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局谋生存
日本兵侵占郑州时，李文光带着全家逃往郑州郊外的老家避难，郑州市马寨村的家遭遇了日本兵的疯狂劫掠。表哥曾经这么对我说：“我妈说家里除了埋在地下的，存放在家中的古董都被抢走了，你奶奶和我妈（即笔者姑妈）的衣服，也被日本兵拿走了许多，他们什么都要，你说这些日本兵，真是既可气又可笑。”
日本兵占领郑州以后一段时间，市场又慢慢逼迫营业了，我们李家在郑州市长春路开的古玩店也跟着开了。有一天，突然开来一辆日本鬼子的军车。李鸿业当时正好在店里，看见下来好几个凶很的日本兵，将我们古玩店门口团团围住。李鸿业心想不好，日本兵来抢古董了。他心中正在发慌，只见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竟然用中文煞有架势地说：“你好，你不用怕，我随便看看。”然后，就仔细的看起古董来。最后，他挑选了一些文物，问了价格，要买。李鸿业想，“既然你要买，那我也不客气了。”因为他挑选的器物中有几件是清末的仿品，所以就说了一个适中的价格。这个日本军官走后，李鸿业才松了一口气，心想还算好，没有出什么大事，还做成了生意，赚了钱，心中美滋滋的。第二天，这辆军车和日本兵又来了，李鸿业心想不好，难道让他发现问题了？这个日本军官进店后，像是蛮客气地对李鸿业说：“喜欢古董，自己存有一些中国的古董，想请你帮忙，替自己去鉴定一下。”李鸿业这才稍稍地定下心来，就随他去了日本兵营，并为他作了鉴定。这个日本军官告诉李鸿业，他叫岛田张男，他父亲在日本是开银行的，他到中国来是不上前线打仗的，做后勤工作。李鸿业这才有点明白在这批侵略成性的日本人，也有看上中国文物的“中国通”，是不可思议的事。
1945年6月，李鸿业在北京交给岛田一批古董，让他顺便带到天津代卖。不知道他是消息灵通还是其他原因，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他就回日本去了。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建立了邦交。从那时起，李鸿业一直等待着日本人岛田会以正常身份来访问，他一直期待着。但是很遗憾，李鸿业没有等到他的日本朋友。
回忆起那时期，李鸿业曾经说过：“日伪时期，生意开始难做了。许多在北京和天津的前朝遗老深居高墙大院，闭门谢客，做寓公了。别人去是根本进不了门的。我去了，让门房传话进去说，河南古董商李文光的儿子李转运（李鸿业小名）求见，不一会门开了，把我带进去了。“所以，别人到不了的地方我能去，别人收不到的东西，我能收到。在琉璃厂没人可以和我们李家比的。”
南下上海求发展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陷入内战。由于时局不稳，抗战前埋藏在郑州家里后花园地下的文物，李文光就一直未曾起出。1946年初，李文光和李鸿业父子两人到北京琉璃厂租借门面，重开古玩店，他们让北京的古玩商兼掮客杨汉民代理管店。杨汉民也可将自己的古董放在店里卖。
李氏父子两人两头跑，轮流管理北京古玩业务。李文光以北京和河南坐庄为主，李鸿业则以跑生意为主，除了经常要回河南，还要跑天津、西安、山西和上海等地。1947年1月，杨汉民不幸病故，再加上北方时局动荡，李家古玩店只得再次关门。这年3月初，农历新年刚过，李鸿业即正式转到上海发展。李鸿业与世交、西安著名的收藏家西医王逸名大夫合伙，顶了虹口区四川北路、塘沽路上，北戴河弄一号二楼前楼（二大二小四间房子，还有一个内阳台）。李鸿业住一间大房间，王逸名一人睡一间小房间，一间最大的房间作为他的诊所，另一间小房间则是他俩的厨房，两个大房间前面的内阳台是相通的。
北戴河弄为对称两排英式的新里弄房，中间夹着一条弄堂。两排房子长不过六十米长，每排七个门栋，红砖大圆顶方木窗，三层尖顶洋房，二楼的走廊有公用电话，后天井有大小卫生间。弄堂口有大铁门，弄堂底是一堵高墙，将它与后面的北仁智里隔开。弄堂像马路一样宽，两边的台阶有一米宽，还有花园和围墙，围墙内是三米进深的花园。李鸿业将其父和自己从河南以及北方各地收集的文物，存放在北戴河弄一号的住所。这样，北戴河弄的家既可自己小住，也可存放古董。因为弄堂口有大铁门，大门傍有一间小木屋，有专人看大门。房前的围墙有小铁门，一楼走廊有木门，既安全又方便。
一般的生意就到现在的西藏路、广东路口的远东饭店开房间谈，大的生意就到国际饭店开房间谈。北戴河弄的住处除了叶月轩、刘秉昆、戴福保、张雪庚、马崇生等几个好友外，一般是不让别人知道的，是出于安全考虑。
北戴河弄大邻居
北戴河弄，原先住的大都是大资本家，一个门栋一户人家。从零号到六号，七个门栋，我们称作零号的门牌属于塘沽路的481号，一至三楼住的就是肖家，二号住的是浙江兴业银行老板之一马家，三号住了一户外国人，四号住的是在天潼路上开设中国第一家计算机打字机厂的老板王春霖，五号住的也是银行老板，六号住的是开私人医院的鲁医生，只有我们一号的住户最多。抗战胜利后，有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叫陈世贤，将原先住在一号的日本人赶走，这儿就成了他的房产。在吴淞路三角地菜场附近，他还抢到好几间房子。
陈世贤占了房子后，请原先在苏州开旅馆、抗战胜利后卖了苏州的房产，并在上海要安度晚年做寓公的施锡明到这里居住，并代为管理房子。施锡明帮陈世贤将二楼前楼顶给了李鸿业和王逸名大夫；将一楼前楼的大房间顶给了做电表生意的张香桃；施则住了一楼后天井的二个房间，陈世贤住三楼。
一号二楼还有二房的亭子间，租给在上海港汇山码头上做财务的徐应彪。徐应彪本无财力，他有个哥哥，对他相当关心，资助他几根大金条，顶进了亭子间共五十多平方的两间房。两间房外边有个小走廊，走廊顶部还有一小间，是徐家的厨房间，虽是亭子间，但是徐家一家住得倒也乐惠。徐应彪是常州人，脾气极好。徐家妈妈王令德，长得端庄、文静，平时总是手捧着书。记得1980年前后王令德经常对笔者说：“我那时对你父亲讲，李先生、李太太已经为你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了，你加起来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了。说不定你到台湾的太太也给你生了儿子了，不要让李太太再生了，太辛苦了。李鸿业总是说：‘不行，我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有三个儿子’，这就是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解放，王令德走出家庭，在里弄卫生站做医护和卫生工作。