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资深律师储贺军，学过经济，但从未靠经济吃过饭；学过文学，但以律师为业挣钱养家糊口。一个自由派毛粉、理智型愤青、知识流文盲。

《段子》系列的作者滕征辉又一力作，酣畅淋漓地针砭历史，评说实事！

《全都不靠谱》分别从经济、法律、人文等各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整理。

储贺军、滕征辉编著的《全都不靠谱》运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生活中的若干事件和现象，《全都不靠谱》共六十余篇短文，每篇均为一个话题，初读之会禁不住莞尔一笑，但沉下心思，却又发人深醒，具有很强的现实意味。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分别从经济、法律、人文等各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整理。

一、国家那些事儿

 国家那些事儿／3

 瓜子、钥匙和礼堂——改革那些事儿之一／6

 莫干山会议——改革那些事儿之二／8

 四君子——改革那些儿事之三／10

 人生在于拐点——浅谈十大元帅／13

 我爱毛泽东／15

 民主的细节／33

 三号理论／35

 绝后／37

 姓氏与宗族／39

二、往事真如烟

 往事真如烟／43

 我就是我／45

 老滕、我与书缘／47

 早年君合琐记／49

 答辩的那些往事儿／54

 “2012”的真相／56

 十年／58

 硬要来的 ／60

 我看未来淡如清水／62

 段子时代／65

 人生就像段子／67

 我的微博人生／69

三、就怕商人有文化

 就怕商人有文化／75

 国庆漫言／77

 文人三缺——读史札记／79

 读书漫谈／89

 嚼完的口香糖／100

 球迷拉登／102

 货币战争／105

 母亲的心思／107

谁捡着了／109

 北漂·北弃／111

 拆迁如化疗／113

 反贪故事／115

 皇帝的新衣／117

 房地产正在救中国／119

四、堵车一大乐儿

 堵车，权当是一大乐儿／123

 相信——危机时刻的美利坚英雄情结／127

 话剧——我之蜜糖／131

 闻王欧恋四十年感怀／133

 生活在北京的别处／135

 搬家／139

 小武求职记／145

 肚量／147

 兰小欢／149

 宁弯不折／151

 扯蛋的恐龙／153

 最深的恐惧——《2012》观后感／155

 扯蛋——《让子弹飞》观后感／157

五、半是海水半是陆

 半是海水半是陆／161

 一杯酒引发的血案与反思／177

 牛逼这点事／181

 老江湖／183

 妈妈再也不走了／185

 双胞胎 ／187

 我有一头小毛驴／189

 癌症不是病／191

 狗日的福利／194

 三种人／196

 无力悲哀／198

 赢不到的人／200

 四大绿／202

 非诚勿扰／205

后记／207

四君子

——改革那些儿事之三

我是1984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的，那时有一个传奇的话题：“老青对话”，就是国务院总理接见学生，听取他们对国民经济的看法。而后总理去各地考察时，也至少带一名懂行的年轻人，一路边听边探讨。引发这一历史事件的即是所谓的“四君子”，我于2008年做《三十年三十人》时访谈过当事人后，才知道了些来龙去脉。

1979年，政府又提出建设十个大庆、若干个大钢、大化肥等，黄江南多年来关心宏观经济数据，认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失调已到了崩盘的边缘，再搞什么“大跃进”，无异于引火烧身。李银河虽不懂经济，但感觉这是件大事，便找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女友林春，进而间接结识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

王岐山是西北大学学历史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主动提出起草一份东西给中央。当时，黄江南、朱嘉明和翁永曦经常在一起讨论，加上王岐山后，四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好几天，写出了报告，预测了1980年将要出现的经济衰退，分析了原因，给出了危机对策。关键在于，国家计委认为1980年国民经济预测增长为6％～8％，而他们却说，农业是零增长、轻工业负增长、重工业更负增长。

报告由王岐山交给了姚副总理，又转给了陈云，陈做了肯定的批示后，引起了上层的重视。1979年底的一个下午，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与四位年轻人做了面对面的直接对话，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老青对话”。

