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霹雳中奔跑
我相信我回忆的能力，
我有力量唤起并召回各种东西的气味、声响、颜色、式样，
我将使它们触摸上去具体而鲜明。
——托马斯·沃尔夫
父亲的一个耳光使儿子魂飞魄散。
那个少年，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侧勾着脖子，在街上缓慢游走。少年神情恍惚，他侧勾着的眼睛只注视他自己，在行走的时候，街道、楼群、人流是少年移动的背景，而非他眼中的景物。每天的早晨或者黄昏，我都能看到那个少年，他漫游的道路是我每天从家里到中学的必经之途。
“看，那个废物。”我的父亲指着那个少年的背影对我说，“看那毬相。”
父亲这样教训我，那个成为傻子的少年成为父亲训诫我使用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看见那个少年我就感觉寒冷，他精神溃散魂魄迷失的状态是我畏惧的。
少年的魂魄是他的父亲在愤怒之中挥拳打在他脸上之后飞走的。那是个深夜，因为恐惧，少年走近父亲面前的时候身体剧烈颤动。少年一直在延缓自己走向父亲的时刻，那是他灵魂陷落的时刻。邻街是高高隆起的铁路的路基，两条铁轨笔直地从路基穿过，每天都会有装满煤炭的火车从路基之上轰鸣着奔驰而过。当推开建筑在铁道路基之下的院落木门的时候，少年畏惧的本能使他妄想夺路而逃，但是他没有逃走。他逼迫自己在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之后穿过卵石铺就的通道走向暗黑的屋宇。少年看见了火的红光在暗黑的房间闪动，那是父亲点燃的烟斗。辛辣的兰花烟呛出了少年眼中的泪水，他胆怯地注视着黑暗中的父亲，他的形影比黑暗的光影更黑。少年准备着迎接父亲降临在他头上的拳脚和斥责，虽然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试图躲避和脱逃可能骤然袭来的打击，但是他明白自己将无可逃遁，他只能迎接突如其来的打击。
穿在双脚上的鞋子从河边带回来的雪末落在地上迅速化成泥水，少年站在父亲面前，看着自己脚下的雪化成泥水。悬挂在屋里正壁上穹形的大钟秒针急速行进时发出的声响，在寂静中变得清晰而嘹亮。少年觉得自己应该开口，他刚要启动双唇，刚想让自己的声音从内心里出来，猝不及防的是父亲的拳头迎面砸过来。那是一个终年在矿井和田园里劳作的中年男人的拳头，铁锨、锹镐、石锤和钢钎使这个男人的双手粗糙结满老趼，在矿井和田园的劳作使这双手结实有力，等它握成拳头横掼下来的时候，少年清晰地感觉到冷风袭来，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右边的脸就被那只拳头砸中。腭骨错裂，血从口腔里喷出来，和血一起喷出来的还有少年的两颗牙齿。少年弯腰蹲在地上，因为那一刻除了剧痛还有眩晕和昏厥。那一刻，蜿蜒如长龙的火车从窗外高高隆起的道基上沿着钢轨轰然奔驰，少年感受到房屋和自己脚下的地在震动，震动传送到少年的身体和心里，但是那一天他听不见火车呼啸而过的隆隆的声音，此后他也再没听到过。
少年的魂魄是在这个雪夜飞散的。我想。多年前发生在一间黑暗居所的情景已无从被人察觉。
在那个冬季的雪夜，一个瞬间悄然而来，悄然而逝。但是这个瞬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和生活道路。黑水河岸的乡邻们见证过少年的魂魄没有消散之前的风貌，那时候少年的相貌是清秀的，他的满是书卷气的面孔显示出他内向而多思的气质，少年热爱缅想沉思，因为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黑水河岸长满水草的小路上，他经常坐在河边那些巨石之上一动不动。谁也不知道他遥望和缅想的具体内容，但是他的姿态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从那个冬季的雪夜之后，出现在矿区大街上的那个少年就有了别样的面貌。昔日相貌清秀衣冠整洁的少年，在那个冬季的雪夜之后变得肮脏，他的衣服破烂，面孔由清秀而邋遢，性格由内向而木然。他经常会在大街上傻笑，把肮脏的破衣服顶在头顶，赤裸的双脚趿拉着一双破鞋，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我的父亲也不知道那个少年叫什么名字，但他知道那个少年的形容、神情和姿态。父亲看过少年之后的眼睛再看着我的时候，眼光中充满蔑视。从他的神情判断，似乎我跟少年是一路货。
我的敏感而内向的性格是父亲厌恶的，我习惯于缅想和沉思的状态是父亲憎恨的。只要看见我独自发呆，父亲就会把他的榆木烟斗劈头丢过来，那个烟斗很结实，砸到我头上的时候也不会损坏，当然它的力度也不会导致我头上流血。不会损坏，不至于流血，父亲往我头上丢烟斗的时候就无所顾忌。
我头上被头发遮盖的地方有时会留下父亲的烟斗砸起来的包，通常我隔着头发摸着那些包，我把疼痛隐忍在心中，把委屈吞咽到肚里，我不让眼泪流出来。这是父亲愿意看到的，虽然他不会赞扬我。我走到院里，抡起锋利的斧头对付那些堆积在院中的木袢，把斧刃对准木袢中间的纹路狠劈下去，我喜欢听木袢在斧劈之下碎裂的声音。而碎裂的木柈在院中堆积起来的时候，我内心的痛感和忧伤就会消逝。
与其说父亲不喜欢软弱，不如说父亲害怕软弱。在父亲看来，一个人的铁石心肠是对付生活最好的利器。父亲的生活就是每天清晨即起，坐在灶前吃自己做好的早饭，然后再用铝制的饭盒装好自己的下一顿饭。父亲把装好饭菜的饭盒和他使用的工具一起放到工具包里，然后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去五里地之外的矿井劳作，父亲走进矿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走向凶险莫测的命运的时候。