那时，人们都给新生的孩子起“解放、卫国、建国、国强、抗美、援朝”等名字。王令德与徐应彪商量，给新生的女儿起名徐明朗，源于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徐家妈妈总是说：“上海解放时，我和你妈妈拿着小旗，相当高兴，一起去马路上看解放军。”是啊，我们一号的邻居和上海人民一样，都对新社会充满了希望，希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当时，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和大小资本家，留在大陆的人民，都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对新中国有着或充满了信任和期望。所有的人都在衷心歌唱我们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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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文物事业是极为重视的。许多旧社会的古玩业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时俱进，进入了国营的文物商店，国家博物馆和相关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单位，他们是奠定新中国文物鉴定和研究事业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为新中国的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多少年前，当琉璃厂、古董商、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风靡一时之时，我就感慨的说：什么时候也来写写我父亲李鸿业的故事。当时，主任周亚研究员说：“是应该写的，相当有意义的。”但开始动笔时，却犯难了。因为，我不知道父亲在什么时候，从谁手里买进过什么器物？又将器物卖给了谁？进来多少价，卖出又是多少价？这些都是旧社会的古董商人历来避讳的，甚至是当事人，也可能是嘴上不说的；他们在买卖时，相互拢个袖、拉个手，就成交了。
我顿时泄了气，有一种“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没有了写的方向。想想那些把琉璃厂故事写得“惟妙惟肖”的大作家，个个仿佛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再加一流的文采和生花的妙笔，成就了许多琉璃厂引人入胜的文章和故事；使我没有勇气再动笔、撰写那被人刻意捂着的真实的历史。但是，或许是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或许是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心，使我不由自主的、慢慢的，坚持着，凭着自己的记忆，将一个个故事，一点点串连起来；办公室同仁孙慰祖研究员和周祥研究员都鼓励我说：“你要像做学问一样，当一个课题来做，不但要写出你父亲李鸿业对上海博物馆的贡献，也要将其他对上海博物馆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也写出来，写一个完整的上海博物馆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促使我更加发奋的钻进上海博物馆的档案室，认真查阅史料，翻阅档案。在多年的档案阅读中，我对父亲李鸿业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对上海博物馆这一历史有了更加细致和全面的了解。原先的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员季崇建先生，也在我的写作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先后多次采访了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陈佩芬、钟银兰、李俊杰、程芳英、朱淑仪等老前辈，还请教了书画部资深主任单国林老师；询问了原流散文物处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许勇翔先生；还经常咨询比我早进博物馆的濮茅左、张雷、桂永定、谢海元、倪贤得等老师；还多次询问八十年代初期进入征集组，跟尚业煌一起工作过的金寅城先生。
我还多次采访了父亲在解放前一起做古玩生意的子女，如程长新的女儿、北京文物研究所的著名青铜器鉴定家程瑞秀，王福祥的儿子王耀平、王鲁的儿子王斌、叶月轩和李桂兰的女儿李森林、刘秉昆的儿子刘祖敏，刘宗贤的儿子刘孟志，张振华的夫人和女儿张俊萍；另外，著名收藏家秦庭樾医生的女儿，北京清华大学秦岱华教授，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研究员、周丽丽研究员、张东研究员以及叶倩硕士和彭涛博士；工艺部主任包燕丽研究员、张尉研究员、华慈祥研究员、于颖博士；书画研究部刘一闻研究员和凌利中副主任，陶瓷修复组杨蕴老师，青铜修复组张光明副研究员和张佩琛副研究员；文物保管部周露茜，办公室陈馨虹、陈云柯等同事，都为我的研究和资料及档案的查找，给予了帮助；青铜器研究部的同仁，青年学者孔品屏、胡嘉鳞和葛亮都给予了帮助。特别要感谢人事处顾嘉群处长，对书中在博物馆工作的人物的出身年代，工作时间以及人事的任免，提供了帮助；感谢上海博物馆文物摄影专家薛浩冰老师和朱琳老师，为本书的照片翻拍做了大量的工作。
非常感谢书画大家谢椎柳的女儿谢小佩老师也给予了指导。
感谢复旦同学、现在宁波博物馆的党支部书记董贻安和其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女儿董琳的帮助。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学系09级学生杨晓艺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08级学生邵珠砾在跟我实习时，给我的帮助。