记得我们对黄江南访谈，是在宣武门西提牛排馆的一个角落，黄师兄喜欢喝一点红酒，看上去真诚又自信，他说：“我们那时很狂的。”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汇报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黄负责汇报理论部分，刚一提到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立即被某老领导喝止，但那人马上又被另一位领导喝止，官场的规矩还是厉害的。于是，他才得以阐述计划经济由平衡一失调一危机一再平衡的发展规律，指出：继三年自然灾害后，当前已到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当口。轮流发言后，翁永曦发挥了记者的本能，马上总结道：“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198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字样，这可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啊！而后的时间更证明：四位年轻人的预测准确到了小数点的百分之一位数，且多年一直如此。从那以后，四人一起提问题、拿想法、同讨论、共发表。由于分量重、数量多，江湖人称“四签名”，到了我们这种晚辈出来玩的时候，遂尊称为“四君子”。

1980年夏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极力邀请王岐山和黄江南去调研，先是组织一个个部门座谈，然后请他们各市县乡四处地跑。回到军区招待所，俩人坐在水泥地上，以凳子为桌，写出了《广东经济发展战略报告》，然后，所有厅局长们听他们介绍方案。改革三十年多年，这个方案基本吻合了广东的发展进程。而后，各部委请、各省市请，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干脆调这帮子人来当官，直接任命为局级干部。

后来，就发生了“莫干山会议”，从而催生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华生、郭树清等更年轻的青年学者开始登上舞台，杜润生、王岐山牵头的农村发展所成了改革大本营，后来又有了国家体改所和中信研究所等。当这帮历经文革的青年精英厘定下来以后，中国的改革大势终于成了20世纪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黄师兄非常尊重老一辈经济领导，认为他们的经验难能可贵，像货币发行量与社会购买力的关系，给出的1：7参数就很准确。对邓大人的贡献，他说三点：坚持搁置争议和尝试新事物；坚持对外开放；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其中的智慧，直到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在谈完苏东休克疗法的教训后，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有时候，稳健并不是保守啊！”

（滕征辉）  P10-12

一杯清茶，一杯红酒，喧嚣过后，随手翻看好友的《全都不靠谱》文稿，静静地与自己内心对话。在这个尘埃和雾霾的世界中，还是能找到二_一处宁静的角落。

做了二十多年律师，鼓弄了五花八门的法律之术，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变得好复杂。人疲倦，心也疲倦。某一夏夜，躺在沙漠的沙丘上，仰望满天繁星，浩渺苍穹，猛然意识到成为宇宙中已知的唯一有生命之星球上的高级动物是多么幸运和难得。何况我们经历了一个既有血雨腥风、噤若寒蝉，又有个性自我、意志飞扬的天翻地覆、斗转星移的时代。人生苦短，白驹过隙，当你周围的亲朋好友陆续有人过世时更有感悟。短暂的旅程，我们该如何领略？

储贺军和滕征辉是我八十年代研究生的两位同学，一位毕业后和我一样在法律圈内自斟自酌，另一位则在金融领域饕餮大餐。令我意外并且自惭的是，这两位同窗无论沧海桑田，无论青丝鹤发，竟始终性情随心、笔墨随感。当一个人回忆过去，整理旧集时说明他已不年轻；同时，当一个人畅说心路历程，评论人生几何时说明他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充实地咀嚼和回味了生命的五谷杂粮。

顺着这笔墨，你可以回头追寻一个生命的脉动与轨迹，不求精彩，但求鲜活。追寻者可能是亲朋好友，可能是陌路闲人，也可能正是笔墨者自己。

是为序。

肖微

2013年5月23日

访谈纪实

时间：2013年5月22日

地点：北京建国门北大街8号20层

人物：储贺军滕征辉程扬

程扬（以下简称“程”）：怎么想起创作这一本书呢？

储贺军（以下简称“储”）——我原来经常在《君合人文》上发表文章，发表多了，就有了把他收集整理在一起的愿望，这本书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文人的“有病呻吟”。我希望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看到想到的事情表达出来，希望得到共鸣，同时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宣泄。通览我和老滕的文章，我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鸣的，都是真心的体会，心灵的感受。我们都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情节，还是想评论下除了自己“一亩三分地”之外的事情。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有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

滕征辉（以下简称“滕”）——我写这本书其实是个心情，一直在做经济行业，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换了很多单位，现在将近50岁了，会有很多感触，蓦然回首，想想功名利禄真的是我追求的吗？忽然感觉这些“全都不靠谱”，唯有诸如感情、生命、亲情这些才是真实的，换言之，也就是真善美才是靠谱的。所以才有了这本书的问世，里面谈了一些我对现今社会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观点。

