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大、复旦、武大等校30名师联名推荐，哲学专业学生、文科大学生及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一本书读通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何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苏珊·李·安德森专著的《密尔（精）》首先简要介绍了密尔的生平经历，以让读者了解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然后则选择性地着重阐述了密尔关于“功利主义”、“自由”等的思想，同时还介绍了对密尔产生巨大影响的杰里米?边沁的相关理论。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密尔的富有启发性和包蕴性的思想。

苏珊·李·安德森专著的《密尔（精）》首先系统介绍了密尔的生平，并以此为线索介绍密尔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密尔（精）》以密尔的三部最重要、最著名的著作《密尔自传》、《功利主义》和《论自由》为主要的探讨对象，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来论述密尔的思想。在每一章节后有思考题，可以帮助读者回顾每章内容，激发读者思考和进一步阅读，适合高中、大学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序

1 密尔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

2 杰里米·边沁的“快乐主义演算”

3 功利主义

4 论自由

5 最终评价

参考书目

功利主义

在《功利主义》一书的“绪论”中，密尔描述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将……试图在对功利主义和幸福理论的了解与赞赏，以及这一学说可以得到的证明等方面做一点贡献。

他接下来根据边沁的理论补充说：

这种证明不是平常或通俗意义上所谓的证明，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直接证明所能够导出的。

密尔继续指出，效用的原则“在道德学说的形成上曾经起到过很大作用，甚至那些极端轻蔑地否认功利理论权威的人也不例外”。他认为，有些人强烈地否认这一理论是因为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它。

在转向为功利主义作解释和辩护之前，密尔给出了两项指导我们发展出一套伦理学说的原则。他指出，首先：

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因此人们总是很自然地设想，行为的规则必然要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中获取自身所有的性质与色彩。

这项原则揭示了密尔对采用目的论式的伦理学说——即，判断一种行为对与错的基础是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偏爱，尽管他对此没有完全接受。另一方面，大多数事功伦理学家可能会同意他的第二项原则：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法则，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或者，如果存在着几个原则或法则，它们之间应该有确定的先后次序；并且，这一原则，或者这个在各个原理彼此冲突时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应该是不证自明的。

在陈述完上述两条原则之后，密尔开始在第二章中转而对“功利主义是什么”这一课题进行描述。像边沁那样，密尔接受了用快乐主义规定一切行为的“结果”是否正当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

基于这种道德理论的人生观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是承认只有快乐，同时避免痛苦，因为结果是唯一可欲的事物；而且一切可欲的事物之所以可欲，或者是因为它本身固有快乐，或者是因为它是某种增进快乐并避免痛苦的手段。

现在密尔能够得出一项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是以接受快乐主义为基础的。他给出的功利主义的定义和边沁所定义的一样含糊：

承认以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或者说，最大的幸福原则，主张行为的正确与它所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关系；行为的错误与它所产生不幸的倾向成比例关系。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则是指痛苦和快乐的丧失。

然而，当密尔考虑到回应七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多细节的批评时，他的功利主义原则变得更加清晰了。

密尔考虑到的第一种批评是，可能有人会挑剔作为理论基础的快乐主义的毛病：他们把设想人生（按照他们的说法）除了快乐没有更高的目的——没有更好的更高贵的可欲可求的东西——这样一种学说认为是全然卑鄙并堕落的学说，认为它只配给猪作主义。

密尔对这个异议的回应不仅是针对这些批评的答复，而且也是对边沁版本快乐功利主义的狭窄的反思：

人有比动物的兽欲更高尚的能力，倘若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会把任何不包含满足这些能力的事情视为幸福。……功利主义原则与这样一种事实是十分符合的，即承认某种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快乐更有价值。我们在衡量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的时候，都把质与量二者结合起来评估，而偏偏估价快乐时只依据量这一项指标，这样就未免荒谬了。

不同于边沁和其他那些以数量为基础测定心智快乐超过肉体快乐的功利主义者——他们举例说，心智快乐更能持久——密尔确信一些快乐在品质上优于其他快乐。在回应是什么使一种快乐在品质上优先这一问题时，密尔答复说：

如果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对于两种快乐都有经验的人，在两种快乐之中，断然偏好其中一种，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可欲的。如果两种快乐中有一种，被充分了解这二者的人们置于另外一种之上，并且即使明知道它附带着更大的不满足，他们还是偏好它，认为它远胜于其他。……如此，我们便有正当的理由承认这种受偏好的娱乐在品质上是优越的。

在这段之后,密尔写下了他那句简短而著名的言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

密尔写道，有很多人曾经能够欣赏更高层次的快乐，只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他们才失去了这种能力：

产生比较高尚的情感能力的人如同一棵十分脆弱的植物，它不仅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摧残，并且容易由于缺乏生存养料而逐渐枯死。而且，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地位所要求他们执行的事务，以及与这种事务相适应的社会对他们经常运用那种较高的能力产生不利，那么，这种能力可能会很快消失。

这些人可能会由于自身沉浸于肉欲的快乐而死去，因为他们是“唯一不能够再娱乐的人群”。但是，密尔仍然坚持那些有能力同等鉴赏和享受两种快乐的人宁愿选择心智快乐而不是肉欲快乐；并且，生活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避免痛苦，尽可能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快乐”。因此，社会有责任通过教育，来培育人类的“高级才能”。

P36-38

总序

赵敦华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小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隔阂，中华书局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为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wadswonh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人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中华书局在这套丛书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需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理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改名为“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中华书局一向以出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享誉海内外，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具有融会中西思想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明要略、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45册分两辑出版后，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人门书籍”；“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入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80、90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繁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欣闻中华书局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并改名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2013年10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