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自述心路历程，启功生前唯一首肯的传记作品，追踪20余年独家采访记录，披露一代大师鲜为人知的人生历程。限量赠送启功书法“真迹”，原版宣纸印制。

鲍文清编著的《启功杂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启功先生形象。以朴实的文字，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启功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命运、磨难、名誉、地位、金钱的超然态度。

《启功杂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启功先生形象。作者鲍文清与启功先生交往二十多年，《启功杂忆》是她根据亲自采访启功了解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介绍了她亲眼所见的启功鲜为人知的一面。他的家世、恩师、贤妻，他的劫难、病痛以及为人处事的个性。《启功杂忆》以朴实的文字，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启功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命运、磨难、名誉、地位、金钱的超然态度。透过作者包含情感的文字以及六十余幅珍贵照片，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一位历经坎坷却性格开朗，成就斐然令人感动的启功先生。

缘起

家世

苦难

求学

恩师

贤妻

劫难

诗仙

书圣

墨宝

赝品

园丁

打格

处事

顽童

受骗

病痛

祝福

寿礼

生活

荣辱

虔诚

结尾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她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63岁时的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1932年，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的这位姑娘叫章宝琛。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3月5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正是这次相识，二人便结下了一生一世的姻缘。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原来没什么恋爱过程，只见过个把次面。可是渐渐地启功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她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可是启功有时发脾气，她却从不言一声，很厚道，什么都忍受。

刚结婚，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常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炕，地方很小，他们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后来搬到黑芝麻胡同，再后来又搬到小乘巷，章宝琛弟弟的家住在四合院的两间南房。现在在启功家照顾启功的章景怀和郑喆就是他的侄子和侄媳妇。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时常发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都是一面官司，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唯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人微，照顾十分周到，对她十分感激。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回家来，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又干什么来着？”

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也不屈，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只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分子！”妻子见他那抱头痛苦的样子，就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烦恼皆因多开口”，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便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她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的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日：“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时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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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末的时候，我接到一份寄自北师大的请柬，说是要召开启功的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请我去参加。我不是书法家，他们可能是想到我是启功先生多年的忘年交。对先生我极是崇敬，曾多年筹划要为启功先生写“传”的缘故。

说到写“传”，是我多年的梦想，我觉得像启功这样的学者，如果不能给他写一部“传记”，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曾多次向他做过试探，可是启功的想法却与我大相径庭。

我当即反驳说：“不对！在我看来，您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大学问家，您不但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还是北师大从教几十年的教育家，在语言、文学、诗词创作、古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是大家，在中国名人传记中，少不了您这大学问家！”

启功听了却不激动，慢条斯理地说：“你一上来说了这么多的‘家’，我实在担当不起。我说的都是实在话，我是个普通人，‘传记’之类就免了吧！再说让我回忆过去那些伤心事是很痛苦的，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掉眼泪，何必再去翻箱倒柜呢！疮疤都已经长好了，就不要再去揭它了。记得1979年咱们刚认识时，对你约略说过我的家史，当时，我几次止不住流了眼泪，我看你也是流着眼泪听，流着眼泪在记着，难道你还嫌不够，要我再痛苦一场吗？还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二次？”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到了现在这把年纪，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不要再去揭旧的疮疤了。”真是这样，自从启功向我第一次谈起他鲜为人知的家世后，他便很少再向别人谈起。

那次，关于写不写“传记”的谈话中间，我第一次与启功争论起来，最后他看我实在很执拗的样子，就换了一个角度。用很和缓的口吻说：“你看过一本《胡适杂忆》吗？那种写法似乎是可取的，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胡说，你把你在一旁看到的一些琐事加几句评语写下来，叫别人去慢慢品味吧。”我说：“那不就成了时下流行的‘戏说’了吗？”他说：“你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只要根据自己所见秉笔直书就行了，一家之言嘛！”我茅塞顿开，老先生绕着弯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潜台词是说，实在要写，你就写一本类似《胡适杂忆》这样的书，写你从旁观察到的一些琐事，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吧！

于是，我们的争议停止。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从一个老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台湾出版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胡适杂忆》。这本书是胡适的几位老朋友从不同的侧面写的胡适一生轶闻轶事的杂忆，所说的事情虽小，但十分中肯精到。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他们写得很平实，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从此我熄灭了写“传记”之火，心中却埋藏下写《启功杂忆》的念头。

一晃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恙，为了使先生安心疗养，我少有打扰。这次北师大召开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为我再次提供了与启功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会上国内外著名书法家云集一堂，对启功在书法上的成就众口一词地称道，不免又勾起了我埋藏心头的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的念头。回到家后，我把二十多年来与启功相处的资料一一摆上书案，开始了这本小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