程：你们有共同的学校生涯。有什么不一样的校园经历吗？

储——我是1984年入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时学校校舍没有建好，那时候学生们就都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我们和老滕都喜欢看球，当然了，当时中国足球踢得还有一定的观赏性，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混在了一起。我学的法律，他学的人口学，但后来都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共性上讲，我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但也不乏有互相批驳、争辩之处。我觉得自己思想在同龄人中一直算是逻辑性比较强的，不知道是跟我大三以前一直都是班长有关，还是跟我学习英语、法律出身有关，我觉得英语是一种很讲逻辑的语言，中国学生学习语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语法，语法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事情，也可能是因此增强了我性格的严谨方面吧。

滕——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从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大学，到后来阴错阳差地考上了研究生，似乎都有些冥冥之中天注定的意味。记得当时在社科院时，学生分成好些派，有学习派、跳舞派、踢球派等等，我和老储都属于好动型的，所以就属于踢球派。我那时候贪玩，特别喜欢踢球，也喜欢看球，那时候我们看球也分成帮派——马拉多纳派和普拉蒂尼派。在这点上我和老储就有了分歧，我是马拉多纳派的“粉丝儿”，而他则是普拉蒂尼派的“铁杆儿”。在这儿我特别要说一个我们共同踢球时的往事。那时候有一场球，我们84级组成的一队，对方是83级、85级、博士生和校职工组成的一个队，对方有一个踢球特别好的哥们儿，叫小耿，颠球可以2000个不落地儿的主儿，我和老储都是84级的，所以老储主动来找我制定策略。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小伙儿，就是那种每天不跑一万米睡不着觉的人，我就给这哥们儿支招说，你就盯紧小耿，他走哪你盯哪。结果中场休息时候，发现这一万米的哥们儿不见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答日：小耿去厕所了，我也得“盯”着啊！这哥们儿简直敬业到了极致，都有点魔怔了！结果那场比赛我们队大获全胜——2：0。自此，我们84级足球队开始变得“无敌手”起来，什么丽都饭店队、八九一工厂队、财科所队等等都被我们杀的片甲不留，酒仙桥这一带简直都不在话下，当时在那片儿都出尽了名。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老储渐渐的熟识起来，老储是足球队的领队兼“后勤部长”，兢兢业业，自掏腰包给我们买水买粮、商量战术、找女生当拉拉队，忙前忙后，任劳任怨。

