系，大致如一个国家法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他表述指导性原则，权衡、比较最后达到的诸观念，重视保护少数人，考察现有的利益是否可被视为合法，以及处于怎样一种先后顺序。但他在他所拟定的画面中作为行动着和相关的主体本身却并未出现。充其量他只是偶尔对促使人们思考的一个论题发表某些令人信服和无懈可击的意见。于是便产生了在始作俑者缺席的情况下各方都受到约束的印象，可以说，始作俑者本人出于审慎悄然溜走了；这样一种情况时而让人惊叹，时而让人不耐烦，因各自处境不同而异，人们习惯上将这种情况称为讽喻。”讽喻（Ironie）这个词在德语中的含义是置根于讽刺的一种态度或者意见，它意之所指者是它所说出者的反面，即它所说者是反话，进而对它所针对的东西提出疑问，如果它使人感觉到理应所是的东西，这种态度或者意见便具有了道德倾向。托马斯·曼是使用讽喻修辞手段的高手，所以，这才引发穆什克这一段议论。

尽管一些二三流作家对托马斯·曼的议论出言不逊，但德国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和格拉斯以及伦茨仍然遵循托马斯·曼的将政治与文学明确分离开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尤其《铁皮鼓》和《狗年月》的作者拉格斯，采用的虽然是当代历史题材，表现方式却是非政治的，其中没有政治性的分析与论断。他的做法恰如托马斯·曼，他只在文章和演说中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卢卡奇在他对托马斯·曼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的评论中谈到托马斯·曼的思想发展和他的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时说，托马斯·曼的发展不仅从保守的专制体制拥护者达到民主主义，而且甚至也承认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但这种可能性却被排除于他所创作的这部重要作品之外。不过在这里应指出，托马斯·曼的“社会主义”却并非卢卡奇写作此文时所看到的“社会主义”。一九四四年，托马斯·曼本人在《命运与使命》一文中写道：“中世纪终止之时的宗教性的人民运动便具有一种关于世界终极命运的和共产主义的品格；当时就主张土地、水、空气、野兽、鱼和鸟为一切人所共有……可见共产主义比马克思和十九世纪更加古老。”托马斯·曼相信人们能够超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当前的残暴现实。他在《艺术家与政治》一文中又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其根系比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扎得更深，它的纯净的实现将永远作为要求和使命提到人类面前。而法西斯主义并非思想而是丑恶行径，但愿一个民族不论大小永远不要再沉迷其中。”

关于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卢卡奇写道，托马斯·曼是“罕有的忠于现实，甚至膜拜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之伟大的力量是，“他只创作在德意志的现实中实际存在着，而并非单纯作为要求提出的东西；他描述这些东西直抵其深层根系，绝没有作者先声夺人般的未来预言”。

有的论者认为，在托马斯·曼身上将诗人与思想家这两种品格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他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中全面表达了他保守的和反民主的唯美主义。当时他对欧洲西部的一切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德意志的文化有别于西部的文化并优于它，这是作为其突出代表的德意志城市贵族的基本信念。他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的情节介于圣经故事与神话之间，写成于德国人与犹太人共存现象遭到破坏之时，他是如此行事的少数“纯德意志的”诗人之一。我在翻译他的这部以《高贵的精神》为标题的散文集的过程中第一次感觉到，他是伟大的作家，但也是思想家。他在对瓦格纳的评论文章中提到，瓦格纳说他的作品不是让人娱乐的，而是促使人进行思考的。我想，这想必也是托马斯·曼对他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的要求。

作为《高贵的精神》这部散文集的中译文的一部分的标题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写成于一九二一年，这表明，他已经从因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一九一八）而跟反战的知识界发生的冲突的窘境真正脱身出来，不再写《主人与狗》和《幼儿的歌》（一九二九）之类的闲书。当然，最终使他与反战派取得和解的是他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歌德与托尔斯泰》首先于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在卢俾克的福音传教士学校宣读，在随后的几年里被多次修改、润饰，一九二三年以单行本形式在亚琛出版。一九三二年几经修改又以《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为题在柏林出版，十年间不断涌入本文的新的思想甚至改动了他的长篇小说《魔山》的构思。中译本在这一标题下收入的部分文章是关于这两位伟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和不属于十九世纪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其余文章则收入《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高贵的精神》散文集的完整标题是《高贵的精神——人文问题十六论》，一九四五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中译文依据的是柏林建设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托马斯·曼全集》第十卷《高贵的精神——人文问题二十论》其中增加了一九四五年以后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适度评说》（一九四六）、《我们的经验体认的尼采哲学》、《关于歌德的幻想》和《试论席勒》（一九五五）。中译文分两卷出版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即篇幅较大，而且从篇目内容上看这种分卷原则大体上也说得过去。翻译托马斯·曼的著作是译者翻译工作的回归。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曾译出他的《马里奥和魔术师》，当时已临近“文革”，找不到可发表的刊物，“文革”初期出于恐惧和绝望将手稿付之一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翻译的题材很杂，文学、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所谓政治哲学皆有，而后两类东西耗我时间和精力尤多。可我的兴趣更在文学和哲学的经典作品。所以，当我从周运先生那里接手托马斯·曼散文集的译事时，一位老友得知后对我说：“这才是你做的事！”正是他这句话使我顿生回归之感，尽管此前不久我应朋友之托刚刚译完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理查德·瓦格纳》。与我交谊多年的周运先生不仅给予我这次回归的机会，而且编书、出书追求尽善尽美的他，从众多版本的托马斯·曼的散文集，选取其中一个诠注最详细的版本，将其文献注释补入中译，又多方蒐集和精心挑选了一些图画和照片映衬与论说相关的人与事。此书若能得到读者认可，他功不可没。我们期待着方家的教正。

朱雁冰

二○一二年清明节

重庆歌乐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