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的《赵毅衡文集: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例如萨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国。

《赵毅衡文集: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例如萨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国。

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人头攒动，狂潮汹涌。这次的大规模集体舞，每年来回的人数，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其历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暂时就不给当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赵毅衡的《赵毅衡文集: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写到的人，绝大部分已经辞世。留下一辈子是非，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

扩编新版按言

第一部分 西游记

 徐志摩：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

 求博还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留学民族主义：朱湘的留美之怒

 许地山留学：如何对待自己的“留学爱国主义” 

 闻一多与美国“死水”

 《虹》后之《霞》：“时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刘半农之留学

 穆旦：下过地狱的诗人

 李金发：不会写作，才会写诗

 留学而断送前程的康白情

 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 

 邵洵美：中国最后一位唯美主义者 

 蒋希曾：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华人作家 

 组织成的距离：卞之琳与欧洲文学家的交往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 

 胡愈之与世界语乌托邦

 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

 萧乾：永远的少年

 这个哑巴太会说：英语散文家蒋彝

 郭嵩焘：西方官司中国打法

第二部分 东游记

 庄士敦：我的老同事

 朱利安与凌叔华

艾克敦：胡同里的贵族

 瑞恰慈：漫游镜中的阿丽丝

 燕卜荪：某种复杂意义

 蒙罗：“在中国色彩中得到安宁” 

 韩约翰写萨凡奇

 高罗佩的一个世纪，狄仁杰的一个甲子

 奥尼尔：道家救赎华尔街

 狄金森：顶戴花翎的剑桥院长

 毛姆与华侨持枪女侠

宾纳：弄假成真的“中国式诗人”

奥登：走出战地的诗人

 金斯堡的1 O0个问题

第三部分 梦游记

 芳香而危险的爱情：凯瑟有所思

 斯奈德：儒佛道社会主义者

 弗赖：在文明的另一极

 鄂狄叶：从《玉书》到《大地之歌》

 韦利，书呆子艺术家

 罗厄尔：“女罗斯福”拆字

 杰弗斯：逍遥游的悲观主义之鹰

 凯喆安的“机变诗”

 为庞德／费诺罗萨奇文一辩

 “一字儒”庞德

第四部分 游之余

 我们还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吗?

——留学史笔记之一

 中国留学生，你写不写中国题目?

——留学史笔记之二

 海外学者有优势吗?

——留学史笔记之三

 听谁讲说异乡事?

——留学史笔记之四

高罗佩的一个世纪，狄仁杰的一个甲子

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Hans van Gulik，1910—1967)。

高罗佩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汉学圈子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哪怕汉学专家读，也没有“硬伤”败了胃口；而西方大众了解中国，往往是“狄公的中国”，这个中国，是一个多姿多彩相当引人人胜的中国，比起中世纪灰色的欧洲有趣得多。甚至专门家也受狄公小说影响，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人手。

高罗佩已经是个传奇人物，外交官本是责任重大，案牍劳顿，代表国家关心时局都还来不及，尤其像高罗佩这样的外交官，二次大战前后远东最乱时，担任荷兰驻中日使节，五六十年代连续爆发中东战争，他驻节黎巴嫩。最是焦头烂额时，他却临乱不慌，收集中国绘画，研究“中国性史”，演练琴棋书画，悬写公案小说。果然，今日高罗佩声名远播，不是他的外交生涯，他的汉学也只是圈内的题目，他的业余爱好“狄公案”系列小说，不仅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题目，在中国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影视故事：狄仁杰取代了包公，成为中国传统司法公正的象征。高罗佩说他自己明白一身三任各有目的：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高罗佩虽然享年仅57，但是一生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

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让他很感兴趣；读高中时开始学习梵文；16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8岁回荷兰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一生竟然“学通”了15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词典，他的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东南亚的这个社会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石》英译；25岁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而他的兴趣太广泛这狐狸特征，年轻时就太明显，幸而一生未改。关于高罗佩的传记之一《三重生活的人》(A Man of ThreLives，Amsterdam：Fo—rum，1993)，把他的一生写得多姿多彩，国内应当早日译出，毕竟有奇人才有奇特事业。