程：毕业后都做了些什么？

滕——那时候我们毕业找工作不像现在，还是很容易的，国家的人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急需要有学历的年轻人，于是我就去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老储去了司法部。我从1984年毕业起，做了三四十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做过民企、国企，也做过外企。比如国康公司、华城集团、阿尔卡特等等。毕业后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就是要随着历史潮流走，比如90年代做证券，21世纪做上市公司和地产的话就比较容易成功，但是存在即合理，只要不违法，不要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触碰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各行各业都是会获得成功的。我们那时候的国企、民企、外企其实和现在的情况不大一样。现在是国企现在越来越受重视，其实在90年代正好相反，那时候国家鼓励大家下海、自主创业，现在是大家都想回到体制内，拿个铁饭碗。说到外企，其实国家对外企的政策真是太优厚了，好多领域民企不能做，甚至于国企也有行业分工不能轻易地“越界”，其实我认为国家的这种人为的设置门槛短期看也许是有好处的，但长期而言我觉得未必，因为外企来国内投资是为了盈利，当他们收益到一定程度后，他们拿回国的是真金白银，所以对我们的长远来看这其实是一个“负数”。社科院30周年校庆时候，我出面做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谈了我们的一些往事，我们学校最早毕业的一些学生，比如黄江南、朱嘉明，还有国资委办公厅主任张德林、君合的肖微、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等等，他们亲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其中有些人还深入到决策层内部，书中谈了他们如何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谋献策，如何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开放对国人思想的启迪和对社会的启蒙等。我这三年出版了十多本书，也算是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储——我毕业后一直做律师，先是在司法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工作，后来几个人一起创办了君合律师事务所，5年后，也是受外企热的影响，想换个环境看看，于是就去了通讯公司，后来去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期间都是做法律顾问，共做了12年，在北京、底特律、沈阳都待过，所以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各种形态我都比较了解。直到了2007年，我又回到了君合。总结这些年，我比较有感触的有两件事。一个就是办君合律师事务所，正如陈毅元帅说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之初，真的是困难重重，所幸的是，现在君合也算是比较具有规模了，也有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另外一个就是在通用汽车的十几年，给我的感触也是比较多的。我们都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但是一旦去了美国，就要适应那边的生活和文化。一般中国人了解美国，都是通过留学、打工等等，但是真正能理解美国文化的方式，我认为是应该去那些大型的、有代表意义的企业，比如我比较熟悉的通用公司等等。1950年代初期，通用汽车总裁查理·威尔森曾自豪地宣称，“凡是对通用有利的，都对美国有利。”由此可见通用公司在美国的象征和代表意义。通过我在通用公司的经历，我觉得当前我们国人对美国文化的某种崇拜是比较盲目的，这种崇拜是对美国文化的片面误读，其实美国文化其本身是有弱点的。我有一个愿望就是等我退休后写个话剧，名叫《辜鸿铭》。辜鸿铭是我国古代一个留学归来而且外语很好的人，但是他回国后，就一头扎进我国的经史子集这些传统的文化中，因为他留学回来后，觉得中国的这些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那时候还有一个社会的主流代表——胡适之，他留学回来主张的是要全盘西化。虽然在当时辜鸿铭所代表的思想并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但他们两个的争辩却几乎无处不在。在一定程度上，我跟辜鸿铭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如果写话剧，一定会把这两个人好好描述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程：学生生涯对于你们以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

滕——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物资比较匮乏，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我一直认为，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精神解放、又赶上正规教育的时代，8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时代，从国家领导人到学术圈，氛围都是很宽松的一个时期，比如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刘国光、严家其老师等等都是大学问家，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非常平易近人，跟我们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那批人接受的都是最优秀老师的教育。因此从社科院出来后，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比较踏实，做事业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的还几乎都是“为国为民”、“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想法，对个人利益的得失似乎想的并没有那么多，更不用说想通过什么歪门邪道去“发家致富”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现在应该有110位左右的现职的省部级干部，差不多都是不拉帮结派的学者型领导，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那就更不胜枚举了。在这些人的成就中我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讲，我投资过四家“中”字头的媒体、也投资过中国歌曲总评榜。在个人奋斗和追求过程中我也会心存疑问：这事对吗？人生的追求到底应该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现实中的人和事？我终于想得有点眉目应该是在2000年4月在广济寺皈依佛教后，我现在觉得人生是轮回，人的身体、精神、情绪并不代表一切。自救救人才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乐善好施，多为别人着想，尽量不要麻烦别人。

储——我总共在校时间是25年，也就是花了1／4世纪的时间，读了4个学位，当然其中有6年是在职。总体而言，我上的学校都是应用性比较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在我上过的所有学校中，我觉得社科院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是当时正值22～25岁这个年龄段，有了一些基础，也有了一些批判性，这时是最佳的学习年龄。其实，这也是美国法学院为什么要求学生上完本科再上法学院的原因。二是社科院的氛围特别好，有全国顶尖的导师，还有像老滕这样的同学。我觉得社科院的学风是不错的，从来注重理论修养，培养学生的能力，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里，你可以听到清谈，但是，清谈也无不与社会现象丝丝人扣。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学生生涯打下的基础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面对社会问题。

