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为作者宋黎明集十年之功而成以第一手史料评述利玛窦的中国故事。文字生动，考证严谨，新见迭出。你未必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但一读之下，你心中利玛窦的形象将难以原封不动。

宋黎明所著的《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主要讲述并评价利玛窦在中国的故事。前五章分别叙述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五个城市的经历，最后两章则分别阐述利玛窦在文化和宗教两个方面的功过是非。本书也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点探讨一些新发现，对于大家熟知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因此，《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七章中有许多考证文字，散杂其中的十个附录更类似于考证性的专题研究，大到利玛窦在华身份、易服改名的原因，小到第一个在华天主堂的名称、人名、地名乃至货币单位等，均在考证之列。这些考证文字势必影响本书的叙事节奏并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但有好奇心特别是有考证癖的读者也许乐在其中。

自序

1 一封“国书”的背后

 一、沉睡的“国书”

 二、“天竺僧”敲中国门

 三、崇僖塔与僊花寺

附一 僊花寺：仙花寺还是迁华寺？

 四、“天主”的诞生

 五、传教之初：“大事”与“小事”

附二 “数学(matematica)”与象数

 六、访华使团：阳谋与阴谋

2 韶州之变

 一、刘继文下逐客令

 二、从南华寺到光孝寺

 三、利玛窦与瞿太素

附三 汤显祖逢利玛窦于韶州

 四、南雄之行与“夜盗案”

附四 一份未刊手稿的初步研究

 五、范礼安批准易服改名

 六、“外国道人”出韶州

附五 “道人”与“修士”

3 南昌安“家”

 一、从吉安到南京

 二、南京吃闭门羹

 三、南昌城落脚

 四、书院、寺院与“家”

附六 易服改名原因考

 五、《交友论》与其他

4 从南京到北京

 一、第一次闯北京

 二、“美丽的骗局”

 三、李贽与三淮和尚

 四、马堂临清“刁难”记

 五、“大西洋陪臣”进方物

5 北京岁月

 一、走出会同馆

 二、“妖书案”前后

 三、《天主实义》与《天主教要》

 四、“飘然自儒风”

 五、《畸人十篇》与《辩学遗牍》

附七 《辩学遗牍》作者重考

 六、晚年回忆录

 七、利玛窦之死

6 遗产之一：“利玛窦菩萨”

 一、自鸣钟与通天塔

 二、三棱镜与黄白术

 三、天主画像与利玛窦像

 四、西书、西琴及其他

附八 谁将望远镜带人中国？

 五、地图：世界与中国

附九 Descrizione，地图史的一把钥匙

 六、球体：天与地

 七、文化交流：东与西

7 遗产之二：“利玛窦规矩”

 一、再适应的“游戏”

 二、文字野狐禅

 三、“剪羊毛”与“播种”

 四、利玛窦与龙华民

附十 僧德清赠诗龙华民

 五、“礼仪问题”与“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年表

参考书目举要

后记

二、“天竺僧”敲中国门

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与利玛窦进入广东省肇庆府，并获准在这里定居。肇庆落脚通常被视为天主教在中国开教之肇始。对于闭关自守的大明帝国。，这是一次破天荒的开放；对于四海传教的耶稣会士，这则是一次奇迹般的进入。明初洪武皇帝曾有“片板不准人海”的规定，后来郑和远航则是县花一现，晚明时期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定期进入广州通商，但任何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内地定居。敲开中国大门的角色由耶稣会担任，圣方济·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是先行者，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mlo 1539—1606)是设计师，罗明坚则是真正的敲门人。

沙勿略1506年生于西班牙沙勿略堡的一个望族家庭，巴黎求学时期与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等共同创立了耶稣会，自己则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1541年4月7日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在果阿(Goa)和附近地区传教；1549年开始在日本传教，随后萌生前往中国传教的念头，因为中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诸多国家的文明源头，中国传教成功可谓纲举目张。他在1552年8月底计划从广东上川岛偷渡入境，但12月3日因病逝世，年仅四十六岁。沙勿略壮志未酬，范礼安继承了其遗志。范礼安1539年生于意大利基耶提(Chieti)一个名门望族，十九岁时获得帕多瓦大学法学博士，1566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3年被任命为远东巡察使，此后三十多年一直在远东，凭借其开阔的视野和充沛的精力，成为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灵魂。据说在澳门期间，面对近在眼前而又似遥不可及的中国大陆，范礼安感慨而呼：“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他指示罗明坚学习汉语。1579年7月20日左右罗明坚到达澳门，并根据指令开始学习中国官话和中文，最初的中文教师是个画家，类似看图识字。1581年11月12日之前，罗明坚已先后三次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中国官员允许他暂住，致总会长梅库里阿诺(Mercuriano)函中，罗明坚兴奋地称自己的“一只脚踏进这个伟大的帝国”。