其时，对于父亲所能遭遇的凶险我是没有办法体察的，我甚至不能想象。
P6-8
黑暗也是一种真理
因为早年生活在矿区的经历，因为早年作为矿工的生涯，我觉得黑暗成为沉积在我内心和精神的一种颜色。成年以后，我是带着这种深潜在我内心里的黑暗生活。
我行在城乡之间，走在尘世当中，经常的情形是阳光普照，空气清明，然而黑暗跟随着我。后来我发现，这种黑暗有时候是我的，有时候是他人的，甚至是公共的。
从某个时刻开始，黑暗成为我书写的主题。
重回生活过的矿区，重回成长的黑暗的岁月。那些远离了我的狭隘逼仄的矿场，再次回到我书写的现场；那些在黑暗中如云烟般消逝的生命也再度被我运送到纸上。
我反复接近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切进，在黑暗之中深入而浅出。
我以为它是个人的，私性的。那些黑暗沉积在我内心里，深隐在我的意识和精神里。
我写了随笔集《白天遇见黑暗》。我写了人在矿场中的劳作，写了人在漂流中的命运，也写了强权对人的奴役，资本对人的剥夺，写了底层生活的喑哑和无权者的屈辱。我把它们看成是“自由的试金石”，“繁华的检测体”，“文明的显示剂”。在当代作家们走向历史，走向前朝往事，注视前朝背影的时候，我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从个人的境遇和经验出发，从个体的人类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光影和时间的刻痕。
我就像勘探的工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口井。
这是令我欣慰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黑暗也是一种真理。”带着探究真理的热忱去触摸黑暗，破解世间的真相，这是我愿意从事的工作。
在一次记者访问中，在关于“黑暗”一词的表述中我说：
黑暗并不是在光线沉陷之后的颜色。黑暗是我们被蒙上双眼的时候所见的颜色。黑暗还是我们遭受苦痛和不幸时候的颜色。对于从浩劫之中逃生出来的难民，他生活在白天，然而他也生活在黑暗之中。当我独自行走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中，独自行走在充满误解和歧义的陌生的国度和人群时，我的孤独也是我的黑暗，黑暗使我看清楚自己，也看清楚世界。人是需要灵晤生存的生物，没有灵晤，一切都不可言说。
就个人而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开始过着别样的生活。
结束了早年的矿工生涯，从1996年开始我到了北京，成为没有体制和没有单位保护的自然人，2000年开始又称为职业记者。此前，我的生活是动荡的，飘零的；然后又是书斋里的，是缅想和冥思的；2000年之后，作为职业记者，我开始过着“在路上”的生活。
我开始行走、观察和聆听。阅历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之间的生存；穿行于世界不同纬度，不同疆界，不同国土，以及不同种族之间的生活。观察与体验，聆听与表达成为我在这期间基本的职业状态。这样的经历让我看见了人在世间的各种生存，各种生活；看见人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文化、思想及意识。包括对自己的国度的认识，也是因为这种被打开的封闭而获得全新的认知。写作是我行走生活的跟随。行于真，坐于实，被我看成是生活的原则，也被我看成是写作的原则。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感觉到真与实的重要。它们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内心判断人事的尺度。
十年的记者生涯，让我有机会认识和访问这个世界杰出的头脑，优秀的心灵。
我访问过瓦文萨、米奇尼克、阿摩斯·奥兹；从事过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的报道；熟悉哈罗德·品特、大江健三郎、帕慕克、莱辛；熟悉德里达、库切、苏珊·桑塔格。
我看到在这个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差异；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异——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智力，在灵魂，在情感上的差异。
这种访问、游历和记录给我的个人收获就是访谈集《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的出版。
也是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谈及“封闭”词语的意义，我说：
“封闭”是我感知到的状态。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有数不清如我这样的人。我们被隔绝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或之外。我们不了解很多事情，一个地区的人不了解其他地区的人，一座城市不了解别的城市，一个国家不了解别的国家。一个星球的生命不了解别的星球的生命。我们可能彼此封闭，彼此阻隔，彼此误解，彼此冷漠，甚至彼此仇恨。
