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这本《休谟(精)》(作者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是该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这本《休谟(精)》(作者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是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休谟(精)》包括了奠定哲学大师地位的观念论；关于物质世界与自我的信念；虚构与休谟的怀疑主义；情感、同情心以及自然之善等内容。

序

1 奠定哲学大师地位的观念论

探索观念的一生

观念论

2 因果关系与信念

因果关系

信念

经验主义与怀疑主义

3 关于物质世界与自我的信念

我们为什么相信对象存在?

我们是如何获得自我观念的?

虚构与休谟的怀疑主义

4 情感心理学

情感的分类

间接情感

直接情感

动机理论

自由与必然

5 道德实践

道德区分并非唯由理性做出

情感、同情心以及自然之善

正义, 或人为之善

6 宗教信念

奇迹

上帝的存在及其本质

来世如何呢?

参考书目

《英国史》的其他几卷出版以后，社会反响也是毁誉参半。但是，休谟已经懂得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浮躁的批评：置之不理。他的研究工作终于为他赢得经济上的回报。没出十年，《英国史》已经变得遐迩闻名。50岁时，他决定留在苏格兰从事文学和哲学研究。但是，在1763年，他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直到1766年，陪伴英国大使，休谟处处受到热情款待。此间，他爱上了博乐夫人，一个有夫之妇。她爱恋的却不是大卫，而是一位王子。但休谟一直对她痴情不改。甚至在他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写给她一篇简短的悼词，对她热爱的孔德王子的逝世表示慰唁。

大约在1755年，休谟写成“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死”两篇文章。它们和其他三篇文章一起，共同组成一本名为《五篇论文》的文集出版发行。这部文集先行印制的几本，在有影响力的读者那里引起消极反响。于是，休谟和他的出版商决定，从已经印制的文集中删去上述两篇文章，取而代之的是一篇题为“论趣味的标准”的文章。后来，这部文集以《四篇论文》为题，于1757年出版。该文集辑录了“自然宗教史”一文，追溯宗教信仰的心理起源。被删去的两篇文章以匿名的方式用法语在1770年秘密出版。休谟去世后又于1777年用英语出版。

休谟打算闭门谢客，潜心写作。但是，他的计划又一次被一个简直无法拒绝的委任打断了。1767年，休谟应邀赴伦敦任副国务卿。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十分惬意的职位，因为他同情北美殖民地。他写道：“原则上我是美国人。希望他们获得自治，不管这种自治的结果是好或是坏，只要他们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就任其自主。”直到1769年，他才卸任，回到爱丁堡。他在爱丁堡的圣安德鲁斯广场盖了一座房子。美国人本·富兰克林就是光临这所房子最早的客人之一。

晚年生活与身后的论争

大约从1772年开始，休谟的健康逐步恶化。他十分关心自己去世以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问题。20年前，他就写成了这本书。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修改这部著作。休谟求助于他的好友——《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请他在自己去世之后，一定促成该书的出版。鉴于该书的“煽动性”，即主张宗教信仰毫无理性依据，斯密犹豫了。休谟担心，他的著作可能无法问世，于是决定送几册副本给他的一位出版商，以及他的侄子大卫。

休谟很可能死于癌症。1776年7月4日，休谟举行晚宴，与朋友们告别。碰巧也是在这一天，美国《独立宣言》在费城签署。休谟的传记作家说，和他的大多数朋友不同，在即将告别人世的前几天，这个消息如能传到爱丁堡，他一定会欢欣鼓舞。休谟却安之若素，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说，一想到不久于人世与想到他根本不存在都一样令人沮丧，但两者之间并无区别。1776年8月25日，休谟与世长辞。

即使死后，大卫-休谟也让认识他的人和普通百姓惊愕不已。很可能是内疚于《对话录》出版问题上的暖昧态度，亚当·斯密撰文纪念休谟。1777年，苏格兰的一家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休谟的简短自传《我的一生》。斯密遭到虔诚信徒的严厉申斥，休谟对上帝和死亡的公然蔑视使他们怒不可遏。詹姆斯·博斯韦尔，这位曾与休谟讨论来世生活的信徒，一直对他们的谈话耿耿于怀。在为休谟举行葬礼的那一天，他亲临墓地，先是朝挖好的墓穴瞥了几眼，然后躲到一堵墙的后面，徘徊良久。他对休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直到1784年，他梦想着弄到休谟的日记。博斯韦尔的激愤情绪终于在他梦想的“发现”中获得抚慰。这一“发现”表明，休谟在内心深处是信奉宗教的，是虔诚的。P8-14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隔阂，中华书局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为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Wadswonh 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入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中华书局在这套丛书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需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理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改名为“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中华书局一向以出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享誉海内外，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具有融会中西思想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明要略、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45册分两辑出版后，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人门书籍”；“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人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人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80、90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繁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欣闻中华书局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并改名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2013年10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