从“一只脚踏进”广州到最终在肇庆定居，中间相隔整整两年。罗明坚第一次去肇庆是冒名顶替的结果。1582年5月，两广总督陈瑞要求澳门主教和澳门长官前来肇庆，以便了解澳门的情况。澳门当局觉得此行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不愿冒险。范礼安指令罗明坚冒充澳门主教，并让澳门助理帕内拉(Mattia Panda)冒充澳门长官。为了防止陈瑞干扰澳门与广州的贸易，澳门当局用公款购买了天鹅绒、骆驼毛或羊毛衣料以及水晶镜等，价值超过千两银子(ducati)，由罗明坚和帕内拉携带到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陈瑞威严地坐在太师椅上，两旁排列着三百名武装官兵，耀武扬威。接见时，陈瑞让罗明坚走近他，并从座椅上抚摸罗明坚的胡子，表现出亲热和随和。③陈瑞指示手下，葡萄牙人可继续留在澳门，他向翻译询问每件礼物的价格，然后在公堂上让人称出相应的银两，让罗明坚和帕内拉带回。罗明坚通过翻译介绍澳门的情况，并称自己已经在学习中文。陈瑞显得开心，赠给罗明坚实物和银子，并让官兵欢送，一路上管弦齐鸣。与此同时，陈瑞私下传话说，公堂上称出的银两，他们要在澳门购买北京需要的货物。罗明坚和帕内拉返回澳门后，很快按照陈瑞的要求购买了有关物品，并准备重返肇庆，但罗明坚突然患病，只能让帕内拉只身前往，并传罗明坚的口信，日后见面时将奉送给陈瑞一架自鸣钟。陈瑞对自鸣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给澳门方面写信，希望罗明坚尽快前来，他将颁发文书允准罗明坚在中国内地安家落户。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范礼安决定让罗明坚前往肇庆，巴范济(Francesco Pasio)随同前往。他们在翻译等人的陪同下，1582年12月18日从澳门出发，24日到达广州，27日到达肇庆，30日拜见陈瑞，奉上自鸣钟和三棱镜等礼物。陈瑞大喜，将他们安排在肇庆东门外的天宁寺居住，并提供食物。许多官员来访，罗明坚和巴范济也去总督府回访。1583年2月5日陈瑞为他们准备了官方文书，允许他们定居在肇庆，2月8日他们离开天宁寺，搬到一个较为安宁的住所，一住数月。在陈瑞的建议下，罗明坚和巴范济穿上中国和尚的服装，罗明坚致总会长函中说了一句名言：“总而言之，我们扮作中国人，以便为天主赢得中国人(in breve，siamo fatti Cini utChristo Sinas lucriaciamus)。”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陈瑞不久被解职归田，他担心后任不容耶稣会士居住在肇庆，于是给“天竺僧”颁发了一个新文书，责成广州海道副使让他们在广州安家。罗明坚和巴范济赶到广州时，海道副使不在，其他官员对前任总督陈瑞开具的文书不加理睬，“天竺僧”甚至不能上岸，只能住在船上，最后被迫返回澳门。

但是，他们顺便带回澳门的文书副本，却成为重返广州的契机。明代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保留在衙门，另一份发出的文书则需要归档，以便核对。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到肇庆上任后，发现前任陈瑞出具的文书没有归档，于是派人询问广州海道副使，海道副使毫不知情，再派人询问澳门所属的香山知县，香山知县也蒙在鼓里，遂要求驻扎在澳门的中国武官查询。根据中国的习惯，官方文书不可私自打开，更不便落在外国人手中。中国武官往见澳门主教，主教将球踢给耶稣会。是将文书直接交给中国武官，还是让耶稣会士去广州面交海道副使？澳门耶稣会高层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既然中国如此难以进入，则要利用一切机会，所以他们派遣罗明坚前往广州见海道副使，希望他按照前两广总督陈瑞的建议，让他们在广州定居。

P11-15

显而易见，“神父的新装”脱胎于“皇帝的新装”。然而，它们是两件不同的新装：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装”，其实是一丝不挂，简直有伤风化；本书主角利玛窦神父的新装，却是严严实实，长袍兼有高帽。无论如何，与童话中的那个男孩一样，笔者看到的新装也与众不同。在众人纷纷夸奖皇帝的新装如何高贵、漂亮时，那个童话中的男孩直言皇帝为赤身裸体；学界普遍认为1595年春利玛窦出韶州时，穿的是“儒服”或“儒衣冠”，即直裰加四方平定巾，笔者却要说利玛窦戴的不是方巾，而是东坡巾。