艾柯、德里达、大江健三郎，对他们的著作的阅读是容易的，对著作之外的那个人真正认识很难。当我们最后真正认识了艾柯、德里达、大江健三郎，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境遇和信仰方式。当然人跟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身在囚室并不感觉失去自由的痛苦，有的人即使在田园原野也能感觉到封闭的窒息。知觉因人而异，体验因心智而不同。 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更多地像是某种清洗行为。我试图通过写作清洗生活和境遇施加给我内心和精神中的黑暗，以回复我作为人的本性的光亮；通过写作我清洗虚假的知识和伪饰的逻辑带给我的非真实感。让自己行于真，坐于实是我给自己的生活要求。
写作在这个时候是个人的。它跟我的生活，我的内心，我的生命休戚相关。
我觉得文学写作也是我的镜像。通过写作认识自己，通过写作认识生活，当然也通过写作认识世界。我走的地方越多，看见的事物越多，这种认识越深入。这种看见是我的宝藏和财富。它成为我观察、检测、辨析、透视人世生活的工具。
写作在这个时候也是公共的，它跟广大而浩瀚的人群产生某种精神和血脉的联结。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生活，我们不能到达就不能看见。
与真实的生活比，我们的行走是有限的，看见是有限的。与真实的生活比，我们的写作所显示的力量是微弱的。然而，没有这样的行走，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这样的写作，真实的生活终将是沉默的，那些广大而浩瀚的人群终将是喑哑的。
精神式的记录和人世的证据——这是我现在给写作找到的理由。或者也完全不需要理由，它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在写作行为日益体制化市场化流行化风雅化嬉皮化甚而粗鄙化的时代，我设想有一种写作的质地和面貌就是石头——河流中的礁石。我让自己靠近那样的写作。面对永恒存在，也面对当下生活；面对历史现场，也面对现实境遇；面对生命，也面对精神。这是我理解的写作。由此产生的尊严感和价值感是简朴的写作生活给我的报偿。
它们同时使我精神自足，因独立而获自由。
现在虚构的写作日益远离我，曾经在书斋里缅想的生活也已远离我。
因为对个人性的坚持和捍卫，我觉得意识形态也从我的头脑和身体以及思想中退出。
对权力者保持距离，对无权者无限度接近，对非正义的警惕和戒备，使我获得不一样的视域。非修辞的生活，非虚构地写作，这是我心仪的状态。现在我不断地奔走，被真实的生活引领和召唤，四处察看，八方聆听。我成为一个被真实生活所裹挟的人。
但我也是一个被真实生活所救赎的人。
我放慢了虚构写作的速度，放缓了虚构写作的节奏。甚至在某段时间，使虚构写作退出自己的生活。我跟真实的生活在一起，那些现实的人群，现实的疑难和问题也跟我在一起。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境遇。同时我也觉得，这是命运或者造化给我的馈赠。
夏榆：黑暗的书写者
林贤治
七八年前，因为要编一个年度文学选本，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文字重重叠叠，气闷中，顿觉有一道霹雳，击破这一大片混沌的水雾。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踪的生活》。
原来，我与这个作者在《南方周末》的一次聚会中见过面，不过从来不曾联络过，即便在当时，彼此也没有过什么交谈。论印象，他没有那种文人作派，敦实的个子，木实的模样多少让人感到亲近，只是想不到他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以集束的形式编发了夏榆的散文，并且置于选本的卷首位置，向读者做了推荐。两年过后，我又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在我所编的年度选本里，几乎每年都选人他的文字，为此曾经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责备我对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偏爱。我承认，我是一个偏执主义者。对于文学，我始终坚持一个观念论原则，就是：书写黑暗乃最高意义上的写作。
文人喜闲适。上世纪30年代有过“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京派”，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型。近些时候又有人标榜“新京派”，走的是同一条传统的路子。可是，夏榆的文字是无法叫人适意的。他的集子是一个打开的洞穴：黑暗、静寂，充满广大无边的虚无。在那里，不时响起瓦斯的爆炸声、救护车的尖锐而疾速的鸣笛、黑衣人震天的哭号，当然还有被淹没的无声的饮泣……夏榆把自己的家庭深深植入矿区的生活，然后无情地撕开，让我们看见暴力、叛卖、暖昧、压抑、惊恐、焦虑和苦痛。他写了自己，从顶班下井的小矿工到京漂一族，那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和追寻史。孤独中，因为遭逢一些特异的物件，比如书籍、半导体收音机，他中了外部世界的蛊惑，愈加不满于眼前的黑暗；目睹大面积的伤亡，包括自戕，离奇入狱与神秘失踪的种种，终于使他下定决心逃奔自由——其实那是一种艰难而动荡的前途未卜的生活。
在夏榆的叙说里，赵松的歌声，L用铅笔小心勾画的政治明星的肖像，张明亮的《大悲咒》，让我过目难忘。前些年，由于接连发生的矿难，我曾经追踪阅读过相关的报道。在新闻记者那里，我看到的是灾难外部的可怕的框架，生命的脆弱和卑贱；而在夏榆这里，才洞见了内心的黑暗，黑暗中人性所作的沉潜的绝望的反抗。