1935年高罗佩人荷兰外交界供职，他的一生在东亚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恐怕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一段，是1943—1945年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一秘。当时重庆外交圈文化人云集，苏联的费连科，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李约翰，都是战后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文化人更是一时之选聚到一起，他如鱼得水，天天来往无白丁。

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高体”字独树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1941年作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佛学史补缺；曾学围棋，最终达到的段位未考；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长期观察，作《长臂猿考》，1967去世那年才出版；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题款；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500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却只印900多本，目的是教西方收藏家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这做法很有自知之明。

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的多年友情与学术争议，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

高罗佩在重庆街头的书摊，找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仿作”了一本狄公案故事。按他的原计划，英文只是草稿，再写成中文与日文“定稿”，可谓雄心勃勃，目的是提醒中国人，应当在中国“恢复公案小说的传统”，这个传统比福尔摩斯强多了。

狄仁杰在历史上是政治人物，武则天朝的宰相，关于他的吏治几乎无记录。《旧唐书》唯一的话并不让人信服：“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清初出现的无名氏《武则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上半部说狄仁杰任昌平县令，如何破了三起同时发生却不相连的杀人事件，后半部是狄仁杰进京处理武则天淫乱，恢复李唐皇朝。无论是正史，还是这本小说，都没有把狄仁杰这人物立起来，比起中国俗小说中的正义化身包公、施公，狄公过于单薄，难以成三。说狄仁杰是高罗佩的创造，没有任何夸张。

高罗佩第一本书《迷宫案》写成时，正是1949年，中国出版界……  P142-44

这本薄薄的书，写了二十多年，从1978年允许我按自己的兴趣读书开始，一直到今天。当然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从马齿徒长到满鬓苍然，多少“事业”不过是人生的规定动作，得分失分都不会太意外。人生悲哀莫过此：动作做完，鞠躬下台，回想起来，只有一两个过门动作，允许别出心裁。

这本书不然。这是我想写的书，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既不能靠此争工资升级，又不能作学术会议发言，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一句话，这是纯为爱好而写，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乱涂下的游戏文字，但是又积习难改，好玩之中，想说出点意思。

本书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例如萨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国。

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人头攒动，狂潮汹涌。这次的大规模集体舞，每年来回的人数，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其历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暂时就不给当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书写到的人，绝大部分已经辞世。留下一辈子是非，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

20世纪，中国人到西方，是去做学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尔的学生，金岳霖、张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学生，吴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学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望门弟子，严复没有做成赫胥黎的学生，李劫人没有做成左拉的学生，李金发没有做成波德莱尔的学生，邵洵美没能做成王尔德的学生，只是伦敦和巴黎的空气中，全是这些人的遗踪神韵。至今中国人来西方，大半还是当学生。像我这样教书的，只是教师不是老师。

西方人到中国，是来做老师的：庄士敦来做溥仪的老师，燕卜荪给西南联大做老师，杜威罗素萧伯纳来给整个中国知识界当老师，瑞恰慈几乎要给全体讲汉语的人做老师，1951年，最后一位硬想留下来的老师燕卜荪被赶走，换上俄国人做老师。我个人认为，有师无类，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最好是师出多门，三人行必有吾师；只要不做一边倒的“好学生”，不必句句当真理就是了。瞧着把俄国老师也赶走了，天下事益发不可为。

一教一学，教的什么学的什么?是近代西方特产，20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即是“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意识，可以说是“学得性现代意识”，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吾友王宏图谓：“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不敷以支持现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用来支持现代化的，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不过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陷。张之洞挑起的体用之争，李约瑟发起的中国固有现代性源头之寻，都是无事生非，自己找事。

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其他文化都缺乏这种前行性。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学习就是；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继承就是。何必在优劣高下上纠缠一二个世纪，趋长避短见机而作，“何必日面子”?