程：有哪些人生感悟？

储——人年轻的时候要学会把一本书越读越薄，年纪大的时候就要学会把一本书越读越厚。从我自身经历而言，我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和年轻时候已经有了些不同，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哈尔滨的塔桥事件，大家普遍的舆论第一是腐败，拿了回扣大桥修的质量不合格；第二是政府官员官官相护，硬说是桥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首先有没有腐败我不了解细节，所以姑且不做定论，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四车同时超重，又同时在一块桥板上把桥压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在批评政府行为的同时，也要对超重、超载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交通安全最大的一个杀手，同时这种行为是在掠夺性地使用其他纳税人的资源。在美国，对于超重、超载问题的处罚是非常严苛的。在中国，改装车量进行超重、超载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在有些运输公司，他们就直接表明，运输成本逐渐增加是现实，不超载、不超重就没有办法再去干运输了，正因为恰恰在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行为进行严厉制裁。所以我们在关注交通腐败问题的同时，也应该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的产生和如何处理。再比如说规则制定的理念问题，如“鞭炮禁燃”、“治理酒驾”这些问题，相关规则的制定确实是收到了不错的正面效应。但是对于“处罚闯黄灯行为”这一规则的制定，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黄灯的意义等同于红灯，那么黄灯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可能会更加合理一些，美国规定黄灯的意义是“驾驶员进行判断的时间”，这就比较人性化。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十年中国在交通方面的建设是令世界瞠目的，比如高速路网络用了二十年建设得很好，中国的高铁建设也是举世瞩目，还有中国机场的建设等等。所以对于中国未来交通方面的建设，总体而言我还是很看好的。

滕——现在我们已经年过半百，回头看看我们的经历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我就谈谈对专业的看法。我学的是宏观经济学，专业是政府政策、公共管理的研究方向，我认为政府应该要做服务型政府，而不能做投资型政府，其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当前应该把发展的速度降下来，把求速度变成求结构，把求数量变成求质量，在法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视道德的建设。

储——确实，道德是规范人行为的根本。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来讲，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时候都是以道德为社会稳定的核心，举个例子，就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商标其实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在古代，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是靠道德。我很崇拜亚当·斯密，因为在他的《国富论》中，能够用极其平易的语言讲明白了经济学是什么。但读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后，我认为这本书中对道德的表述不如儒学、老子、庄子谈的深人、彻底。我觉得应该在道德体系建立完善的基础上，再辅之以法律，中国社会将会度过自己的难关。

滕——我觉得道德问题，含义在中西方差不多。道德本身受两方面约束，一个是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宗法社会，另一个是宗教，中国社会的回归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人要有所惧，第二要建立家庭的观念，就像陈道明说的：“北京的男人都回家吃饭，社会问题都会消失。”这是一句很有寓意也很现实的玩笑话。

储——我觉得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约束力，但是道德也不能太过，过了会使人迂腐，有个小故事，有个宰相，在家办公时候用朝廷发的蜡烛，当他办完公做自己的私事时熄灭了朝廷发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来照亮，这就是过于用“道德”来约束自己，反而成了一种迂腐的形式主义典范。-。程：这么多不靠谱的事情。那什么最靠谱？

储——这么多年总结下来，我觉得世界上最靠谱的就是家庭。我现在就是下班回家当“宅男”，我现在的生活特别规律，早六点起床，六点半出门，七点开始工作，下午四点回家，晚上十一点休息，我生活这么规律，就是想多见见我的女儿们，因为我觉得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幸福的时光，也是我觉得最真实最靠谱的时光，比如晚上的九点一刻的“阿军煮奶”时光，其实就是我两个女儿叫我帮她们煮牛奶，那一刻很普通，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事儿靠谱吗？以后过十年、二十年之后，我的两个姑娘都长大成人了，她们有了自己的圈子和朋友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围着父母转了，那么我现在的这种“幸福感”就变成了不靠谱的事情了。所以现在“靠谱”与“不靠谱”我觉得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绝对地孤立和割裂，当然我说的这些是从感觉的角度，在客观事情上，靠谱、不靠谱还是有原则性区别的。

滕——我们现在已经年近半百，虽说算不上什么成功，但是很知足。曾经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我们的终极理想，但是时至今日，金钱、声望、权利真的靠谱吗？真的是我们应该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吗？肯定有人说“什么啊，这些全都不靠谱！”确实，因为拥有的同时就是意味着在失去，比如当你有了金钱，那不叫拥有，那只是一个符号，当你花掉它的时候那才叫拥有，但是与此同时，你已经失去了它。听起来也许很矛盾，但细想想事情不都是如此吗，所以对于靠谱或者不靠谱而言，我更愿意从生命的本源来看，每个人都是能成佛、都是有佛性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攒正能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这才是最靠谱的人生。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积极地发展自己，尤其不要被眼前的一些诸如就业、生活的困难所困扰、愁云惨淡，还是要跳出来看，生命有那么多层次，要有更高的眼界和追求，这才是最靠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