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事、天命与历史变动
在我国古代社会，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曾对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做出过探索。一些人将天命视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将人事视为天命的附庸，强调王朝的治乱兴衰、社会人事的变动都是在天命的安排下进行的；一些人认为人事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活动，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人则徘徊在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和二重性，既相信天命，言灾异之说，又看到了人事的力量，强调“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①，王应麟的思想就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历史观上的矛盾性在《困学纪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王应麟强调社会发展中人事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日天行也。然则无与人事欤？日：圣人以天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又说：“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在王应麟看来，所谓的“天”，就是“理”，就是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规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治乱。在这种法则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尽人事，就可以“扶阳抑阴”，“以回天运”。人君、宰相，只要求理、顺理，顺应这个法则，就可以使衰乱转变为治安。因此，人君不可以不尽人事而将国家的衰乱简单地归咎于命运。至于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王应麟说：“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这里的“则”讲的是天理的外化，也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三纲五常。王应麟能够看到历史发展是在一定法则的作用下进行的，和前代的神意史观相比，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王应麟最终将这种客观的法则归纳为封建的纲常名分，则又表现出他最终没能突破一个封建理学家思想的桎梏，在历史观上具有不彻底性。
由此出发，王应麟强调统治者只要以“理”为基础，勤于人事，勤于治国，就能掌握“天命”，使统治稳固下来。他说：
《孟子》日：“天下可运于掌。”又日：“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
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汲于五季。君如逆
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
于圣训，著于令甲。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
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
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可见，宋朝建立之后，国家重整纲纪，宋太祖善用君王南面御臣之术，用文臣、收兵权，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由此四海之内咸听命于君主的号令，国家处于一个统一稳固的状态中，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大乱局面。王应麟总结宋初的历史经验，对尽人事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证，认为统治者只要勤于治国、善于治国，就能使天下之事处于运掌反手之中。
王应麟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将国家的盛衰归之于“天命”。例如，他引用刘知□的话来反对司马迁言天命的观点：“太史公日：‘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日：‘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②又如，根据历史记载，“周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寝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王应麟对此评日：“匪降白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国家的衰亡，实在是人为的原因，怎能说是上天的安排呢？亡国不决定于上天，创业治国，也不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决定创业建国的还是人的努力。所以王应麟又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③只要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行事，天人相通，万事便会顺其自然，国家便会治理有序，即使发生了天灾人祸，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此为基础，王应麟着重提出三点：
第一，亲贤臣，远小人。王应麟认为“勿以愉人，立政之戒也”，故极力强调人主应该用贤摒佞，并发出“君子去留，国之存亡系焉”④的呼声，要求人君用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王应麟强调人主用贤，尤应慎择宰相。与王应麟同朝的司马光曾强调人君的才德对于世之治乱安危的意义，而王应麟除了注重人君应以仁德治国外，还着重从宰臣的德才讨论历史的兴衰。他说：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
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伲胄。嘉定后，政在弥
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日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
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
晋同辙，哀哉！南宋衰亡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正是奸相黄潜善、秦桧、韩□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把持朝政，才酿成国势不可收拾的惨局。王应麟说，南宋“遂与西晋同辙，哀哉”！这是切肤的亡国之痛。王应麟进而分析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宰辅之间一定要“和”。王应麟以元□、元符、绍兴三段时间的历史说明宰执大臣不和，会为“小人所乘”。“无私无朋，所以和也”，宰执唯有无私不结朋党，才可“和”。其二，台谏的作用。南宋袁枢认为台谏作用有限，“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王应麟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台谏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台谏应是正直的“端士”，“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愉人”。
第二，纳谏杜谗，广开言路。王应麟认为臣下是否不畏逆鳞，直言极谏，君主能否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大事，统治者不可不重视。“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人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由此，他发出“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的慨叹。此外，王应麟对饰非拒谏、杖杀谏臣的君主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杀诤臣者必亡。”
第三，重民。强调“民心”决定历史兴亡，是王应麟历史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王应麟继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他说：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
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
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他将西汉灭亡，光武中兴，蜀汉鼎祚丧失，都归之于“民心”，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政权的兴亡；重民、爱民者，则国运长祚；损民、虐民者，必丧天下。P18-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