当夏榆远离矿区，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的时候，所见依然黑暗。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然习惯于凝视黑暗。黑暗是一种实存，而光明往往是虚幻的。沿着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他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流亡者、上访者、妓女、拆迁户，各种各样的无权者。场景和故事不断转换，而黑暗是同一的。记者的生涯，让夏榆走得更远，也走得更深。他不但深入到荒瘠的中国腹地，现实中的黑暗地带，还深入“文革”，深入那些早已沉沦于岁月深渊中的集体记忆，直到域外的奥斯威辛和柏林墙。他寻找不幸的人，也寻找倾心的人物；寻找黑暗，也寻找光明的源头。在他那里，国家，民族，轮廓分明而又没有限界。他以悲悯，以理性，以对自由的渴望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从中发现人类血脉的联结。
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不应当只是拉美的文学表现，而是这块孤独的大陆异乎寻常的现实本身。正是这一现实，每时每刻都决定着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的创作源泉。他说他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一个数码，因此毫无例外地属于这一源泉。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新进作家群起模仿《百年孤独》，殊不知那魔幻、那荒诞，并非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而是直接来自拉美的现实生活。马尔克斯说过：为命运所决定，作家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夏榆的写作多属纪实之作，即使小说，也不像那类凭空臆想以炫示“才华”的作家。他深知，他是被矿工和广大底层的命运指定的数码，因此，宁可受困于现实生活，也不愿委身于无根的想象。他说：“我成了一个被真实生活所裹挟的人”，“也是一个被真实生活所救赎的人”。所谓真实，其实就是黑暗，为黑暗而写作成了他的宿命。
就是说，夏榆自始至终走不出矿区。矿区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原型，一个隐喻，一个象征。黑暗、封闭、压抑。要勇于面对，而且看清其中的所有一切，作家的内心必须有光。夏榆曾经称引过俄罗斯天才的黑暗书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黑暗也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特别严酷，接受它，首先需要经受道德良知的考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文学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害怕黑暗，而极力设法规避。
读夏榆的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自然、准确、坚实有力。无疑地，他把写作当成了个体生存的一部分。在这里，艺术表现不是什么修辞学、风格学的东西，而是作者的生命质地和生存状态的外铄。所以，我们看到，夏榆是朴素的，不是华美的；是明朗的，不是含蓄的；是掘进式的，不是呈碎片化的。在许多篇章里，我们看到他的用笔散漫无依，甚至离题万里，如《我知道黑夜的悲伤》《在天之上，地之下》，其实这正是上下求索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貌似疏离，却仍然有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场。
我与夏榆之间，谈不上亲密的关系，十年中不过见面三几回，平时也很少书信来往。不过，依靠书报，我可以不断地读到他的书写黑暗的文字，这些文字，会唤起我深切的同感。重复使用“黑暗”一词为自己的文集命名，在中国作家中间，这是我所仅见的。今天，当他的又一部黑暗之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愿意写下多年阅读的感受，献与作者，连同众多喜爱光明的读者。
是为序。
《黑暗的声音》是《南方周末》文化记者夏榆的最新随笔集，《黑暗的声音》以作者从矿工到记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记录亲历及耳闻目睹的矿工、打工者、上访者等当代中国草根人群生活原貌，用自救、自律、自足的态度，书写黑暗、真实和封闭的生活。
夏榆以第一人称书写从矿工到北漂再到《南方周末》记者的个人成长史！
记录矿难以外的矿工生命悲歌，在地心的黑暗中用书写和阅读温暖自己，守望浩瀚的人心，叩问无穷尽的人性！
面对矿难，在新闻记者那里看到的是灾难外部的可怕的框架，生命的脆弱和卑贱；而在夏榆这里，才洞见了内心的黑暗，黑暗中人性所作的沉潜的绝望的反抗。
《黑暗的声音》不是一本关于底层人群的书，没有人能跟底层社会隔绝，每个人都在底层，我们的头上只有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