日本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五四一代，也能做到这一点。回顾徐志摩、许地山、闻一多、老舍、刘半农，他们留学时，都遇到这个面子问题，他们的对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于“民族大节”。就这一点，我们都有必要怀念五四那一代留学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东方学习。他们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贤。感觉到西方文明存在问题，也就是觉悟到现代性并非万灵妙丹，“进步”并不无穷尽地给人类带来好处。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国作为“理想文明”的榜样——古代中国，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以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几乎是“另类文明”的地上天堂。

对于这一类中国崇拜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到中国亲历一番：本书第三部分“梦游者”中，有几位短暂到过中国，却没有多说。一点不奇怪，他们对所见所闻宁愿保持沉默，不想改变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神话。还有些更聪明的中国迷如庞德，如韦利，干脆一辈子不到中国来，遥遥保持“崇拜距离”。

“梦游”西方的中国人?就免了。可以说，绝大部分现代中国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学点东西，千方百计到西方走一遭，不会惊破好梦。除了一次大战之后的西欧荒芜残破，曾使梁启超不胜惊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现实吓一跳的。极而言之，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界，从极左到极右，都醉心于这种那种西方思想，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梦游记”。有几个人，能在扫描范围之外?

我能想起的几个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将，1920年与傅斯年共赴英伦，慨然有尽收西学之志。不料在英国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打道回府。后来在自述中说“金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傅斯年回忆录说是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气斯面包难于下咽。俞出身苏州名门，同光朝大儒俞曲园脉裔，从小就延请家教学英文，“筹划”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国门就精神颓唐，终身厌听“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将西方“科学式”批评用于红学，50年代被批判为胡适学派第一人。或功或过，能归于一个月的留学?

还有另一个例外：辜鸿铭。此公出生于南洋，在英国留学十年，20岁才踏上中国土地，竟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拥护者。中文虽然错字连篇，却用典雅的英文宣扬中国文明，而且身体力行，主张男人应留辫纳妾，女人应缠脚吸鸦片。很多人说辜老只是喜欢逆反，作秀而已，他实际上一半西人血统。这倒解释了一切：辜鸿铭要留着中国不变，以便为西方文明补缺。如果我像辜鸿铭一样好走极端，我就说此老是个汉奸。

应当诚实说明，这不是一本成体系的书：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个严肃工作，我只是弄些奇闻逸事，茶余谈资。哪怕写人物，也远远说不上全面。我没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些最重量级人物：去西方者，我没有说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钱锺书；来中国者，我不去碰杜威、罗素、马尔罗、司徒雷登、李约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梦游者，我敬而远之布莱希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这些人物都需要专门研究者来处理，不然很可能胡说一通。

特级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庞德。这是因为我从80年代初就研读庞德，算是对其人其事有点心得吧。

第二应当说明的是，我有意略过了西方所有的汉学家，同样也不谈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为他们对对岸的兴趣，是职业性的。他们的贡献自然极大，没有他们，文化交流就会在19世纪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不是对异国文化的知识，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卓见——真正起作用的，必须是误读，而有意义的误读，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业余”舞者。

最后应当说清的是：此书中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读各种中英文资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极廉价，这个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却是做专家的首要条件。我读到的资料，都是专家们扎实工作几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为此书中写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努力，那样这本书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学术规范，我应当密密加注，说明资料来自何人的功绩。但是这些小文，毕竞只是轻松读物，加注只能让非专家读者厌烦。我在文中尽可能说明资料的来源，尤其当这个源来得有意思的时候。

我唯一可以辩解的是，传记材料虽然来自他人，我却设法给每个写到的人，找一个有意思的，或许国别文学史专业研究者没有看到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写了二十多年：传记多矣，并非读一本，就能凑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几年来也就只遇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