感谢中国台湾得意典藏科技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李翰莹女士。
在此更要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雕塑组负责人胡国强研究员，在鎏金大铜板的研究及解析上给予的指导，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给予的帮助。
感谢上海冀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峻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一定的资助。
感谢学林出版社的吴伦仲编辑和八十高龄、原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俞子林老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和热心地帮助，吴伦仲先生为书中各小标题的制作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姐姐和哥哥李玉洁、李柏顺、李玉良、李柏年一直帮助我共同回忆父亲生前的故事；姐姐李玉良从日本东京经常发送em给我，写出回忆的故事，并对文章的写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是以上各位的鼓舞和帮助，才使我这本书能够顺利完成。本人天生愚钝且才疏学浅，先进的政治思想也不完备，书中难免缺漏和错误，望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欣逢上海博物馆开馆六十周年，以此书作为我对上海博物馆六十年周年馆庆的献礼！
2012年10月
纪念父亲李鸿业的书即将结稿之际，笔者想到如何为这本书起名。
姐姐李玉良提议就用父亲“李鸿业”的名字作为书名。她说：开宗明义，我们讲的就是李鸿业，而且父亲的名字也很响亮。
曾经想用“暮色苍茫看劲松”来作为书名。是想说：暮色下，劲松似乎在无边无际之中，有些看不清了；但劲松始终在那高处。它刚劲挺拔，坚强不屈，在多少个飞渡乱云的年代，都能安然度过。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悟到——它的从容。用意是赞誉我的父亲，用他的智慧飞渡了多少个乱云的年代，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又借此比喻父亲，对上海博物馆文物鉴定和征集工作所作的贡献，以及为上海博物馆文物的鉴定和研究事业所做的贡献；犹如暮色苍茫下的劲松，似乎看不清了，几乎不被人知，表示父亲对上海博物馆的贡献，犹如高处的劲松。
也想用“我只是将她的发梳直罢了”来作为书名，告诉人们，我讲的是一个未经打扮的真实的故事……
还想用“金石可镂”来作为书名，因为历代将“金石学”来代表青铜器、石刻和简牍等研究。“金石研究”是文物研究的重要部分；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历史名句，在我复旦毕业时，班主任张鸣环老师在我留言簿上的这句赠言，一直在勉励我。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获得成功。我才真正懂得：对文物的研究是要花大力气，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达到那至高的境界。没有天生的文物鉴定大师。
但我最终还是以“李鸿业文博生涯”来作书名，因为这只是淡淡的叙述，不带任何褒扬。还是由读者来看“我的父亲——李鸿业”吧！在书即将出版之前，编辑建议我将“李鸿业文博生涯”作为副标题，用上口的四字句作为书名，我由此想到以“文博鸿业”是为书名，来体现父亲的文博情怀。
在此特别感谢当代书画大家、鉴定家，九十高寿的陈佩秋先生为书名题字，为本书增光添彩。
《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着重讲述一个古玩世家、收藏鉴赏大享三代人历经三个世纪、一百多年与文物打交道，为国家的文物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故事。作者李柏华对祖父李文光先生和父亲李鸿业先生收藏的稀世国宝汉代鎏金大铜板的流传经历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多位上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和学者对汉代鎏金大铜板所作的研究作了阐述。本书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对汉代鎏金大铜板作了更加科学和精到的解析。
大量的人物采访，以及档案史料和相关人物的传记阅读，凝成了作者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学术贡献。书中对于史料的运用，极其审慎，并以文献资料与存世实物相比勘，去伪存真，披沙存金，从而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是了解近代文物事业发展、掌握并探寻古玩、收藏、鉴赏的实用读物。由著名书画大家陈佩秋欣然题签。
《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着重介绍以李鸿业伟代表的上海老一代文物工作者，为国家的文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生动故事。大量的人物采访，以及档案史料和相关人物的传记阅读，凝成了作者李柏华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学术贡献。
本书丰富的文物鉴赏级别、收藏知识，也值得广大文物、古玩界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