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十年》是郭沫若1932年流亡日本时对1918年至1923年创造社前期活动的回忆。1924年至1926年的活动被写入《创造十年续篇》。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

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还有郑伯奇、陶晶孙、成仿吾的文章。他们的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创造十年》和续篇的作者给这些创造社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给郭沫若写信说：[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五四时期狂飙诗人郭沫若，其自叙文字情感热烈奔放。叙事真挚坦诚，既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又提供了文坛交游的珍贵史料。《创造十年》及其续篇回忆了他与友人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和主持创造社的经历，从中读者可以领略五四人物的风度，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象，自然也可以回味一段遥远却又并不陌生的历史。

创造十年(1918～1923)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

附录

 二十年代的一面

 创造三年(节选)

 怀念郭沫若(节选)

编后记

寿昌住了三天，便去福冈。那天，天色微明，我便送他到车站去。看见载着他的列车出发了，我满怀着轻淡的别愁，慢慢地走了出来。天色还很早，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劳动者。电车道上时而有一辆一辆的电车慢吞吞地走过。我不坐电车，沿着幽静的东山，穿过圆山公园，向自己住宿的吉田山走去，在冈崎公园的运动场上，看见几个店员模样的小伙子在打棒球，一种“力的感觉”袭击了我的身体，动的韵律和诗的辞句，在我的脑海中，起了发酵作用。我赶快回到下宿处，急忙展开了“卷纸”，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言语录了下来，在这些长短不齐的行子前面，我加上了“别后”两个字，这是我冒渎“缪司”的第一遭。我马上把清写出来的稿子，加了一通信，寄给在沫若家中作客的寿昌。我希望他也给沫若看看，并望他们肯加以修改。回信很快就来了。诗中的字句有几个地方略经移动。沫若却直接附信给我，鼓励我发表。那首拙诗就在这种鼓励之下，送到《少年中国》上去登出来了。这可算作自己最初的文艺写作，而实际是这样开端的。

从此，自己和沫若便通起信来了。两人的结交意外地非常容易，而且，经了几次通信之后，相互的了解便很迅速地加深了。自己写点东西，总先求他指正，然后发表，他对于这未曾见面的新朋友，常常很恳切地予以批评和鼓励，有时候，他也寄来一些尚未发表的新作品，使我得先睹为快。

由于沫若的介绍，自己认识了成仿吾兄，沫若的来信对于成仿吾的人格学问非常推重。并寄来了仿吾的小说《流浪人的新年》，叫我读了以后，写一点感想，好在卷尾已经有了沫若、达夫和另外几个人的评语，我便大着胆子也写上了几句，这样的做法可能扩张成为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可惜大家住得很分散，功课又很忙，这样业余的组织无法实现。

自己认识郁达夫兄也由于沫若的介绍。记得在上海会面以前，我们好像已经通过几次信了。

这样，以沫若为中心，创造社初期的几个朋友都发生联系了。——不，这话颇有语病。创造社初期的几个主要作家之间，本来自有联系：沫若、达夫和张资平是一高预科的同班，仿吾跟沫若是六高的同学；而大学时代，只有沫若在福冈的九州帝大，其他三个人都在东京。同学而又趣味相投，比这更密切的联系怕再没有了。不过，自己跟创造社初期的这些朋友的联系，却完全由于沫若的介绍。

但是，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本来，像创造社这样的团体，组织不拘形式，社员又无须拉拢，似乎应该很便当了，然而实际上却大不然。这种自由结合的组织，成立以前需要有人热心地去打基础，成立以后更需要有人耐心地去支持和推动。若没有一个中心，组织不易成立，成立后更难于维持。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这样说法丝毫不是藐视其他朋友的才能或者抹煞其他朋友的业绩的，这只是正确地说明，沫若的工作对于创造社是如何的重要罢了，至于机关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产生，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这些都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实现，那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了。P236-237

编后记

创造社，这支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的新文化劲旅，从1921年6月成立，到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驰骋了近八年时间。倘若加上从1918年夏开始酝酿出版一种纯文学刊物的受胎期算起，这个社团前后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初期创造社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骨干，主要成员还有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除了王独清以外，几乎全部是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长时间的海外生活，使他们快捷而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流行的西方思潮，也使他们切实体味到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低人一等”的苦涩，急迫地期待着华夏文明的复苏振兴。他们怀抱着“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郁达夫语)的热忱，从创办《创造》季刊开始，如异军突起，扬起充满浪漫色彩，主张个性解放的大帆，涌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1925年的“五卅惨案”，使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部分创造社成员把目光从纯文学的角度转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迫切地意识到建立革命文学的社会使命，成长为一批努力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创造十年》是郭沫若1932年流亡日本时对1918年至1923年创造社前期活动的回忆。1924年至1926年的活动被写入《创造十年续篇》。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

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还有郑伯奇、陶晶孙、成仿吾的文章。他们的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创造十年》和续篇的作者给这些创造社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郭平英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