1595年后利玛窦头戴方巾，堪称学界的集体错觉。从利玛窦本人的描述，从迄今可见的利玛窦所有画像，均可判断利玛窦戴的是东坡巾。学界对方巾的错觉，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利玛窦身份的错觉，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利玛窦在1595年从“西僧”摇身一变为“西儒”，即类似孔门之“儒士”，而“儒士”的打扮当为直裰加方巾，即《儒林外史》中一再出现的“阔服方巾”，所以利玛窦的头巾便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方巾。学界对于利玛窦身份的错觉，部分原因是源于中文的“儒”和意大利文的letterato。艾儒略曾说瞿太素在韶州“劝利子服儒服”，李之藻也称利玛窦在韶州“蓄发称儒”，这显然是利玛窦为“儒士”的重要证据。另外，利玛窦本人谈到自己在韶州的变化时用了意大利文letterato，它可直译为“文人”，利玛窦也用这个词指儒教，这也成为利玛窦为“儒士”的佐证。

无论如何，假使利玛窦的新身份果真是“儒士”，他就应该佩戴方巾，但是，利玛窦出韶州后偏偏未戴方巾，其“儒士”身份便值得怀疑，支持“儒士”之说的名词也需重新考察。先看中文的“儒”字，它可指孔门之儒，也可泛指文人，甚至指术士，如《说文·人部》云：“儒，术士之称。”《天主实义》载有“西儒”，但它泛指西方学者；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和李之藻《混盖通宪图说自序》中也有“儒者”，但也与儒教无关。再看意大利文“letterato”，在表示“儒教”的同时，利玛窦也用它来指佛教居士或士人，如称南京的著名佛教居士焦竑和李贽为两个伟大的“letterati”。在利玛窦的概念中，letterato应该相当于中文的“士”，即《天主实义》中一问一答的“西士”和“中士”。因此，无论是中文的“儒”还是意大利文的“letterato”都未必指“儒士”，而因为利玛窦戴上与“儒士”身份不符的东坡巾，故可以判断1595年出韶州后的利玛窦不是“儒士”。值得注意的是，1595年出韶州时利玛窦特别铸造了一个意大利新词predicatore letterato，意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德礼贤正确考证为“道人”。“道人”含义十分丰富，其中有佛教居士和江湖术士之意，而从利玛窦日后的表现看，他的新身份就是居士和术士。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居士与术士的通常打扮为直裰加东坡巾。

1595年利玛窦出韶州后的身份是居士和术士，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前他曾以“儒士”身份出现在韶州。耶稣会士初入肇庆时，身份为“天竺僧”，衣衫当为法衣袈裟或便服直裰，头上或戴僧帽或光头。然而，1588年成为中国传教团实际负责人后，利玛窦便开始试探变化。1592年春汤显祖在韶州见利玛窦时称之为“子”、“生”，在此前后利玛窦南雄之行中一直以轿代步，这两个场合利玛窦是如何穿戴的呢？可以肯定的是，1594年秋范礼安已经批准在华耶稣会士易服改名，利玛窦公开放弃和尚称谓而让随从称他“先生”，同时他头上也戴上一顶高帽，既非僧帽，也非东坡巾，当为方巾。这意味着从1594年秋到1595年春，利玛窦试图扮演的角色是阔服方巾的“儒士”，艾儒略所谓“服儒服”以及李之藻所谓“蓄发称儒”，很可能指这个短暂的半年。换言之，利玛窦的易服改名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在1594．年秋，另一次是在1595年春，学界似乎混淆了这两次变化，并用第一次短暂的变化取代第二次长期的变化。

毋庸置疑，1595年出韶州后的利玛窦一直是穿戴直裰和东坡巾，身份为居士和术士，而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儒教采取了敌视的立场。1595年从南京进南昌前利玛窦曾做一梦，欲以天主教摧毁“中国古教”(la sua legge antica，l'antica religione di questo regno)；不久后致家人函中，他更将中国三教比作古希腊神话中多头的勒耳那怪蛇(l'idra lernia)，当斩尽杀绝；李贽《与友人书》透露“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也是利玛窦反孔的佐证。但在1603年“妖书案”前后，北京城政治气氛大变，佛教遭到迫害，利玛窦为自保而开始疏远佛教，并与儒教套近乎，《天主实义》便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然而，利玛窦自称的“褒儒贬佛”与徐光启后来总结的“易佛补儒”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利玛窦的穿戴还是直裰加东坡巾，其术士传奇依旧，而居士色彩仅仅减弱而已。事实上，在利玛窦晚年以及身后，依然有人称他为“西僧”、“番僧”等，数百年后甚至被钟表匠人尊为“利玛窦菩萨”。

总而言之，笔者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利玛窦新装，也看到新装下一个崭新的利玛窦。本书展示的利玛窦也许对许多人显得陌生，笔者相信这个利玛窦更接近历史真实。本书不是利玛窦的标准传记，如同副标题“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表明的那样，本书主要讲述并评价利玛窦在中国的故事。前五章分别叙述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五个城市的经历，最后两章则分别阐述利玛窦在文化和宗教两个方面的功过是非。本书也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点探讨一些新发现，对于大家熟知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因此，本书七章中有许多考证文字，散杂其中的十个附录更类似于考证性的专题研究，大到利玛窦在华身份、易服改名的原因，小到第一个在华天主堂的名称、人名、地名乃至货币单位等，均在考证之列。这些考证文字势必影响本书的叙事节奏并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但有好奇心特别是有考证癖的读者也许乐在其中。

本书从利玛窦1588年起草的教皇致万历皇帝的“国书”写起，因为它是利玛窦在中国舞台成为主角的标志，而在此之前他不过是罗明坚的助手，也因为利玛窦在“国书”中指称耶稣会士为“上僧”和“儒僧”，流露出他求变的最初冲动。“上僧”和“儒僧”即高级的有文化的和尚，这是耶稣会士的特点之一，与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特别注重文化与科学的训练，是传教士中名副其实的“儒僧”。利玛窦出韶州时铸造的新词“有文化的传道人(predicatore letterato)”，其灵感显然来自“儒僧”，但还原到中文则成为“道人”，后来利玛窦更从“道人”衍变出“修士”和“会士”两个新词。将“儒僧”与其衍生词“修士”做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儒僧”是有文化的僧人，而“修士”则是修道的士人或僧人中的文人，侧重点有所不同，反映了利玛窦世俗化和贵族化的良苦用心。远东耶稣会士均以“僧”的身份出现，澳门、日本均不例外，范礼安破格同意在华耶稣会士易服改名，仅仅因为利玛窦声称和尚在中国没有威望和地位，故不利于传教。范礼安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戴上东坡巾的利玛窦一段时间内干脆不传教，其后也很少传教，大部分时间用于研习和传播“数学”。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堪称著作等身，唯一的神学著作《天主实义》却成为日后数百年纷争的根源。本书充分肯定利玛窦在文化科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他在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借用“儒僧”。之说，利玛窦堪称“大儒”、“小僧”。

本书从开始动笔到完成，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但从对利玛窦发生兴趣算起，断断续续则有十年之多，略似“十年一剑”。十年恰好是我在南京大学求学的时间，从1978年进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再读硕士和博士，直到1988年底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进修为止。此书有幸在母校出版，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马蓝婕女士。为了无愧于母校出版社的良好声誉，我在写作过程中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而，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最后出现在白纸上的黑字已远非想象中的模样，理想的境界也许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回想1978年到1988年的南京大学十年，实为有生以来最好的读书岁月，其间政治运动正在退烧，商业大潮尚未掀起，校园一派浓郁的学习气氛。在这宝贵的十年中，我受益于南京大学诸多师长，而最感恩的当数业师王绳祖教授。王绳祖教授是我国国际关系史的一代宗师，也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开山鼻祖。我从1982年到1988年在王绳祖教授门下读研究生，受益匪浅；1988年底我去意大利进修并因故滞留不归，而业师于1990年仙逝，当年一别竟成永诀。饮水思源，作为王绳祖教授的学生，笔者如果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首先当归功于恩师当年的言教身传。

王绳祖先生常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喻，强调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长期生活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有机会接触较多的中外史料，特别是接触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资料，使我有勇气写作此书。研究在华耶稣会士和利玛窦的过程中，我得到不少学者的帮助，罗马意大利国家档案馆EugenioLo Sardo博士邀我参加有关《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研究工作，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Franco Salvatori教授邀我对该学会珍藏的中国地图进行整理和研究，广州社科院《开放时代》曾德雄先生发表我第一篇有关利玛窦的习作，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学系李纪祥教授邀我参加由他主编的关于大航海时代的著作，意大利利玛窦研究中心主任Filippo Mignini教授邀我为最近正在中国展出的利玛窦展览目录撰写论文，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黄筱慧教授惠赠了台湾译本《利玛窦全集》和其他有关资料，中国大陆不少友人也为我购买图书或复印资料，在此一并致谢。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心的多方鼓励与关照，本书的出版更得到其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夏维中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计秋枫教授，他们在短时间内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各自在明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出色造诣，使得本书减少了不少错误。本书遗留的所有问题，概由作者负责。最后感谢妻子玛丽莎(Maria Luisa Giorgi)博士，在本书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一直予以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从本书的署名看，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但某种意义上它也算一个Joint—Venttire(合资企业)产品，其中不乏意大利技术含量。

若干年前，我最先向好友武建明透露了写这本书的想法，他深知我的惰性，经常催促我早日动笔。书既出而斯人已没，作为北京机床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好友于2008年1月26日在山东泰安市某自动化仓库因公殉职。谨以此书纪念武建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